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龐客的哲學-不只是噪音 作者：克雷格歐哈拉 張釗維 吳家臻譯 馬克巴亞德、黃孫權、鐘永豐導讀 出版：商周
I get knocked down
But I get up again
You’re never going to keep me down
Pissing the night away
Pissing the night away
—– Chumbawamba, Tubthumping
自從1998年法國的世足賽收錄了恰巴王八（Chumbawamba） 的 〈Tubthumping〉為其主題歌曲後，該曲幾乎變成歡樂迪斯可的國歌，流行排行榜的霸主，一直延續到2004歐洲足球錦標賽為止，而恰巴王八也被認為是新興的舞曲團體。
很少人知道恰巴王八 是個不折不扣的無政府主義龐客。不僅如此，還是個激烈的反戰團體，對那些與唱片公司簽約賺錢的龐客樂團嗤之以鼻。在1997年與EMI簽約發行了著名的《Tubthumper》專輯之後，變成了自己以前嘲笑的對象之一。這是普遍化了的龐客結局？批判、憤怒之聲變成資本主義另翼風味的前沿，就像重複了幾百遍的獨立唱片與另類樂團的爛故事一樣，了無新意？
那或許，你會有興趣知道現在恰巴王八的官方網站首頁上賣著什麼貨？一個在布希頭像下寫著Terrorist的T恤。仔細翻翻資料，你會看到這首借著世足賽走紅的歌曲有各種不同的版本，法語版，鄉村歌曲版，甚至還有一個嘲笑柯林頓性醜聞事件的版本〈我擦掉它〉（I WIP IT OUT)。你還會看到一大堆免費下載的影片，歌曲與連結，多半是無政府主義與各式抗議文件的。在大型的抗議場合，諸如「Rock against Racism」演場會，反戰、反布希的行動裡，你都可以看到恰巴王八的身影。
1997年，當此書譯者釗維將稿子首次給破報刊登時，我很訝異在龐克的場景中，還有人存活。我以為，歷經將近二十年的發展，龐客與其文化已經是古董，頂多在文化研究的論文裡翻翻屍臭換換點數而已。但還真有人，真誠的從自身的觀察與無數的同仁誌中為其最無須辯駁之處而辯駁，努力證明龐客是什麼。那時台灣雖然有不少人都熟悉自性手槍（Sex Pistol）已降的樂團，將他們的海報與切格瓦拉並置的貼在牆上，穿上有無政府主義字樣或者The Clash的T恤，將Paul Simonon摔吉他的影像塞滿胸膛，然而勉強有點龐客精神與類似音樂風格的，只有濁水溪而已
現今，此書不但在國外再版，也在台灣成書，現在島國樂團擁塞，也有以「無政府」為名的樂團，也許到這時候，認識龐客哲學反而是件重要的事情。在音樂的領域裡有太多例子，都是從喜歡聲響開始，而後才慢慢認識到背後的社會脈絡與哲學，只是我們在龐客的路上腳程特慢，可能有太多儀式可以模仿，而無政府主義非愛台灣之需。另外一個理由則是，這世界仍持續用各種不同的形式參與龐客文化，從70年代末到新世紀未曾間斷，從音樂藝術一直到政治領域。那些疑問，人們一次一次受到那些憤怒聲音而有的疑問：真的該如此？只能是如此嗎？在全球化的當下更為真確與宏亮。
龐客搖滾幾乎從一開始就被世人注目，它擺明了是對正常社會發出警告，打破所有規則，巴不得自己成為全民公敵。在流行服飾高手包裝下的性手槍，是第一個因為不斷解約而賺進大把鈔票的史上第一團，其《God Save the Queen》則是一張「從未聽聞」但估計賣出二十五萬張的史上最暢銷被禁唱片。他們的音樂演出詆毀英女王，電視訪問時的髒話破壞了英國性（Englishness）的高貴，而所有這些標誌了新的次文化，英國後繼者更將酒吧搖滾變成龐客搖滾，將儀式性的抵抗變成政治與對常規社會的反叛。說龐客興起是因為英國經濟蕭條，對「體育館搖滾」精緻高價的演出之不滿，勞工階級年輕人憤怒之聲，藝術學院學生的精彩戲劇，都對。更重要的，雖然被記憶的叛逆形象並不長，但社會被驚嚇過的恐懼與被動員之青年卻一樣的多，啟發了之後如grunge、 hardcore等音樂類型， 三個合弦的道理也奠基了電音開始的正當性。從美國到英國，從英國到世界，人們在不同的文化與政治背景下開始他們的龐客之途。在與不同領域接枝衍異的過程中，它不但發展了自己的次文化，帶動了自己的專屬次文化工業，如刺青、服裝配件、吉他樂器改造、同仁誌、舞台燈光工作，以及無數的party promoter與組織者，也與其他的基進思潮一起走入DIY與直接行動的新紀元。
歷史音樂論者，會從美國的車庫搖滾與紐約娃娃（New York Doll）的源起講到英國的龐客場景，一直到90年代電子音樂變成夜店流行風潮之前，自己幹場景醞釀出的音樂風格；藝術理論者則會從達達主義，國際情境主義宣言談到暴女（riot grrrl）與游擊女孩，甚或Guy Debord等後現代寫手的拼貼實驗之作；行動論者則會樂於揭露龐克自己幹傳統與直接行動主義如何在佔屋運動上發揚光大，掀起同仁誌風潮，在90年代轉換成raver們佔據空間的行動哲學，在搗蛋（monkey wrench）技術上日益精進，甚或在1999年反全球化運動與其他的基進環保運動上創造認同性的抵抗。
總之，音樂的龐客與社會意義的龐客成了資本主義（正常）社會的另外一種選擇。這也是此書的作者苦心積慮要外人與自稱龐客者重新認識龐客文化的原因。他替我們瀏覽了應如是的姿態與想法，讓人逼視龐客作為一種公害(folk devils)當如是的精神。作者仔細切分了光頭族與龐客的關係，努力從同仁誌重建其場景，將無政府主義仔細闡述，將性別議題、環境主義與深度生態學，自己幹的文化特質作為龐客哲學的活水。
的確，有人說這本書太愛「正名」了，明白的揭示了龐客應如是的大道理。我倒覺得此種帶領對台灣特別重要，我們與作者責罵不唸書的龐客很像，覺得音樂與政治無關，音樂與行動無關，「無政府樂團」不需要是無政府主義的。
也許龐客有兩種力量，一種是檯面上作為音樂動人力量，「我曾被擊倒/我終究會站起/你無法讓我永遠倒地不起」，我們在基進迪斯可的節奏中修整我們的氣力；另一種，在我們的行動與實踐中，同樣的歌詞一樣適用，只是，我們必須將我們的眼光從已經摔壞近二十年的吉他印象中離開，從世足賽的主題曲中離開， 帶著此書一起出發，環視當下，在長夜過後開始找尋下一個「破壞」和「重建」的目標。龐客哲學也許否定，但從不虛無，是實在論者（ realist）的。(04/17/2005 – 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