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提議是，揭露在刮除重寫（palimpsest）的複雜都市紋裡中，敉平叛亂（counter- insurgences）的歷史。揭露此文本的存在，展示它們，是逼進我們生存空間如何產生的一種方式。
有人說的好，權力的話語就是「城市」，一語道出城市的本質。密集人口之地，需要一套精密的建築技術、複雜的都市規劃算計以及有效率的行政系統，將隨意的人類活動收納到可以管理監控的空間中，便於資本（政權、霸權）的生產與再生產。那麼，城市最終與最迫切的要求就是敉平叛亂，消除市民的「不合作」，一如帝國殖民者的正規軍統治「他者」般，要彌平反抗軍以及起義的農民，準備一個能夠支持其發生的空間生產。
讓我們大膽的將城市治理的任務當作殖民者的任務，事實上也相差不遠，目的都在統治空間，游擊隊的奮戰爭取民族自主，市民「不合作」的遊行示威爭取空間自主。如果反殖民的歷史要從起義的農民或游擊隊身上開始，同樣的，市民起義（insurgences）就是公共空間歷史的開始。
在台灣，我們必須透過更幽微的線索來重構此一過程，透過追蹤那些城市政權制度與政策的努力來彰顯「叛亂」的證據，抵抗(resistance) 要透過「鎮壓」來找尋，這可以讓隱而不顯的敘事再現。
十年前，在某種政治保障的本土化過程裡，李登輝的「生命共同體」成就了一種執政倫理來回應城鄉差距日益擴大與快速都市化後的疏離，由上而下的「社區總體營造」透過進步學者與文建會的大力支持，成為全國性的制度性力量，地方地景與「全人」文化教育以空間目的論（theology）的方式綑綁起來，社區總體營造不僅是空間的營造，也是文化、教育、人格、地方風格與地方產品的塑造，也是撥除無政府以及共產主義之社區主義（communalism）的激進成分，重新發明/發現保守與傳統價值的空間文藝復興謀略。市民參與、社區規劃、民眾參與設計就像是進步建築師們教戰手冊的法寶，在1989年後台灣房地產崩盤的另類選擇。
幾乎就在政策黑紙白字被寫下的同時，在李登輝的手上，1994年四月，國民黨中央黨部舊大樓擬拆掉原是紅十字會古蹟蓋新大樓，此舉無疑宣告了「生命共同體」的虛妄。空間改造並不涉及真正的權力分配，比現有的民主代議制更沒有保障，拿到預算與規劃權的建築師與居民只是商議被分配的結果而已，更多的時候，代理人（提議規劃團隊）決定了哪些地方可以獲得補助，沒有地方史的，沒有權力/資本的代理人，被排淨。「社區總體營造」與「城鄉新風貌」只是平定台灣內需房地產市場瓦解與快速都市化的亂子，平定地方政治分贓可能的亂子，減緩快速出走的破落農村所剩無幾的人口繼續外移，弭平城鄉差距下的空間失衡，回鄉誘因與保守價值之復甦被論說成進步取向，比之巴西左派總統魯拉以愉港（Porto Alegre）為根據地所推展的「參與預算」成就遠遠不及。
1997年三月在宜蘭舉辦的「全國社區總體營造博覽會」，有三十五萬的參觀人次，參與國內外社區百餘個，壯盛的社區文化大閱兵鼓舞了正規軍士氣。隨後台北城展開一系列空間殖民與「起義抵抗」行動。台北康樂里1415號公園的「反拆遷運動」暴露了城市資本集團與政治集團殖民空間的骯髒勾當，華西街與歸綏街的廢娼在空間倫理的藉口上屠殺了性勞動者，龍門客棧的美食讓給不知所已的Y17，台北曼哈頓轉移了西區無法發展的窘境，1999年的龍門社區拆遷成學校，圓山社區(中山一號公園預定地)被拆除讓給圓山貝塚公園，清朝期間重要的的進奉道路，唐景嵩力主台灣民主國遊行的起點剝皮寮被拆除成就嶄新的老松國小，以及即將清光的日式宿舍等等。
其中，那些保留下來的抗爭遺跡現在看起來，像是暫時無力清剿只好暫時棄之不顧的游擊農村（官方稱法是：閒置空間再利用）或是交換協防的戰地（官方說法是：公辦私營）。紫藤廬是文化資產階級與2000年成立的台北文化局之交易，華山藝術「特區」先讓藝術家們玩玩（終究現在也要變成巨大的建築群），寶藏巖是台北市政府與台大城鄉所的停戰區。與文化資產階級協防的則有官邸藝文沙龍、牯嶺街小劇場、紅樓、光點之家、林語堂故居、錢穆故居、國際藝術村、當代藝術館、台北故事館、台北偶戲館、蔡瑞月舞蹈社、偶戲博物館、溫泉博物館、城市舞台、中山堂，二二八紀念館、城鄉會館、NGO會館等等，不僅台北，在全台灣都尋此模式找尋空間統治的便利。
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社區成堡壘，放牧牛羊的公共牧地是俱樂部制。城市政權者自己主掌或贊助會引起公眾恐慌（folk devil）活動，如飆舞、跨年晚會、同志遊行。華納威秀的「開放」中庭與西門町的徒步區週週上演明星秀，使用者付費成為空間統治的律法，順利了穿越各種實質與倫理的障礙。全球化城市的戰爭不在傭兵多少，而在於快速佔領與有效的殖民化，這端視私人資本的引進如何展示地景奇觀與圖像學的自我滿足，在多半的時候，選票是被地景敘事說服的，而非政策。所以台北可以有全球最高、空屋率最高的大陽具與亞洲幾乎最低的地下衛生水道鋪設率，台北可以時時展示101的消防演習而台北縣的密集住宅卻次次受火融侵襲，台北可以有全世界數量最多的機車卻架設起無數只供車輛專用的高架橋，台北的捷運可以變成空間整潔的範本（口香糖、食物與水與沒有執照藝術不准進入）而非城市溝通的成就。
一如城市空間學者與戰略學家所認知的，現實之公共空間的快速佔領─及殖民化，是現代國家的中央軍事化之特殊權能。這種戰略並不罕見，波灣戰爭、阿富汗戰爭、美國出兵伊拉克都是極端典型的例子。所以維利里歐（Paul Virilio）才會提出現代主義的解放論述（liberating language）的理論設計必須與關鍵性空間─如醫院、大學、戲院、工廠、教會、空曠建築物等解放是平行的。解放論述的理論設計與關鍵性空間的解放必須同時發生，原因正是帝國主義（以及全球化的城市空間）的治理最慣常處決災難後果的方式就是：將不固定的事物加以固定。例如，對於現實之公共空間的快速佔領的威脅─如殖民化/全球化的結果（外籍勞工、流亡人士、客勞）或是重大的人口或政治轉型的產物（黑人、移民、都市非法居留者、違建戶、學生、外籍新娘、群眾起義、政治抗議等），現代國家（全球城市）必須表現有能力處理之特殊權能，將其置在妥當空間接受約制與監察。在被規範的場所接收約束（住宅、學校、醫院、工作場所、宿舍、甚至教會與公園）。
所以，每一次抗爭活動都對反出政府殘酷的鎮壓、瓦解及可恥的逃亡或崩敗，每一個被敉平的叛亂都是城市進步的象徵。真正的城市歷史不是留下來的石頭，而是上面的血漬。他們共同挑戰了每一種政府統治技藝及理論的某些基本事項，以及圍堵的原理。被統治的人必須被算計、被課稅、被教育、當然也必須在被規範的場所受約束。找尋這些叛亂的歷史，是城市史的重要工作，是空間反殖民的必要準備。(刊於破報復刊336期，破報十載！回顧專題系列（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