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真正為人棲居的地方，都有家這個觀念的本質。記憶和想像彼此相關，相互深化。在價值層面，它們一起構成了記憶和意象的共同體。因此，房舍不僅是個人的經驗，是敘事裡的一條線索，或是在你自己敘說的故事裡。透過夢想，我們生活寓居場所共同穿透且維續了先前歲月的珍寶。因此，房舍是整合人類思想記憶和夢想最偉大的力量之一。沒有了它，人只不過是個離散的。[note]Bachelard G. (1969) The Poetics of Space. Boston: Beacon Press. [/note]（Bachelard,1969)
我住進來了，但靈魂還沒進來。 （瑪家農場好茶村 吳先生）
謝英俊的建築工作這幾年獲得極大的回響，無論在台灣、內陸與海外。在台灣921地震後，邵族的重建工作成功使謝英俊擁有「災難建築師」、「人道主義建築師」、「民眾參與」等「美譽」，然而這些稱號有點誤讀了謝英俊建築工作的含意。
如何論述謝英俊的建築是很困難的。首先我們要評斷其建築工作的邏輯構成以及實踐的方法，其次我們要將之置放在一個脈絡性的理解架構中，最後，我們則要認真對待其建築實踐與欲解決問題的關係性構成。亦即，我們需要對謝英俊建築意識型態到底召喚了什麼作政治分析的工作。總結來說，我認為社會性建築 （Architecture of sociality)是比較合適的說法。分析謝英俊在台灣展開的一系列工作，也必得從此角度理解，這是一個空間生產計畫，而非僅建築計畫。
謝英俊的工作正如他所說，「災區的問題不是解決災後的問題，而是解決過去的積累。」那台灣過去的問題為何？必得回到台灣特殊的脈絡下理解。對我來說，評論其建築工作與特殊性，若非在特定的語境下無能更深刻的看出其開創之道路，容易淪為某些速讀「社會建築」（social architecture)的人所把持，特別是那些具民粹傾向與參與式民主（平等式）的一種工具，或人道主義式的理解。
一如Henri Lefebvre所言：「每一個社會都會產生其支持自身的空間」。亦即，每一個空間都瀰漫的社會關係[note]見Henri Lefebvre(1984)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note]。在Lefebvre的空間生產辯證中，對於謝英俊工作的批評與讚賞都必須歷史地以及社會地的理解，並且將之連結到台灣空間生產，視其工作為當前的政治計畫，往前推進。
第一種脈絡：Trauma of Developmental State (發展取向國家的創傷)
九二一大地震、莫拉克八八風災等與其實為天災，不如說是自然對於台灣發展取向國家長期以來的空間治理政策一次性的報復。其呈顯的是台灣對於自然環境的剝削、區域規劃的失策、以及長期忽略的社會成本的索償。此災難，在台灣南投地區，是農業單一品種（檳榔）種植的後果；在中央山脈兩側，特別是谷關一帶，則是同一休閒旅遊形式大量複製破壞水土穩定系統的報應，在其他地區，則是建築產業廉價快速生產的，以及非正式營建系統的警告。而整個來說，是對台灣最基礎之管理原則「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破壞與故意縱容。這是國家為了發展而忽略社會成本與環境成本的債務，是發展國家機器美滿經濟措詞後的真實內容，被天災揭露。
莫拉克八八風災，則是國土計畫的失敗。一方面是南水北引，越域引水的水壩計畫造成，一方面是農業土地荒廢，水資源的供給平衡破壞，與各種開發計畫（特別是以高科技產業以及休閒觀光園區）企圖以空間作為生產資料的二次資本循環[note]這可從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1982), The New Imperialism (2003)的著作加以理解。[/note]所造成。空間本身成為生產資料，而非載體，透過空間的使用目的的轉換，資本主義得以空間修補的方式解決內部循環的困滯，如農轉工，農轉住，工轉住，公轉商，住轉商等等，這些計畫僅用「使用目的變更」便可以在無需具體的勞力與資金投入之前，帶動資本運轉，利用土地變更後的競標價值帶動土地金融商品以及背後賴以為生以案養案的建築營造業。在土地還未變成真正商品之前，就已經賣出多次。於是，資本透過空間的差異製造了自身的成長。資本主義透過空間的生產得以倖存。
這種創傷對於民眾來說苦不堪言。對於一般人來說，這是家園的傾頹，對於農人與經營自然資源的人（如谷關溫泉與高雄寶來溫泉）來說，這是失去生產工具，對於原住民來說，則是歷史、家園與生產工具的一次性毀壞。
人民面對巨變後的震驚，往往很容易接受「白紙般的開始」與妥協的方案。這是台灣救災建築工作的起點。無論是世界展望會，紅十字會或者慈濟，不同的NGO組織與政府會帶著不同的建築方案與團隊介入安置計畫，每個建築團隊與組織都會有自己的方案來介入居民安置過程。居民多半無奈的接受「安排」，在安排下，抱怨與不滿都針對安排的操作，而不是反對安排的計畫。
資本透過空間差異得以快速累積循環，而此差異地理的後果則不平均地由弱勢地理與社會位置的人們承擔大部分，原住民的部落與生存空間則是受害最嚴重者。承受災難的過程中，「中繼」的房舍計畫莫名的成為永居屋，而臨時農場變成家鄉，新的永久屋以失去「原有永久屋」為條件，而新家鄉卻沒有就家鄉所有的一切，包含工作、教育與社會網絡。對於失去獵場與傳統領域的原住民來說，這不僅是「安置」（relocate) 而已，而是重新寓所/遷村（rehabitation)的問題。對原住民來說，由於發展取向國家機器所造成災難留給他們的創傷，不均衡地理發展在台灣原住民的身上更顯得如此清晰。這些創傷將以不同的形式展現在後來的安置問題与謝英俊建築工作上。這是我們首先必須理解的脈絡之一。
第二種脈絡：都市過程與意識都市化
從經濟的角度看來，大台北泛指了以台北市金融中心為主的區域分工，包含了新竹科學園區，桃園倉儲與工業區，台北縣提供的住宅與集體消費服務，甚至，中南部的農產運輸；從國際的政治現實來看，中華台北更是台灣最普遍而可以被接受的代稱。台北邊界是一個變動的疆界，等待跨越，等待政治與經濟與文化象徵的搏鬥，等待市民意識與國族國家交心的結果。
著名的法國社會學家卡斯提爾(Castells, Manuel) 對於「都市化」有個提議，亦即沒有什麼都市化，有的是「都市過程」。傳統的都市社會學會認為，都市化具有一定的特徵，可以數據化以及質性描述來捕捉特定區域的變化，例如人口、服務金融業的比例、公共性服務的充備，生活形態乃至都市計畫的規範等等，這種規範性理論的缺點乃是見林不見樹，無法解釋區域間動態形成的過程，並且排除無法歸類的選項，將空間作為研究的客體將其鎖定在固定範圍內然後竭盡可能的去歸納與演繹。卡斯提爾強調的則是都市過程，而都市之形成乃在一個更大區域範圍內都市過程中所產生。
日據時代結束之後，1949年戰敗的國民黨來台，為了滿足當時龐大的軍人眷屬的住宅需求，除了透過娛樂捐與慈善募款作為經費來源加緊興建眷村外，睜隻眼閉隻眼容許違章建築，以維繫統治權的正當性。在五零年代第一波城鄉移民後，透過各式的姻親關係，台北的外地人首次超過本地人，形成名符其實的移民城市。台北是一個「非台北人」為多數組成的城市。
之後，區域分工造就更明顯的空間區隔。七零八零年代，城市本身作為經濟建設的發動機，亦即靠著販售地皮帶動本土建設相關產業，形成一個內需導向的經濟成長，此刻為台北房地產的黃金時期，造就了第一波台灣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台北居大不易的開始。空間成為交換價值，至此沒有回頭路，它支撐台灣的成長也毀滅台灣的環境與人文。台北正是此一巨變的發動機，空間生產也符合此時需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空間分工逐漸完善。如仿照英國花園之城規劃的中永和成為台北臥房城，提供大量於台北工作但住不起台北市的人們；新莊、三重、五股成為販厝的提供地，滿足低廉次等的住宅需求，並且工業化與衛星化；蘆洲、樹林與泰山則是第二外緣的臥房與工業區，並且做為桃園新竹地區發展的通道，北投與新店則由觀光產業與公務人員分食。淡水做為台北的前庭，而宜蘭、礁溪、石碇、深坑則是台北的後花園。現代意義的台北方才誕生。台北是整個台灣經濟資本累積的過程，而不僅是一個地點或區域。
正由於台北市是整個台灣經濟資本累積的過程，是整個台灣都市過程的龍頭，台北必須藉由自我的地皮增長術來完成加值。理論上來說，是都市資本主義的二次循環，第一次靠物資交通買賣，第二次靠販售地皮與土地融資。進入八零年代末期後，台北軸線明顯的由西向東擴張。翻轉地皮最好的方式不是都市更新，不是舊城重建，沒有人願意碰觸到抗爭或者高額賠償費，最好的前沿先鋒，無論是政治還是資本的，就是「大西部」。歷史中的台北市（以及引發的台灣都市過程），出現過兩種相反的發展，一是違建，因為政權所提供之集體消費，人民使用自己的方式在都市中自謀生活，展現一種空間的窮困，社會網絡的豐盛。另一種前沿則是曼哈頓，資本帶動土地開發並且象徵地形塑市民可及的全球景觀，展現一種空間的盈餘，社會網絡的虛空。都市過程中反應的不只是石頭與金錢與人口移動的遊戲。在文化上，意識的都市化（urbanized consciousness)成為文明與現代性意識的標誌，這包含對現代性房舍形式與物質的想像，以及對於現代文化之初對於Howard田園城市(Garden City)的變形回歸。
在新世紀，都市過程形成一種辯證的，交叉卻矛盾的流動過程。退休的中產階級流行到農村買地蓋起農舍，「萬畝良田種農舍」[note]影片可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ohptMGW0LA[/note]不僅是羅東社區大學的一部影像學習的成品，而是敏銳的指出宜蘭羅東成為大台北有錢的後花園，自李登輝時代「農地開放買賣」政策下，台灣最優良的農地碎裂化了，同時水泥化了，而農民知道一旦水田挖下地基，蓋上水泥，良田就一去不返了。這片清楚地由當地農民的角度體現此「雙向流動」之矛盾，與「農地開放買賣」與「富麗農村」計畫之荒謬。知識分子下鄉搞有機農業成為環保前衛的生活姿態，真正的老農則休耕放棄土地，或者將農地賣掉，農村的子弟則向城市湧進成為「市民」。中產階級夢想有庭院的豪華農舍，而鄉下人則希望爬上樓，成為「大廈管理條例」轄下的大樓居民。
意識都市化是都市過程中的產物，是都市生活作為一種「未曾謀面」的都市經驗而普遍化的成果。有其物質條件，也有被召喚的，作為意識型態主體化的過程。此種意識都市化包含人們對日常生活及其文明的渴求，如現代樓房、房舍空間形式與材料，便利的日常生活等等。這是理解謝英俊工作的第二個重要脈絡。
第三種脈絡：非正式營造系統（informal building system)
對台灣非正式營造系統的理解可分為兩個部分。
首先，房舍現代化以及第三世界自我更新是同步的過程。在台灣五六零年代，「販厝」是大都市周邊以及接鄰鄉鎮主要的建築形式，以非正式的營造方式與材料，延續了傳統生活中自己動手增修改建的習慣，每個人都可以自主的動手修房子，視需要與現金「持續」改動。無需建築師，透過自己熟識的工匠，講述自己的想法後，一起蓋房或委交工匠操作，這原本在鄉村是很常見的，每個人都會蓋房子，也參與其中，但在都市過程中逐漸被剝奪，卻又在第三世界都市延遲的現代性缺乏下被延續，專業教育、執照與認證系統跟不上都市人口住宅需求的快速增加，這是發展中國家非常特有的現象。「貨櫃屋」更取代了樓鋪，鐵皮屋成為地下工廠的主要形式，以及每次災後的重建，非正式營造系統都是主要空間生產模式。
在台灣早期國家在無法提供足夠的住宅下，刻意容許人民的營建系統，這個修修補補的過程是台灣自己幹（DIY）的現代性以及對於「建築專業」匱乏且昂貴的因應。用謝英俊的說法就是，這是全世界長期來百分七十的人解決自己居住問題的方法。
到了1995年，因為房價飆升，土地與住房問題越來越嚴重，同時阻礙了都市更新（空間再生產）之現代地景想像與土地金融資本再發展，台灣政府才嚴格的回溯「違建」法規來確定推動資本生產便利無阻。每個地方政府處理違建的法規並不一致，以台北市為例，1946年為都市計畫公布前為老舊房屋，拆遷給與土地與房舍、遷移的補償，1994年之前為既存違建，拆遷時只賠償地上物與遷移補助，1995年一月一日之後，為新違建，只能獲得遷移補償。這是台灣都市計畫的歷史債務，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 發展國家機器的獨特經驗。國民黨政府於1946年才開始修改日本所擬定的都市計畫，決定「生根」台灣，作了第一次全盤的都市計畫更新。前期由於徵收計畫中的「公共空間」經費不足，住宅提供嚴重不足，政府機構、黨營機構以及公立銀行「佔用」公共空間如公園綠地等，而也睜一隻眼閉一只眼允許居民（特別是隨國民黨來台的老兵）「借用」公共地。但公共空間的徵收期效只有二十五年，一旦超過年限政府於法無據徵收，在九零年代初，歷史債務爆發的危機在中產階級興起要求更高的生活品質中，都市政權便以綠色修辭為由，強大的綠色推土機清理了公園預定定所有的弱勢違建，但卻保留了公家機構所佔用的土地，這一波的空間戰爭，也引發了1997年台灣都市史上第一個都市社會運動─「反對市府推土機聯盟」[note]可見黃孫權（1997）《綠色推土機-九零年代台北的違建、公園、自然房地產與制度化地景》，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論文[/note]。非正式營造系統在地景寫就的獨特空間形式與脈絡，如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雞南山、艋舺剝皮寮、寶藏厳等，有的被清理成城中公園，有的經過強烈的都市社會運動抗爭，暫時成為「文化地景」保留地。
同此時，城裡的建築仍有許多違建，從陽台外推到頂樓加蓋、佔據防火巷與夾層屋等等，都是非正式營造系統長期銘刻於空間的結果。這成為台灣都市非常獨特的景觀，由人民在空間表徵控制下之城市寫作系列[note]這裡可以借用Michel de Certeau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所談的概念，特別是其 Walking in the city中談的「城市書寫」概念，以及「戰術」「戰略」以及變巧（making-do）的概念。[/note]，一個關於日常生活住所之變巧（making-do)戰術。
非正式營造系統另一個重要的面向，則是培育出許多「準專業」的建築工人。在台灣六七零年代經濟起飛之際，許多底層工人與城鄉移民、原住民進城尋求生機，最先投入的便是城市的營建工作（後來由外勞取代）。營建業在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是台灣GDP的主要貢獻者，是台灣經濟最重要的角色。因為這兩個因素，城市違建農村自建與底層人民的工作，為台灣創造了許多「準專業」的工匠，這在後來謝英俊的計畫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謝英俊的建築工作：社會性建築
第一種方法：開放系統，（前）現代的（微）量化
建築能夠做什麼？這是從現代主義建築問過無數次的問題。如果現代主義建築在面對工業化大量人口聚集都市之住宅需求時所提出的對策是模組化和高層化，拿掉多餘矯飾以白的立方體來解決，那麼空間生產不過是福特主義的模組化事業。事實遠較此複雜。這個模組化事業，或用比較幽雅的詞彙：開放性系統與模組化單元，還真吸引了不少優秀專業者的注意，Le Coubier倡導的支撐體系與填充體系，Walter Gropius在包浩斯草創時期之後，認為為建築應該向工業學習，放棄了手工藝傾向教育而進行全面的改革認，提出機械化大量生產建築構件和預製裝配的建築方法，他甚至還提出一整套關於房屋設計標準化和預製裝配的理論和辦法[note]這些討論工業模組化的嘗試與謝英俊開放系統的差別，可參考謝英俊在「“中国新设计”系列70：人民的建筑——关系到70%人类居所的实践与探索」展覽的發言記錄，未出版。[/note]。在七零年代工業化模組沒落之前，日本與蘇聯都有大批的預鑄屋。當然，現在預鑄模組系統可以在六天之內完成一座賓館也不是新聞了[note]可見這個由遠大空調公司所完成的驚人影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xaGQTXfjoyY&feature=player_embedded[/note]。模組化的失敗不是我要處理的主要問題。但簡單而說，這是一個市場規模的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文化的認同問題。然而現代建築體系多少都是模組化的成果，從標準平面到沖水馬桶 。
包浩斯開啟的現代建築傳統隱含著「社會工程」的夢想，他們的問題是如何把鋼筋與水泥都吸收到藝術去，將工藝與科技結合，但可惜的僅以風格的方式拓展到真實世界。形式不能成為世界新興都市的解藥。這即是義大利威尼斯學派的建築史學家Manfredo Tafuri所批評的「資產階級道德的救贖」的徹底失敗，那些為了解決都市人口大量聚集問題的理論，除了能挽救自身的美學外別無他用。他在《建築與烏托邦》一書批評Le Corbusier的重要及其失敗時，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系統吸收了現代建築之道德救贖的美學成為自身再生產的方法，並且徹底地改變了生產關係，以至於為了解決都市住宅問題的烏托邦計畫，最終變成計畫本身的烏托邦，為了改變社會工程的意識型態，只剩下了計畫的意識型態，這就是從「烏托邦計畫」變成「計畫的烏托邦」的淪喪過程[note]Manfredo Tafuri (1979)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The MIT Press.[/note]。
建築上現代性的問題討論已久，核心的問題我認為仍是Lefebvre 提出的觀點：空間表徵強烈地統治了空間實踐與表徵空間，以純形式的方式統合了倫理與美學問題，將日常生活變成一種快速的，實用的，異化的、交換的，可複製的形式問題。人民的居住問題變成變成美學馴化問題，而這可能是包浩斯恰恰好要反對的主題。
「災區的問題不是解決災後的問題，而是解決過去的積累。」謝英俊這句話可以讓我們將其實踐勾連上述的三個台灣空間的特殊脈絡，亦即要解決上述台灣空間生產的現代性難題。
謝英俊在麟絡的工作室，在鐵皮屋頂下最簡單的車床每年能夠生產兩千棟房子需要的輕鋼材。工作室的「勞工」許多是受災戶原住民，透過「以工代賑」的方式，或者「社會就業多元方案」進來工作，他們原也是受災戶，經過之前「蓋自己房」的經驗，現在可以來幫其他災民蓋房子，體現了台灣傳統原住民部落蓋屋互助傳統。
麟絡工作室生產的輕鋼材，就是謝英俊口裡的「開放系統」、「簡化構法」的核心工具。建築的工作不是將建築完成，而是提供一個開放性架構，提供一個不可取代，但作為最多的平台。因為主梁是一般常民無法處理的工作，輕鋼樑架的選擇是因為其抗震性佳，這是傳統房舍與材料最難抵抗地震的解決方案。
災難讓謝英俊的工作介入「白紙一張」的機會。921後的邵族不僅面臨家屋的傾倒，而是一無所有。謝英俊的工作在此基礎上變得可能。首先邵族短時間需要住房，沒水沒電，救援物資缺乏，部落人們窮困，這個營建體系要成功，必得讓居民花造少的錢，甚至可以拿薪水蓋自己的房子，要有一個民眾可參與的營建體系，讓居民、農民可以參與的生產體系。而這個參與工作，簡單到只要會鎖螺絲，組裝就可以蓋房子。房子零件盡量符合一般建材市場規格標準，可以自行維修更替。原住民在工程上的經驗並非弱勢，回到上述脈絡談及的災後創傷與非正式營建系統部分，他們自身的經驗、緊急的狀況，窮困的條件，部落原有的社會網絡與民族議會共議制度，加上謝英俊提供快速（期程短）、便宜（一般水泥房屋造價的六成），可以參與的自立造屋計畫（勞力投入、互相幫助、成立工班甚至可以協助其他部落重建），邵族在短期內得以重建，而邵族經驗則建立了一個謝英俊建築計畫的實踐哲學基礎。並以此模式，因地制宜，在不同的受災地點展開一系列的項目。
謝英俊的開放系統與簡化架構與一般模組化有些根本的不同。這是「未完成的建築計畫」，或說「核心建築」。建築師作的最少（而現代主義的建築師主體則是無限擴大），而居民參與最大（現代主義工業化的房子是作為消費而非生產的），基地與主梁由工作室設計完成，牆面、裝飾可由居民自決，只要留下的公共空間夠大，這房子就會長出來。
「邵族為台灣現存人數最少的原住民族，有獨特的風俗習慣、文化、語言，以及保存完好的祖靈信仰和豐富的歲時祭儀，大多集中在日月潭畔之 BARWBAW“日月村”。安置社區的配置是以儀式空間為主軸，配合環境地勢結構而成，用以工代賑的方式，讓族人集體參與社區的營建勞作，一方面解決生計問題，最重要的是要透過集體的勞作來重新凝聚部落意識。」[note]http://big5.ifeng.com/gate/big5/tech.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5/22/6546943_0.shtml[/note]這個計畫被王墨林稱之為「其中最重要的不只是部落的重建，更是族人失落已久的一座生活世界的再現。」[note]同上揭。[/note]
「開放系統」確保了低成本與勞動參與性。輕鋼骨架猶如房子的脊樑，其餘透過標準化結構與組件，讓部落的人都可以參與營造過程。在八八風災過後，瑪佳農場短短的四個月中要建造438套，除了動員居民做，也有一部分必須找外面的師傅來做，而這些師傅正是由之前參與原鄉災後重建的工班，等於部落之間的相互協助，原本沒有信心蓋房子的人瞭解蓋房子是「如此容易」，很容易被打動參與。謝英俊在北京尤倫斯美術館展示了一個視頻，一對夫婦做了20幾套的房子，都是用簡單的螺拴，這一棟房子130平方米，他們兩人大概三天可以完成。勞動力參與，可以讓部落的人參與營造過程，有經濟上的優點如創造就業機會，簡化工序與低成本，有社會意義上的優點，如由族人共同參與營造，猶如山上的房子一樣由大家一起營造。
開放性系統的第二個特徵是可變性。謝英俊的工作常常從示範屋開始，說服族人自己蓋房的可能，勞動力參與先於設計意願，完成主結構後，勞動力自我學習可自我生產，其保障了日後維修與改變的可能，其建築計畫的未完成性也保障了他者主體參與。
從九二一以來，謝英俊與其地三建築工作室完成了上百件項目，從台灣到大陸，從西藏到阿里山，所有的項目不盡相同。以謝英俊建築師自己總結這十幾年來的經驗說法，他的建築系統有三個主要部分：「持續性建築」涉及了永續、環保、材料回收等概念，「開放系統架構」確保了低成本與勞動參與性，而「互為主體」則是居民參與了開放性系統之後的結果。我認為最核心的部分乃是開放性架構，或可理解成這是現代主義工業化模型最輕量化、簡約化、控制最小參與最大的版本，而開放性架構也同時確保了地方性的生產而非僅於房子的生產。
由之，開放系統確保了在創傷時期，藉由勞力的參與，群體的支持，變成災民「重新寓所」的力量。謝英俊在TED的演講中提到海地居民的營造方式，是最好的例子，他們擁有自己的營造方式與經驗，只要不要將其視為「弱者」，他們會用自己最經濟的方式完成，而開放系統就是保證這種力量出現的方式。
第二個方法：永續建築
台灣歷經九二一、八八風災後有幾萬人被迫開家園，在各種計畫的協助下重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宗教團體，社會團體透過不同形式的政治協商與空間計畫來協助災民。然從「專業極權式」到「協力造屋」的營造方式，包含建築計畫與社區營造過程中，家園的地方性如何相對應的被重建，辨認或摧毀，一直沒有很好的田野與論述處理。
不可否認，地方性是一個長期打造的過程。就西方地理學術的討論而言，人文地理學強調地方感是人類居住經驗的整體感受，本質感受的經驗論，對於馬克思文化主義者如Raymond Williams 來說，地方性則是一種「感覺結構」[note]Williams, Raymond (1977) , Structure of Feeling，in his 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28-135.[/note]，是一種長期變動但逐漸累積成一個整體生活樣貌的感覺，Allen Pred對此更進一步放在其「生成」（becoming）過程談論「地方感」[note]Pred. Allen（1983）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 i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Behavior, Vol.13. No1[/note]，都市研究中探究地方性的取向則以地方性之轉變涉及了新舊地方感的遞疊競爭與特定歷史社會條件之感覺結構作用為主。這些討論的傳統多半隱含了現代化都市過程裡，如何有效的解釋「地方感」以及地方感如何運作的嘗試。
在台灣都市過程中，地方性的轉變則由不同的力量與政策所制訂，遽變災難後之重建為最暴力的方式，藝術「介入」社區就顯得溫馴可愛，綠化/高級化政策則可作為空間生產條件再生產的工具。各種重建方式，因其所屬社團/建築專業者之意識型態所進行文化「干預」，資本創造的房產價值對於住民認同、社區形塑與地方性都起了相當的作用。同時，地方性也與資本累積，現代化的營造體系與現代性的意識型態，都會型社區價值之都市意識化的文明生活，以及都市政權分配利益與選擇創造都市經濟的政策習習相關。
然而對於台灣原住民來說，地方性/感此種經過都市過程打造的理論意義並不能夠適切涵蓋原住民居所的意義。原住民的生活空間是一個整體部落生命的所在，包含了生活與工作，歷史與現在、家與部落的整體，而非石頭的群聚而已。我們討論災後重建的地方性就不能簡單從都市過程中鍛造的地方性理論語言去理解，縱然我們可以獲得分析上的靈感。其次，災後重建面臨的不只是家屋重建，而是原住民的傳統領域喪失，部落的歷史（祖靈）與石頭的歷史（傳統家屋）之形式消失，以及維繫日常生活與再生產領域的重建，如大人工作問題、小孩求學問題、信仰安排，村落空間的形式與分配等。
我們應該將原鄉災後重建工作嚴肅地視為遷村（rehabilitation）而非安置（relocate)的住宅問題，特別是在永久屋的取得要求原住民放棄原本山上部落家屋的條件下顯的更為嚴重。部落居民失去了傳統領域，意味獵地失去，工作與住所分離，失去傳統家屋意味著祖靈寓所必須遷離與重建，那些住在原住民歷史中的山河將不會被孩子們認識，意味著他們下一代將永遠的平地化而失去自身的歷史。
謝英俊的建築思想中，「中繼」的概念一直是隱藏卻強勁哲學基礎。「中繼」意味著土地不屬於個人，人無法永遠的擁有土地，人民總是智慧地「暫居」於土地之上。這是災後成為最能說服災民，但在面臨永久屋的選擇時最不能認同的論述。
在展現的層次上，謝英俊將「永續建築」(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用環保，因地制宜的概念來論述。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永續建築的定義，包含了環境、經濟與社會文化的永續。在這個基礎上，謝英俊將其對應到自身實踐的工作，有一套對於永續建築的論述：環境對應著綠建築，每個人都可以參與操作的營造系統；經濟則指非依賴性、非貨幣交換性的營造過程；而社會文化指的則是保持社區的、自主的、多樣化。
謝英俊的工作，必得面對遇都市過程中大多數的人工作與住所的分離所產生的問題，以及對於「文明進步」之意識都市化的反撲。無論身居城市或鄉村、原鄉的居民，對於現代房舍已經有一種文明的想像，傳統住屋也很難維持傳統的營造禮儀與方式進行。儘管如此，原住民部落的「寓所」是一個遠比漢人的家來的複雜許多，漢人的家已經被格式化完成，家與工作、祖先祭祀是分開的空間，這些空間透過現代性的安排重組，將個體性從社群與歷史文化中拉出，成為世界的中心。然而原住民的家，則是安置社群與歷史的核心，同時也是文化展現之所在。在這種雙層的文化需求下，比較可以解釋為何謝英俊在瑪家農場的工作中，所遭受的批評[note]例如金素梅訪視大社村的一段影片。可見http://www.youtube.com/watch?v=LUUrPrrwQL4[/note]。對原住民來說，部分的部落人士覺得可以自己蓋房子，部分人不願離開原鄉，如果都不行，不然就要求自己的房子起碼「堅固」，因為這是他們最後的微薄的希望。
永續建築是否能夠對應都市過程產生的異化環境，以及意識都市化所產生的對於現代住所意識型態的召喚，現今仍不清楚。但可以知道的，「開放系統」確保了低成本與勞動參與性，而「互為主體」則是居民參與了開放性系統之後的結果，然建築師的主體會在永續建築的工作中展開，是建築的政治計畫與歷史性（historicity）計畫。
第三個方法：互為主體
在阿里山來吉部落的會議中，謝英俊與部落人協商，說服他們自己爭取住房的形式與空間。他採取的策略是建築師提供協助，基本房舍結構由專業者完成，但是完成房舍、房型選擇、住房面積、公共空間，他們要努力跟市政府要求更大的空間。建築師能做的有限，就算幫居民要到更大的空間與土地，也未必是他們所要的，或者，這樣不能讓他們「自己幹」，而「自己幹」是空間生產很重要的方式。
通常我們論及「社會建築」的時候，指得是服務弱勢，或者與居民站在一起的計畫，或者更進一步的「協力造屋」。在台灣九零年代後，特別是由李登輝開始的「社區總體營造」開始，社區參與成為一種流行的建築設計方式，這個原本要反抗表徵空間由上而下粗暴的空間生產方式，變成另一種成為主流的進步的表徵空間論述。通常變成一種規約性公共工程的綁定項目。
此種「社會建築」確實來說，在台灣的實踐上通常有兩個方式，第一是規劃概念的參與，如規劃說明會、專家諮詢會議、社區說明會等等；第二是設計參與方式，由建築師與居民合作，在具體的空間尺寸上討論需求、形式、功能。「社會建築」縮小成一個簡單的空間概念變成「社區參與」、或者變成制度內的「社區建築師」服務鄰里的工作。
然而，我自己的經驗告訴說，「社會建築」在實際的工作中，與居民戰鬥的多，和諧的少。一個有良心的設計師，會在他的工作中平衡權利團體的發聲機會，每個團體都有弱勢，而這些弱勢在社區參與的過程中一樣無法發聲。如果「社會建築」仍是「認同強者的價值」，那就失去所有的意義。換句話說，唯有當「社會建築」是一個「起義的計畫」（insurgent planning) ，讓隱藏的聲音出現，讓弱勢者現身，讓少數者的權利被看到，我們才有討論的必要，否則所有的建築都是社會力的結果，社會建築只是多了個意識型態包裝的侈譯。
我們可以透過謝英俊的自我描述，來重新檢驗他所謂「互為主體」的概念到底如何？譬如說，謝英俊常說：「如果不能溝通，就不溝通了。」，或者舉「築室道旁，三年不成」的例子，大馬路上的騎馬的人經過會覺得房子太矮，走在路上的則會覺得房子太高，左鄰覺得醜，右鄰覺得漂亮，這樣下去，沒有一棟廣納民意的房子會被蓋的出來。
這說明了謝英俊的「互為主體」的意思，建築師並非沒有主體，而是要體認自己與他者的不同，是維根斯坦意義上的「絕對的他者」而非唯我論的他者，弱化他者。不同就是不同，不是聆聽，不是坐下來仔細辨識差別，而是在一個共同的時間與空間，互相說服/鬥爭的過程中，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完成主體的建構，完成建築的生產過程，如同邵族的多部合音，不管你的音調如何，都可以找到進去的方式。這個動態生產的過程，恰好是「互為主體」的生產過程，而非建築師的方法。
漢娜鄂蘭覺得馬克思談的勞力過於簡單，只有一種作為勞動生產的勞力。我們必須細分人的活動生命：勞動（體能勞動從大自然中產出消費和維持生命的物質）、製造（創造、利用素材營構持久事物的構造）與行動（透過言行開展，維持「歷史與政治的世界」）。「製造」(poiein)與「實踐」（phronesis)是不同的。如此，從製造的空間位置來看，它發生製造者和製造素材間，製造者不必跟他人產生或建立關係，其存在處境是「單獨性」。然行動具有的彰顯性，行動者同時也是一位言談者，使「行動」或「實踐」有別於「製造」或「創造」。在這樣的說法裡，行動彰顯公共空間。於是，在一個有他者在場，表達自己的行動，有其政治實踐之處，就是公共空間。換句話說，謝英俊的建築工作是在每個人行動中，政治實踐的勞動力過程中，產生「互為主體」的。這種互為主體從交流開始，一如柄谷行人所指出的，「越是認為建築是作為理念的設計的完成物，就離實際的建築越遠。」而建築是交流，而且無庸置疑的，是與沒有共有規則之間的交流。[note]柄谷行人，2010，《作為隱喻的建築》，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note]
結論：空間的生產
我用了「architecture of sociality」而非「social architecture」，是為了強調謝英俊工作中並非一般所認識的「社會建築」的取向，特別是人道主義取向的理解。建築可以服務人民，但不能僅以服務人民來斷定建築之工作。
按照Lefebvre的看法，空間的生產指得是三元辯證與鬥爭的結果。我們可套用Lefebvre的方式，理解謝英俊工作中的空間生產方式。
謝英俊的工作的重要性，是他在一個極為特殊的歷史時刻中，以建築工作（無論有無意識）回應並以實踐「黏合」了我指出的三個脈絡，發展國家的創傷、都市過程與意識都市化以及非正式營造系統，其工作在解絕問題中有清楚的「分工與交流」（馬克思語）的關係性構成。這並不是說，他確實的回答了問題，而是說他在當下的條件中，企圖透過建築去回應他直覺所感受的部份。這是他建築工作最重要的當代性，最具有意義的「社會性」。
三個脈絡與三個方法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表述方式。應該被呈現的是一個疊合、交織的辯證關係，不過這就是文字與圖表的侷限。
最後，建築師的工作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這些由漢人所提出的空間方案，只是作為「減緩」發展國家機器的創傷反應，或一如Tafuri所提醒的「布爾喬亞的補償心態」。原住民的問題一直在，例如傳統住屋的形式是否無法繼續了？住屋營造過程的禮儀與工藝傳統如何（或如何不需）維繫？關於災難的原因，後災難的權力與資源分配如何平等？這些問題應該有更多的社會性建築提出其看法與對策。換句話說，建築師不能憑著對於結構的自信就放棄追尋一種社會統合的希望，即使在緊急或貧瘠的條件下，就如同我們不能寄望天才建築師憑著天份與感性可以創造人們的感知世界一樣。
我們只是現代化了營造系統與工具，並且以最大彈性的應用在歷史現場？也許我們仍應追問，台灣的現代性是什麼？台灣的空間生產的現代性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已經有了很多現代化建築，卻沒有機會討論在第三世界的台灣，建築的現代性到底意味著什麼？也許謝英俊的工作可以啟發我們開始下一步工作。
(原為發表於中國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社會更新論壇」之發言內容，後整理為文稿刊於《獨立評論》第一期，北京，2012 一月。後刊於《新建築》2014第一期，中國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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