我們總是逃向更好的地獄。我們在巨大的災難前慶幸看到自己埋伏許久的良心。我們在偉大的死人們低下頭，原諒自己忘記追緝兇手成為共犯。2004年們去世的人們墳前揚滿燒灰的贖罪卷：我們選擇做做網路貼紙連結，談論切格瓦拉的電影與小說，看看地震紀錄片，我們選擇號召捐款，blog everything and do nothing，個人心得上綱成全民新聞，我們選擇實際的和網路上的社交活動。
從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開始，世界便開始傾斜，所有的人都面臨選擇，而這個選擇比倫理的個人，譬如說，選擇反猶與猶太建國主義，反恐與恐怖主義還來得複雜。或者該說，如果如此簡單就好了，順著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意識形態，思考是多餘的，選擇了一個地獄，就會變成自居的天堂。從南亞大海嘯之後，世界變得更傾斜了，兇手們變成大方的慈善家，東南亞海灘從帝國主義的東方想像變成南亞經濟全球化的鍍金渠道，貧富差距在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上起了五十年難以跨越的城牆。
然後我們聽到蕞爾小島的外交部次長說：呼籲海珊趕緊自首，我們聽到我們的行政官員說：我們的捐款名列世界前茅，可是他們不讓我們開會。我們讓土增稅永遠減免，我們持續關廠，我們持續私有化空間、國族化公共選擇、血統化是非對錯。我們買辦外勞而台灣被別人買辦。我們持續在電視上分作藍綠陣營心理治療的陪審團，聽著重複的胡說八道。我們一邊倡議媒體公共化一邊莫不吭聲看著電視經理全面政治選派。我們習慣咒罵主流新聞然後每天慌著進食之。
以至於，悼念死人之必要，是因為，還好我們不在那裡。我們在一個自以為較好的地獄中。（破報復刊第347期，編輯室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