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隱匿的城市靈魂 主編：黃孫權 作者：黃孫權、黃麗玲、邱詠婷、李乾朗、李豐楙、李清志、耿一偉、姜幸君、韓良露、程文宗、黃粱、沈孟穎 出版：台北市文化局
這本書耗時已久，好不容易終於出了。雖然部份文章與書名都與當初設想不同，不過孩子總是孩子，十位作者的心血，要疼些。附上我的文章，兼作推銷之用。從我的文章中也許可以讀出我當初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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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
近來年盈餘數十億美金，幾乎成為網際網路最大的搜尋網站與媒體的Google發佈了兩項引起莫大影響的全球衛星照片的服務：Google Map 以及Google Earth，任何人都可以透過電腦螢幕從月球的眼睛看著自己所住之地，從美國空軍一號停機坪到台灣總統府，從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分不清的界線國土到台北的華納威秀。在一方小小螢幕裡，靠著操作滑鼠，你可放大縮小左移右挪地尋找任何世界的角落，甚可結合其他網路照片與全球座標服務，標誌出全球的任何一點你曾去或想去之處，定位給標記，作形式上的佔有，並且分享。全球化（Globalization）由Googlization所替換，像素與電子脈衝網絡完成資本主義跨越空間障礙最艱鉅的任務，Google是世界也是媒體，是我們認識世界與再現自己的媒介。
如今，多元論者或是自由主義者的主張相比於資本主義自身顯出包容多元與進步顯得多餘了，剩下的只是贈給文化理論的專研人士欣嘆且忙碌不完的探索與事後諸葛。Google給你只有一公尺誤差的眼球世界，而非文字加上你腦海中想像的畫面，這也使得英國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 或者優秀地理學者 David Harvey 描述現代性的「時空壓縮」經典譬喻變成《山海經》般的古老想像。
這時候的全球化不是某種政治經濟的理念型，不是貧富差距的想像，不是體驗流動之索費，也不是高科技或金融投資風險的算計，而是具體化且扁平化後的日常生活。此種全球化的日常生活，在你穿過台北市任何一個街區都可以體驗的到，從地區性的傳統小吃到跨國連鎖的服務，從步行的紅綠燈綠色小人到使用的交通工具。於是，真實的行政界線（administration border）倒像是虛擬了，只在剩下的「身份」領域起作用，如你身份證掉了需要到戶政事務所一趟，投票或是倒垃圾需要專用垃圾袋時才體會得到。台北市空間上的行政界線僅是權利義務的屬地，是稅法與公民權最後的判斷依據，以及佔有特定市民虛詞。
行政界線之固定不變的界線變成一種窮困無可流動人民的枷鎖，外勞、貧戶、違建戶、外籍新娘；然對於高流動性的全球人士而言，則是一個享用不完證明，是旅行得以證明跨界的能力，是資金可以流動且免稅的福利，是四海男女匪夷的愛情冒險與妒恨。
Boundary
如果不憑藉行政界線，我們如何推敲出台北的邊界（boundary）？亦即，認識我們所處城市的最遠的範圍？
在Google的衛星空照圖中，「台北」唯一可藉辨識的地表是淡水河，從起源的分支到匯海的出口，爪狀的分佈在一個周圍略微突起的綠色盆地中。你看得到高速公路與淡水河上幾座交通互換有無的橋樑；你藉著顏色深淺來再現腦中垂直座標；你不登高而俯瞰，試圖將眼光所及與記憶中的空間相比，完成一種結構性綜合的心靈旅行。你知道台北違建的面積並想著這是甚麼樣的福利系統缺失所造就，你知道森林砍伐的面積與相對顯露出的可悲的人類中心主義，你知道河床乾凅的顏色，你知道台北的都市計畫如何的不管用，你知道我們如何將偉大的市民隔絕於美麗的河流，你知道市政府是雙十國慶，而總統府是不起眼且中央有突起的長方形；你可能還找得到原本居住的村里在都市更新與老城販賣後的繁榮或相反。
一萬年以前，外星人看到的台灣北部是一個沼澤，就像電影《叢林遊戲》中的雨林。兩千年或三千年前，原住民從南洋經過神秘遷移至此，平埔族凱達格蘭人開始讓台北冒出冉冉人煙。四百年前，西班牙遠渡重洋，來到北投開採硫礦，回去獻給悶在家的女皇作為侵略他國的炸藥原料；荷蘭人在淡水築起了砲台，教堂，火藥與宗教總是好夥伴。隨後鄭成功趕走了荷蘭人而其後輩出賣了台灣，130年前，沈葆楨以福建巡撫之名建台北城，將台灣正式納入滿清帝國轄權版圖，從此世界地圖上有了台灣，亦即，被誰擁有，出現在某個帝國的地圖之上，作為女皇或帝國君主永遠不可及但證明為財產之物。之後，閩南人與客家人原住民征戰著，重新分配空間，是第二次的台灣政治版圖劃分，如果把清朝那次算做第一次的話。之後，日本人來了，台北不是艋舺，不是北投，而是一個可以容納六十萬人的「都市」，有著充足的綠地，還有一條從總督府直達圓山的祭拜天皇大道，中山北路。台北市從清朝起有了界線，從大加蚋堡變成了台北城，而在日本人手裡才現代化，至少符合了現代技術官僚與區域統治的夾槓術語，名為台北市。而台北市之所以存在，不靠別的，就靠武力與劃線的能力。
邊界可大可小，在1980年代有關台北意像的著名研究裡，有一則故事，當訪問者詢問一名生平未踏出西門町的老婦人台北的界線為何時，她答道：「台北的南邊到小南門市場，北邊到火車站，西邊到淡水河，東邊到總統府。」台北市並不比婦人生活的環境大多少，而對那個年代的外縣市青少年來說，台北市指的就是西門町，甚至當時農田漫野的東區少年也一樣。從象徵上來說，台北就是西門町與火車站構成方圓幾哩的空間。
從經濟的角度看來，大台北泛指了以台北市金融中心為主的區域分工，包含了新竹科學園區，桃園倉儲與工業區，台北縣提供的住宅與集體消費服務，甚至，中南部的農產運輸；從國際的政治現實來看，中華台北更是台灣最普遍而可以被接受的代稱。台北邊界是一個變動的疆界，等待跨越，等待政治與經濟與文化象徵的搏鬥，等待市民意識與國族國家交心的結果。
著名的法國社會學家卡斯提爾(Castells, Manuel) 對於都市化現象有個提議，亦即沒有什麼都市化的存在，有的是「都市過程」。傳統的都市社會學會認為，都市化具有一定的特徵，可以數據化以及質性描述來捕捉特定區域的變化，例如人口、服務金融業的比例、公共性服務的充備，生活形態乃至都市計畫的規範等等，這種規範性理論的缺點乃是見林不見樹，無法解釋區域間動態形成的過程，並且排除無法歸類的選項，將空間鎖定在固定範圍內然後竭盡可能的去歸納與演繹。卡斯提爾強調的則是都市過程，而都市之形成乃在一個更大區域範圍內都市過程中所產生。
讓我們接續台北城的歷史。日據時代結束之後，1949年戰敗的國民黨來台，為了滿足當時龐大的軍人眷屬的住宅需求，除了透過娛樂捐與慈善募款作為經費來源加緊興建眷村外，睜隻眼閉隻眼容許違建，以維繫統治權的正當性。在五零年代第一波城鄉移民後，透過各式的姻親關係，台北的外地人首次超過本地人，形成名符其實的移民城市。台北是一個不是「台北人」為多數組成的城市。
之後，區域分工造就更明顯的空間區隔，七零八零年代，城市本身作為經濟建設的發動機，亦即靠著販售地皮帶動本土建設相關產業，形成一個內需導向的經濟成長，此刻為台北房地產的黃金時期，造就了第一波台灣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台北居大不易的開始。空間成為交換價值，至此沒有回頭路，它支撐台灣的成長也毀滅台灣的環境與人文。台北正是此一巨變的發動機，空間生產也符合此時需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空間分工逐漸完善。如仿照英國花園之城規劃的中永和成為台北臥房城，提供大量於台北工作但住不起台北市的人們；新莊、三重、五股成為販厝的提供地，滿足低廉次等的住宅需求，並且工業化與衛星化；蘆洲、樹林與泰山則是第二外緣的臥房與工業區，並且做為桃園新竹地區發展的通道，北投與新店則由觀光產業與公務人員分食。淡水做為台北的前庭，而宜蘭、礁溪、石碇、深坑則是台北的後花園。現代意義的台北方才誕生。台北是整個台灣經濟資本累積的過程，而不僅是一個地點或區域。
Frontier
正由於台北市是整個台灣經濟資本累積的過程，是整個台灣都市過程的龍頭，台北必須藉由自我的地皮增長術來完成加值。理論上來說，是都市資本主義的二次循環，第一次靠物資交通買賣，第二次靠販售地皮與土地融資。進入八零年代末期後，台北軸線明顯的由西向東擴張。翻轉地皮最好的方式不是都市更新，不是舊城重建，沒有人願意碰觸到抗爭或者高額賠償費，最好的前沿先鋒，無論是政治還是資本的，就是「大西部」。
台北曼哈頓計畫是台北的「大西部」，是台北軸線由西向東的指標。以新光集團標下那曾是荒漫農田的東區土地開始，政權對現代化的自我投射加上金融家聰明的腦袋，將農田變成金礦，這亦是全球化資本在地的煉金魔術。由華納威秀、紐約紐約，start bucks, 新光三越及其後的世界流行精品台灣總舵，台北101與全世界最快的電梯（還有全世界最低的辦公室出租率）組成，高級的住宅坐落其中。中國信託大樓下的高級文化表演中心「新舞台」不啻是這個區域最好的名字。當你在腦中搜尋台北最進步的流行文化文化中心，最全球化的娛樂中心，最高級的地段（扣除那些可能露出馬腳的平面停車場外），當然就非台北曼哈頓莫屬。
歷史中的台北市，出現過兩種決然不同的前沿，一是違建，因為政權所提供之集體消費，人民使用自己的方式在都市中自謀生活，此種前沿展現一種空間的缺乏，社會網絡的豐盛。另一種前沿則是曼哈頓，資本帶動土地開發並且象徵地形塑市民可及的全球景觀，展現一種空間的剩餘，社會網絡的虛空。
Closure
空間作為交換價值然導致一個結果：差異價格。此種價格由許多價值與意識形態所維持。所以區分台北與不是台北還有另外一種方式，看誰在圈地之內外。
十八世紀的英國，由於小麥的產值遠低於羊毛，地主趕走大批的佃農，將土地圈圍養著高價值的羊，謂之圈地運動。羊是四條腿的家俱，而漂亮的圈地花園地景是地主財富的風景畫。在美麗風景中，人們忘了倘有被趕出的飢渴農民妄想進圈地偷隻糊口的羊可是要問刑的，連地都不可以踏入。
第一種出現的差異價格之地是台北市內逐漸浮出的高級社區，以及更為廣泛影響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保護屬地。高級社區透過嚴格的警衛守著社區內的安全與財產，守著尊嚴與房產價格，也守著因為開放空間獎勵條例而多出的樓層與應該開放給所有人的綠色中庭。這是中產階級在集體消費不足的都市環境中尋求最佳生活品質的方式，是自然狀態（nature state) 過渡到自然房地產（nature estate)人為操作的典範，綠色房地產保值的是乾淨、安全、環保的生活，此種社區的興起為中高階級提供了居住的堡壘，成為一種最普遍的都市居住型態。有一種日常生活瑣事證明了高級社區的美麗，你無須在每晚自己提著垃圾到街頭等待少女的祈禱出現，相反地，沒有保障的低薪家庭則要練習自己在街頭提著垃圾追趕垃圾車的速度。一般的公寓大廈則透過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類民主的方式自決居住環境政策，一般來說，圈地內的民主可以有效的維持一定的運作，但也可能排除了某些特定的人類：性工作者、老年無收入者、痲瘋病人或者愛心媽媽。電影《藍色情迷》中，女主角為住在大廈內被人驅趕的性工作者庇護就是一個好的例子。這裡價值保障著價格，綠色的，安全的，民主的，同時也保障著區隔之必要與普遍中產階級意識形態之必要。
另一種圈地是捷運。台北的捷運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交通工具的，而是作為現代城市證明與房產建築工程業之需要，我們甚至錯失了一次重新分配台北地租的機會。台北捷運強調的是乾淨而非便利，強調的是增值而非平均。所以台北的房價順著捷運線重新分配一次。在一般的都市研究裡，房子的價格與靠近公園綠地的距離成平方比，愈近越值錢。看看捷運站點附近掀起八零年末就未曾有過建築推案高潮，捷運想必遠勝公園綠地，成為都市地皮點金術的新寵，甚至看看那些美侖美奐耗費巨資的捷運車站你就知道市民付出的不是交通成本，而是幫旁邊的房地產商繳頭期款。我們的捷運像是一個現代衛生的證明，不能喝水吃食騎自行車，努力的像新加坡與香港學習而非其他城市，如紐約。在紐約，無論你坐多遠，捷運票價都是一個價錢，這是考慮彌平市中心與郊區市民所付出的通勤成本與其生活能力的差距，這是交通，而在台北，住在市中心有能力的市民的反而更能便宜流動，住在台北縣或是偏遠地區的人民要付出更昂貴的交通成本，這是都市空間再中心化，是房產考量而非交通考量。
再則，捷運是個徹底私有化的空間，一年付出千萬的廣告商可以擁有明亮的廣告燈箱，而沒錢的文化刊物與文化表演傳單則拒之門外，連在站點出口方圓一百公尺發送也不行，捷運工作人員會說這是捷運領地，而捷運不是人民的。街頭藝人在捷運表演要執照，而誠品或者西雅圖或者任何商店只要有錢就可以進駐。台北的捷運價值是乾淨昂貴，別無其他，當然，這樣也保證了捷運的票價。
可惜的是，台北的捷運與高級社區是台北的代表，也是台北所呈顯的價值與邊界。
Margin
在所有可見的景觀中，台北是如何露出自身的價值？那就要看它剝除了甚麼，讓甚麼不見。你要如何測量台北的邊界？端看你從甚麼角度觀看它。我曾於《破報》上發表之〈台北十年 ─ 找尋敉平叛亂的文本〉一文中說：「 我的提議是，揭露在刮除重寫（palimpsest）的複雜都市紋裡中，敉平叛亂（counter- insurgences）的歷史。揭露此文本的存在，展示它們，是逼進我們生存空間如何產生的一種方式。」 我們若不能透過追蹤那些城市政權制度與政策的努力來彰顯「叛亂」的證據， 我們就不能找到市民起義（insurgences），亦即公共空間的歷史，抵抗(resistance) 要透過「鎮壓」來找尋，這可以讓隱而不顯的敘事再現。
也許從邊緣出發是一種可能。讓我們假想一種情節。某一天台北市與台北縣的都發局與建管局開會，商量一條跨越台北縣市的橋樑美化問題。台北市的官員堅持要在台北市這邊建造一個美麗的地標，讓所有進入台北的人們都可以知道他們進入了台北市，台北縣的官員則說：「台北縣的人民，每日辛苦的到台北市工作，奉獻其所得，難道不能在返回家時候，看到一座象徵我休息了，我要回家的美麗訊號嗎？」台北市的官員反駁說；「但是，我們出比較多錢。」
真的嗎？台北官員其實還可以舉出不少例子，例如，九二一大地震，台北市民捐出了最多的物資與金錢。但這又如何呢？台北市民的所得高居全台灣城市之冠， 以2004年，台北平均家庭年收入是１５１萬元，足足是台灣最窮苦階級（平均家庭年收入27.9萬）的5.41倍之多，而台灣最富有的一級平均家庭年收入也才178.5萬，那麼，我們希望台北是一座城堡地主之城，還是當成台灣都市過程裡享有累積幸福而更珍重那些讓台北市富有人們的城市？
每一條界線都反射出擁有者對被排除者鎮壓，每一條被敉平的界線都是城市進步的象徵。真正的台北不是行政公文與矗立石頭界碑，而是一個我們可以期許的象徵，如果我們準備好了，並且從讓邊界消失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