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孫權
孽子回家
去年四月，香港著名的異議樂團黑鳥就出版「連眾顛覆」專輯，其中一首「孽子回家」道盡了香港人的兩難。今年七月一日，當我再度去香港，感受一同，歌詞變成了鮮豔的街景，96年六四的民間團體的諾言依舊，雖然街頭到處有搖著五星旗大拍賣的店頭。台灣人善用國族主義去思考問題，對於香港人，獨立思想是不存在的，這是物質地與意識形態的。「換誰當老闆都一樣，重要的是人民該作何想？」黑鳥的女團員咭式如是說。如今的苦楚非但是十年前中英回歸約定中被決定的命運，還加上英國末代總督彭定康「非殖民化」香港的過程與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香港民主化的啟蒙面臨「野蠻」帝王統治的難題。香港人好不容易從自由的囚籠中逃出，開始當家作主，卻又被迫回到原點，特別是「基本法」中關於集會遊行與言論自由的限制。
今天，民主黨頗有台灣當年民進黨的氣勢，與支聯會掌握了香港多數民眾的支持，第一大「反對黨」沒有在脫離殖民統治時理所當然變成執政黨，卻還面臨瓦解及與其他運動團體的分裂的危機。在六月三十日晚上，「香港民間另類回歸聯盟」（包含了前線、學生團體、婦女團體、工會、教會、先驅社、藝行群等）在皇后像廣場舉辦活動，而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卻站在立法局露台上對著民眾演講揮手宣布迎戰九八，並以哀兵之態召開記者會，向國外媒體控訴。七月一日的遊行，本來是民間自發性的主辦，後來被支聯會「強奪」成主辦單位，依舊由司徒華領銜，到達新政府大樓時，支聯會掌握了發言權，學生不滿開始唱起國際歌時，還被部分支持支聯會的民眾斥為「分裂」行為，使得遊行好像與特區政府無關。這樣的指控一如臨時立法會指責民主黨與支聯會一般。今天的孽子不完全是文化與思想上的不同而已，還帶著民主利器「歸回老家」，順便附送剽悍的四五行動聯盟、學生組織、工會、婦女運動與托絡斯基左派的先驅社及其聯盟等。
慶典
96年的六四，四萬人在維多利亞公園守夜，最後的自由顯得異常珍貴壯烈，明年依舊的豪情劃破夜空。97年的六四，街頭遊行出現了嘲諷五星旗的街頭表演，甚至有著青天白日旗揮揚，調景嶺在之前被拆除。97年六月二十九日，黑鳥藝行群（activists）舉辦了一場論壇（邀請了各國的民間團體，包含了天安門64唱片的負責人法國人Luk，他也曾是Maximum rockn’roll的編輯以及日本反天皇體制連絡會等），晚上在太空館一場演唱會揭開異議序幕，六月三十下午，黑鳥於六四吧播放世界各地爭取民主的影像紀錄（其間還包含十年前羅文嘉在台大移走蔣中正銅像的抗爭，世事多變），而民間藝墟從下什起在皇后像廣場展開異議活動，大字報、混水摸魚等兼具小劇場與民主牆的小攤位人潮洶湧。同時間，英國於會展新翼舉行告別儀式，殖民色彩的表演柔焦著彭肥的淚水，蘇格蘭的樂曲離情依依，英國女高英與華人歌手，華人女主持人與男的英國主持人多番握手詠別。晚間八時解放軍開進香港，北京、深圳、上海、昆明、瀋陽等大城市上萬的民眾聚集廣場等待回歸倒數，中央電視台傳來人人欣喜若狂的畫面。七月一日凌晨，民眾遊行開始，而四五行動聯盟則持著「六四屠夫、李鵬下台」標語企圖闖入會展新翼，彼時米旗落星旗昇。七月一日下午三時，支聯會併同民間組織發動遊行，三千人緩緩在雨中行進，至新政府大樓前內部矛盾一哄而散，晚上看煙火慶典的民眾則高達十萬人，整條彌敦道人群洪流近兩個小時。蘭桂坊掛起滿天的米旗與星旗，好像為兩國建交歡呼。
儘管大夥都知道不管是不是法令真空期（從七月一日零時起至臨時立法會通過基本法之間數小時），至少一兩個月內中共不會演出失態，江李體制丟不起臉。於是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各類活動，都像個慶典，即使大雨磅沱，民眾依然享樂五天的假期，正如一本香港免費的刊物「大紙」封面所暗示的：「Best before 30-06-1997，以後還有，精彩無限期日日都是回歸時」。香港為全世界最好的演出，不是中央電視台的畫面，不是英國假情意的farewell party，而是政治上、商業上與異議聲碰撞生產的巨大狂喜與沈默，讓國族主義者與殖民帝國摸不清楚贊成自己的群眾何在？舞照跳、馬照跑、威照示的反面意思還是：換了老闆又如何？
紫荊旗
為大布列顛帝國殖民地的直布羅陀海峽，日前舉辦了公投，贊成繼續給英國統治的高於歸還西班牙。香港人自己也會同意，如果來個公投，恐怕會得到相同的結果。對於一個城市政權而言，發展不意味著要國族的保護，相反的，香港正因為冷戰時代西方世界封鎖中國的歷史機緣，北方的資金與技術，特別是上海的紡織大亨與銀行家大量逃至香港發展，加上中國提供廉價的水電與勞力與轉口契約才能成長至今。香港七零年代著名的「戰鬥家」吳仲賢在其「香港經濟發展的批判理論」裡說得很清楚，特別是他引用了Nigel Cameron的話一針見血：「從最初開始，香港的運氣比其政府的遠見多得多。」（Hong Kong, from its very inception, had more luck than its government had foresight），香港繁榮不僅英國政府的遠見，或者法治與有效率的官僚體系，在未來，也未必能依靠中國而持續發展。
紫荊旗原本是香港的市花。在台灣，我們學習了很久，政治人物才會將同胞改口為市民，而「市民」在香港是一個普遍的稱謂。這個稱謂，在大多數的第三世界都必須經過大量的戰鬥而得。香港何其幸運，連彭定康在告別演說時都會稱讚香港已經是個市民社會（當然，江澤民大概聽不懂語帶陰謀諷刺的稱讚），從政治的角度看來，香港民主的路才起步，離理想的市民社會還遠，但是，這正是可以期待的，香港的市民已經開始了了長跑。如果紫荊旗有任何意義的話，它的花語必然是城市的，一個獨立於國族與殖民主義向外連結、發展的希望。香港也是如此。
（原刊於於破報73期）(07/13/1997 –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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