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是香港朋友小西邀的稿子，放在香港獨立媒體為明報策劃的一系列的文章中。倉促完成，不過也紀錄了我對台灣媒體發展的一個歷史看法）
--阿野按：早幾天沈旭暉的剖白文章，不妨與今天黃孫權為香港讀者帶來的戰鬥文章對讀。熱情是首要條件，教條更要嚴正拒絕，但緊接的，便要直面媒體那老掉牙的「平台」觀，究竟有甚麼社會歷史的上下文；與及「平台」的開放性本身又會帶來甚麼社會和文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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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影響當今台灣社會之文化認同與選擇的，不是八○年代的台灣新電影，不是八○年代作為亞洲流行音樂中心，也非八○年代末開始的世界高科技加工基地，而是媒體市場化的後果。
後威權時代的媒體生態
台灣自一九八七年報禁解除後，正如其他威權時代的產物一樣，兩大報《中國時報》與《聯合報》開始失去他們壟斷的地位，雖然《自由時報》晚在一九九六年才開始加入競逐，但在報禁解除後的幾年中，台灣呈現了有史以來最令人稱羨的新聞專業與活力。《台灣立報》率先取得台灣民間辦報的首張執照，開始了台灣小型報的歷史；《自立早報》《自立晚報》、一年餘生命的《首都早報》則將台灣媒體從一個侍從主義帶往民主倡議與評論時政的雛型。當時地底的政論刊物逐漸浮上面，解嚴之前的《美麗島》、《南方》、《大學論壇》的自由民主風潮被商業運作的《新新聞》所繼承；大學校園刊物積極參與社會運動與民主議題，《宣統報》、《大學新聞》、《甜蜜蜜》、《東海大度山》都成為一時之選，並從政治議題岔出藝術文學的熱情；《人間》雜誌將紀錄文學變成社會批判的工具；有線電視一口氣引進了近百台的頻道，從A 片、電影頻道到音樂台。繁花異葉政治批評與商業信息成為餵養大眾民主與共識的主要養分。這是「後蔣經國年代」，狂飆的八○年代。
此一後威權時代的媒體生態，學運分子是其核心，主張開放先行，異議即進步，帶領了台灣走向九○年代的媒體高峰，大開島國眼界。但誠如台灣工人運動前輩鄭村祺的看法：學運分子是台灣資本階級的接班人。年輕作家、新政治人物、新聞記者、藝術家、教員形成了台灣社會的「新階級」，取代了傳統知識分子的角色，他們與各式媒體親近著，將自身妝彩成社會意識與文化議題的導引者。九○年代初地下電台、網際網路的發達，若繼承八○年代的豐沛能量，原本應可接枝上另類的人民媒體想像，可惜，在渴望資訊年代，我們認定媒體開放是個機會，而不是惡魔的禮物，在沒什麼準備與驚覺下，特別是在政治改革已告階段性成功，社會運動的力量不再僅僅透過政論性刊物傳達之後，新階級與資本家巧妙的收拾成果，將人民真實的反抗變成異議的風格，快速的侵吞市場，且受益於戒嚴的結果——政府等於公共、公家，等於不好等於集權，而市場還有起碼的「公眾」意含來取得擴張的正當性。當時，台灣社會鼓吹的是「三台民營化」而非「公共化」。
媒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一直到了報禁解除的十一年後，公共電視台於一九九八年創設，才讓我們重新想起政府「左手」的義務與能力，可惜這左手廢了拳，失去了練武的政治環境。別說公共化了，連民營化也徹底失敗，執政之後的民進黨仍玩著之前的舊把戲，華視台視都是親信掌權，中視為國民黨所有，民視由親民進黨政府的資本控制。解嚴了半天，政府政黨掌握四家無線電台、兩份報紙(《中央日報》與《台灣日報》)，而有線電視、報紙都在資本家的手裏。
如今，台灣的媒體陷入一種自我生產的窘境：記者比新聞多。此種速度政治學產生的新聞專業是：SNG車的數量、獨家畫面、偷拍照片、記者天花般講稿，以應付重播再重播的24小時新聞畫面。
新聞娛樂化，娛樂新聞化，公共論述由現場政論性call in節目取代。法國知名的社會學家布赫迪爾口中喊出的「讓媒體成為民主公器，而非形象符號的壓迫手段」，恰好就是台灣媒體現狀相反的鏡射。
這一獨特的歷史，使得媒體在形塑文化認同上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傳統媒體已難取得社會共識，統獨之分在新聞事實之前；另一方面，卻積極滿足特定政治癖好使用者的需求，強加其信念。媒體已經變成我們進入社會與政治存有的裁判，除了媒體所存在的世界之外，沒有其他世界。在新聞運作的機制下，在學術奧秘與新聞風尚無人問津之地，新的文化形式以掩飾並且指稱、強迫性獨家、戲劇性的要求、排行榜世界、收視率鬥爭，定位了我們參與世界的與否的關鍵。媒體與新階級結合，直接跳過一般大眾，定義新聞與我們的認同的世界。
我們最不樂見的合謀於焉產生，新聞工作者取代了社會學家與哲學家的角色，導致目前整個社會就好像一場由李濤主持的全民開講，李濤用無聊白癡但卻深具權威 的方式(謝謝您，對不起，您的時間只剩下5 秒，聽眾可能聽不懂您的意思等等) 掌控了主講者(那些私底相好表面對立，而且商妥了一套出席原則，以便在全台灣每天五六個callin 節目輪流演出)與觀眾 (自以為民主參與與自主表達，其實結巴 的時間比能講的話多得多)。而電視媒體就是這個社會的主持人。
一個只存在 VIP的世界
自此，台灣一直要面對八○年代遺留下來的兩個難題，其一是所謂的媒體改造，源於學術界或出身傳播專業但非在職場中人的善意教誨，其多囿於圈內改造而幾乎少談草根媒體的壯景，特別是從全球獨立媒體中心 ( indymedia. org )以降的行動——報道者的結合示範，或是部落格 (blog )展現的機靈串連的影響力，這不僅是要求客觀、公平的新聞專業，更是要求「為人民說話」與「透明性」的專業。
其二是，公共性猥瑣在政府的褲襠裏，要找出一種消毒卻又無害的手段甚難，台灣的公共電視財源全靠政府挹注，靠著靈活的董事會操盤，基金孳息與少數的自籌款維持，用的是老百姓的錢，卻要卑躬屈膝的討好立委。
無論如何，再公共化的關鍵在於，新階級們，那些藝術家、作家、知識分子和記者與傳播工具壟斷佔有者之間的關係，我們應使積極從事公開研究的最普遍成果成為可能，這是「媒體識讀」的重要，另一方面，也盡可能讓不同的人進入圈子的實際條件普遍化，這是重申媒體公共權，也就是每個人接近媒體的權力，歷經二十年，主流的商業媒體的成功也決定新一代的選擇的志業。台灣傳播學院的畢業生，畢業後最想進入的媒體是TVBS、東森、年代，或《天下雜誌》，東森甚至出高額獎學金給大學裏頭傳播學院的學生，用高價值的建教合作來換取新一代的優秀分子作為其產業後備軍，這是新一代文化代理人的選擇，而這些代理人的老師是當初的媒體改造先鋒，或是學運世代新階級的學生，都是在特殊年代缺乏公共媒體視野的結果。
這常讓我想到，在台灣公共電視成立的 前一年，墨西哥反抗軍查巴司特( Zap-atista)的領導馬可仕(Marcos )在一九九七年的一場稱為「媒體與民主」會議的錄影帶中，他激昂聲明影響了後來反全球化運動最重要的獨立媒體創辦者們。他說：「當代新聞的世界是一個只存在 VIP的世界，只有非常重要的人，他們的日常生活才是重要的，結婚、離婚或吃飯時，可能穿什麼衣服和脫下什麼？這些都是電影明星和政治人物。但市井小民出現在新聞的時候要嘛就是他們殺了人，要嘛就是當他們死了。」而現在，情形一點也沒改變，除了在八○年代我們曾經看過一絲絲火花之外，也許還變得更糟。
公共化媒體不等於民營，而媒體環境也不能單靠媒體企業自省，以新血取代，防止公務員化而有救，甚至也不是關機運動。八○年代若真的有些美好的回憶，那是當我們第一次聽到、看到島國之外的人如何關注世界的方式，如何表達自己，我們聽到美麗的聲音，看到動容的電影，知道我們與世界的關係。大開眼界給了我們無窮的選擇。我們現在更應該問一個總是忘了的問題，到底媒體是大開了誰的眼界？在看似無窮的選擇下，我們需要哪一種可以接近的選擇？
《明報》
20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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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37357&group_id=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