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7 清理地基

第二屆網絡社會年會主題為：與列斐伏爾前行：算法時代的都市論與日常生活批判。會前網絡社會研究所組織了列斐伏爾核心文本精讀討論班。本文為第七次「清理地基」zoom錄音整理。

時間：2017.10.11
講者：黃孫權
整理：張移北、陳藝嘉，陳雪

同学报告文档：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Clearing the Ground p1-99
1、 PREFACE P191-203 黄予
2、 part 1-6 P203-214 彭婉昕
3、 7-10 P214-234 杨荃昕
4、11-19 p234 – 252 劉南茜 
5、 20-28 P252-268 張佑任
The formal implements p100-179
6、1-4 P269-286 鲁曼
7、5-9 P286~301 郭昱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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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今天早上應該有看到阿里巴巴雲棲大會的直播視頻。我特別注意到王堅的演講題目叫作《城市的大腦》。王堅作為阿里巴巴的CTO，說的非常好，他說他從來沒有想象過單個在乘車的人，佔用的道路面積有竟有80平米，我們生活很像是在道路的孤島上。他講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的方法去解決城市交通擁塞的問題，譬如說把監視器和城市的紅綠燈系統連在一塊，這樣大家在上杭州高架橋的時候，每個人可以減少四五分鐘。估計杭州每天經過高架橋的人有110萬，那麼整體上就可以減少很多分鐘，時間就是金錢。他還說杭州前段時間成立了一個數據資源局，不是數據局，而是數據資源局，相對於自然資源有了數據資源。

我不知道各位聽了之後有什麼感覺，讀過列斐伏爾以後，再想想王堅這樣說話，你們有什麼感覺，我很好奇？每個人都可以減少四五分鐘不是很好嗎？只是對於沒有開車的人就沒有什麼差別，對吧。或者對那些在杭州買不起房子的人就沒什麼差別。列斐伏爾在1950年代批評左派右派都把都市計劃變成一個住宅問題。現在我們有新的數據了，這些數據都是人自己創造的，我們通過自己的使用數據，來節省我們用路的時間。難道城市問題只是開車快慢的問題嗎？王堅這麼聰明，可是他能夠以及想要解決是每個人開車能節約多少時間的問題。

只處理通勤速度問題，怎麼能叫城市大腦？數據當然很重要，但是我們如果想要用人自己創造出來的數據，來解決人的問題，會造成一個套套邏輯（tautological）的麻煩。我們大家都開車，而數據都告訴我們，馬路不夠用，要麼所以讓紅綠燈系統反應地做調節讓大家節省時間，車行速度加快變相的鼓勵大家開車出門，要麼我們就開更多的高速公路。但是數據並不會告訴我們，我們可以不要開車。或者我們怎樣控制私人汽車，鼓勵大家使用大眾運輸系統。我覺得這是從列斐伏爾那個年代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被解決的問題。那個年代列斐伏爾說城市規劃不只是住宅問題，那現在的城市規劃也不只是開車可以多快的問題，不是節省時間的問題。

還有一個演講者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叫周以真。我後來在網上查了一下，她在演算法方面是非常厲害的。她只要有一點點社會學的基礎，就可以說現在所有的求職廣告，在臉書上在google上所投放的求職廣告，男性工作的比例還是大於女性的，從中可以看到很多性別歧視。我想說，現在這種學科技的人，研究演算法的人，只要有一點點基礎的社會學素養，都可以很容易地做批評。從性別、階級，都可以展開去談。那反過來，一輩子都在念人文社會學科的人，如果懂一點點程式碼，瞭解一點點演算法，那麼我們可以做出什麼樣的回應？這就是各位面對的難題。我常說社會科學不要在大數據前面一直低頭，我們應該鼓起勇氣，就像我們以前以質化研究去批判量化研究，要去問那些數據處理技術人員，你們這麼相信量化，但你們知道量化有什麼問題嗎？這些問題和我之後要跟各位講的列斐伏爾參加的高等社會研究院有關。我希望各位可以好好想想這個問題。

前言

我們知道第一冊《日常生活批判》是1947年寫的，第二冊是1961年完成。如果第一冊他只是提出一個大的看法，告訴我們日常生活很重要，那這一冊就是要建立一些社會學的方法。這裡面也有一個非常大的轉變。各位知道列斐伏爾在1954年才寫完他的博士論文，他上一個學位是大學學位，是1924年獲得。這本第二冊是他拿到博士學位以後才寫完的書。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比利牛斯山的農莊社會》（Les Communaut’es Paysannes Pyr’ennes），你可以想見他為什麼那麼喜歡鄉村生活。他有一個領域是研究鄉村社會學，這跟他的博士論文有關。在這其間，他慢慢從一個鄉村私校的中學老師，變成一個非常知名的非傳統學院的學者。他寫第一冊的時候，其實很悲慘的。他還和好朋友，國際情境主義的查拉（Tristen Tzara）一起在廣播電視台工作。為什麼說他是非傳統學院學者？因為他在很晚才拿到博士學位，其間他還乾過很多事情，譬如我們第一次上課的時候講過，他1940年編過一個很有名的雜誌，叫《我们知道什么》（Que Sais-je） ，那個雜誌其實主要是反薩特，反那種人本主義。

我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1947年到1961年這段時間，意識形態和世界的局勢與文化氛圍發生了什麼變化？這是我們念書之前要先知道的事情。第二冊到第三冊是1961年到1981年，中間隔了將近20年。所以第三冊的內容更新得非常多，但這第二冊嚴格來說它跟第一冊有很多東西是重復的。第一件事情是1956年赫魯曉夫發表了一個報告，攻擊斯大林主義，這對於國際共產黨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再來是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後來到捷克那一帶全部都是蘇聯的。列斐伏爾在那個年代，在社會局面大轉變的時候有一些反省，特別對於左派的失望。

他離開了法共，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一種說法是說他跟法共鬧翻了所以被開除。還有一種說法是法共不准他寫書，他就離開了。1961年，有幾本重要的書都在那時候出版。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那時候寫了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書叫《阿爾及利亞1960》（Algeria 1960: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The Sense of Honour: The Kabyle House or the World Reversed: Essays）。他在阿爾及利亞做田野調查的之前，原本是個計量社會科學家，一直用計量學的方法在做，直到他做阿爾及利亞。為什麼做阿爾及利亞，因為法國跟阿爾及利亞是殖民關係。這本書對社會學界影響非常大，因為他直接挑戰了美國當代社會學兩個主要的社會學取向，一個是實證主義、一個是問卷的量化研究。那時候在美國這兩個社會學方法非常流行。《阿爾及利亞1960》法文版是在1961年出的。英文版是在1979年才出。布爾迪厄的成名作其實不是我們現在知道的《區隔》（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那其實是很晚期的，他的成名作應該是《阿爾及利亞1960》這本書。

同時，從1958年到1964年，是整個第三世界解殖運動最瘋狂的時候。現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民族國家，比如非洲、東南亞的，所有的獨立運動都是發生在1958年到1964年這個階段。這些第三世界的解放或獨立運動間接地造成了1968年學生的反抗。就1968年全世界的局勢來說，你不太能夠只把68革命想象成是歐洲的白人，那些嬉皮的孩子突然有一天覺醒了，說帝國主義很壞。是因為第三世界所有的年輕人、所有的國家都獨立了，然後老毛在中國搞文化大革命，是因為這些的關係，才讓那些歐洲的年輕人意識到，原來有一個他者存在，有一個第三世界。然後他們才能意識到自己的獨裁、自己的惡心、自己的種種帝國主義的行為，這裡有非常複雜的原因。這些是列斐伏爾寫作的很基本的背景。

書中大概有二十頁在解釋結構主義，很囉嗦。而且我們看過非常多結構主義的論述，那些論述可能比他講的都還要清楚。但你也可以把這當做是對結構主義最好的批評。列斐伏爾用了不同的論述方法。有一個非常大的原因是他離開了法共，他以重新發明馬克思主義為由，來寫他的文章。其中有非常多的人道上同志，最重要的就是法國社會學研究中心（CES Centre d’etudes sociologiques），1946年創立。它的第一任主任是喬治·古爾維奇（Georges Gurvitch），他是蘇聯出生的法國人，遊歷了非常多地方，他在法國社會學界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堅持哲學社會學的觀點，反對美國的經驗主義和技術與數量分析，影響後來談人權的許多學者。

第二任是我們之前講到的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他談過人和機器的概念。這位第二任的接繼者邀請列斐伏爾到這個社會學研究中心，所以他才從一個鄉村教師跑到這個高等的社會學研究中心，他才可以開始做正式的社會學研究，而逐步建立他的社學會的方法論。另外研究工業社會學的圖海納（Alain Touraine）也在CES裡面。整個法國在1958年開始給社會學學位，比我們想象中的還要晚很多。歷史上最早有學位當然是歷史學，1950年代才有社會學博士，1970年代才有建築理論博士。而早在十四世紀就有歷史博士了。

CES有一個非常核心的工作，就是抗拒美國來的實證主義和量化研究。希望創造第二支不同於塗爾乾的社會學分枝。你能想象列斐伏爾這一套東西，其實是CES的產物，比如說他拒絕了實證主義，於是他變得非常非常囉嗦，非常講究細節，他拒絕量化所以需要更多的描述跟解釋來建構意義。大家還記不記得在第一卷的結尾，他說要做大量人類學式的個人之間的訪談。

後來列斐伏爾的博士論文手稿發生了一些小意外，法國最高的教育機構不承認他的學位，圖海納（Alain Touraine）還幫他籌劃了抗議示威。，這些是他的八卦。那時候還有一本書非常重要，幾乎是1968年學生運動的聖經，是布爾迪厄和讓-克勞德·帕瑟侖（Jean-Claude Passeron）寫的，叫作《後繼人》（The Inheritors——French Student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Culture）。

列斐伏爾進入CES之後做的研究還是關於工人、都市、鄉村社會學等等。後來因為冷戰的結果，再加上他得罪了法共，所以有一年他又很可憐地離開了CES，被貶回去當他的鄉村老師。我之所以講這麼多背景，是因為第二冊導論的作者特里布奇（Michel Trebitsch）覺得，那時候的法國社會學其實才是1968年五月風暴的核心，學生運動想像力的根源。布爾迪厄的著作、居伊德波的著作《景觀社會》（1967）、魯爾·瓦納格姆（Raoul Vaneigem） 的《日常生活革命》（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1967），列斐伏爾的著作，這些人提供了新的革命和社會學的基礎，以至於讓學生上街頭時，有強大的理論的武器。特里布奇覺得社會學在歷史上難得有一次作為社會革命的先鋒。想想看，我們現在讀社會學的人都在乾嘛？

列斐伏爾在1928年到1958年時在法共，當時有很多重要學派，最重要的大概就是1956年到1962年的雜誌《爭論》（Arguments Journal）。它集結了一群被法共排擠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年輕學者，那個雜誌有點像一個基地一樣，思想彈藥庫。這些人在1968年把戴高樂趕下台，所以有人說這是研究者的子彈。《爭論》聚集了非常多的人，比如盧卡奇（Lukács György）、呂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布爾迪厄還有羅蘭巴特。與此同時，還有我們之前提到過的年鑒學派，然後還有一些流亡在外的德國人，法蘭克福學派。《爭論》加上法蘭克福學派，再加上法國的年鑒學派，這些知識群體形成了非常大的力量，外在原因有阿爾及利亞革命、古巴革命、南斯拉夫自治，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等，這股內外的力量才讓1968年變成一個大的革命。

列斐伏爾拒絕官方馬克思主義者，要重訪馬克思主義。他在《現代性導論》（Th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書中用了一個字叫基進批判（radical critics），以此為武器，重新發展社會學。可以認為CES法國社會學中心接替了年鑒學派雜誌停刊以後的位置。另外一個重要的人是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他是一個人文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其實很有趣，他被阿爾都塞看不起，科學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是非常看不起人文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他在1956年成了CES主任。這些都是列斐伏爾同志，他才能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工作可以做研究的。他們是外於官方馬克思主義的位置，1960年他在CES成立了日常生活研究小組。1961年列斐伏爾成為斯特拉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的社會學系教授兼主任, 1965年到南特（Nanterre），正好成為五月風暴核心中的核心。

1961年居伊德波在CES演講，他有句話非常經典，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冊里列斐伏爾引用並重新解釋過，他說「日常生活確確實實被殖民了（everyday life is literally 「colonized」）」，列斐伏爾在第二卷里就此說過很多。1967年還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書《論學生生活的貧困》（On the Poverty of Student Life），也提到這句話，1981年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也有一整章來處理日常生活中的殖民。

國際情境主義者跟列斐伏爾後來有個分歧。列斐伏爾有點嘲笑這些人都是浪漫主義者，是年輕學者所搞的新浪漫主義（new-romanticism）。因為列斐伏爾這句話，於是他們在國際情境主義發行的的一本刊物里就反譏列斐伏爾是先進觀念的思考者，但是什麼都沒做。他們覺得列斐伏爾跟戈德曼一樣，都是獨立思考的代表，但是對政治組織一點影響力都沒有。同時，對於列斐伏爾」抄襲」他們的時刻理論（theory of monment）也相當不滿。特里布奇認為列斐伏爾與他們最大的差別在於，究竟要搞一個歷史上革命成功的烏托邦社會，還是要搞一個建築形式上的抽象社會。對列斐伏爾來說當然是前者，因為他覺得歷史上當然有已經實現過的烏托邦。但是國際情境主義者所說的「異軌」( Détournement)，就跟建築形式主義者一樣是在畫圖，勾勒那些情境。

關於前言的內容，我還要補充一點，很多人喜歡把《日常生活實踐》跟《日常生活批判》作對比，但德塞托的《日常生活實踐》1980年代才出的，離列斐伏爾是很遠很遠的。列斐伏爾跟德塞托的差別有兩個，第一是德塞托那條路線是跟福柯接近的，反規訓；另外是，德塞托很關注消費，那時消費已經進入到文化研究和知識領域中，而在列斐伏爾那時，消費還沒有成為一個充滿社會學意涵的術語，所以他不太用consumption，而是用reproduction。

你們看的時候也能發現，德塞托會告訴你一套戰術、戰略。列斐伏爾在1961年就寫過了戰術跟戰略，只是他寫得非常囉嗦、麻煩。德塞托後來把這些重新清楚而漂亮的定義了，於是後來大家都只記得德塞托說的，而忘了列斐伏爾很早以前就說過了。列斐伏爾一直都有作為先驅者的困境。這是導言部分我所做的補充，其實是想告訴大家這本書誕生的歷史背景。

清理地基（Clearing the Ground ）

列斐伏爾的寫作的確非常瑣碎，我第一次念的時候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列斐伏爾不和年鑒學派一樣，做一些好的人類學或者歷史的記錄，為什麼要講那麼複雜？這個問題如果你把它放在列斐伏爾整個知識方法論的訓練和精進的過程裡面理解，他好像一定要經過這種非常複雜的過程，才能夠寫出像《接近城市的權力》這樣的經典。所以，針對這部分，比較有效的方法是討論他所提到的一些細節。

研究日常生活，就是要改變與轉化它。篇章開始他就引列寧的一句話：革命的日子「等於日常生活的二十年」（p3）。革命的瞬間可以改變非常多的東西，因為高張力、社會改變的力量非常巨大，可是日常生活的改變要20年。也就是說研究日常生活是非常難，他用了一個非常難翻譯的詞「residual deposit」 ，殘餘沈積物，來形容日常生活是渾濁的，殘餘全沈積在一個層面上，不像革命時刻裡頭有很多力量、事件。可是日常生活每天在變，但是同時又像不變的東西，很像沈澱物、沈積岩，停在那裡，所以研究它就非常麻煩。列斐伏爾用列寧的話來講，研究生活的確非常困難比研究革命難多了。

他也提到幾個重要的轉變。從家務革命（domestic science），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 ，一直說到創造性的活動，日常生活在兩者中間一直在不斷地轉變。他提到非常多次「層面」這個概念，他說生活很像一個層面，他避免用傳統左派的上層建築和下層建築。層面就是現實和實踐暫時存在於同一層面，它既不是一個抽象概念，也不完全是一個實體。

他講女性角色在工業社會里的變化，他舉了三種動態經驗，這三種可能都是日常生活研究必須面對的。一種是女性真實的經驗的堆疊（pile of experience facts）；第二種是話語和再現，像女性雜誌這種，媒體怎樣去轉述和報道這些女性的經驗，是文獻的堆疊（pile of documents）；第三種是女性主義者或者社會學家用術語分析的，社會學家、哲學家怎麼來面對女性角色的轉變，是術語的堆疊（pile of jargon）（p13）。我們要研究日常，這三塊都要處理。

他反對知識的幫派主義（intellectual gangsterism），即知識黑幫。他反對，所以他在寫作中就把所有人都批評過一遍。歷史學家的問題是、結構主義者問題是，等等，自問自答。在這些東西里你大概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點，比如說，我們研究日常生活的關鍵是，什麼是必要的，換句話說，什麼可以改變人們生活 ，這才是研究的重點。不管你用任何一種方法，最終都要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歷史學做不到呢，或者只有歷史為什麼不夠呢？他說所有東西都是歷史的，沒錯，但是歷史不等於所有東西。所有的東西都是有其歷史才變成今天的樣子，可是反過來就未必，因為歷史涉及到記錄的問題，歷史沒法窮盡人所有的行為。沒有對歷史的批判就不會有歷史，不對歷史作檢討就不會有歷史這個學問。他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以前我們看史記、史詩、大河劇，可我們現在看的小說基本上不處理歷史了，小說裡面基本只處理小情小愛，短時間之內的一些東西。而且歷史的確有一種危險，它很容易把我們的日常生活縮減到（reduce）一種我們可以感覺到或者意識到的事實。

他又談了哲學上怎樣處理客體、主體，談到抽象概念的危險，他批評所謂 「主義」的東西（-ism）。換句話說，歷史、各種社會科學的分支，只要它變成教條主義，就有拜物教的危險。專家有各種權利，特別是那種將真實概念化卻什麼都解釋不了的權利。專家變成技術官僚，我們研究日常生活不是要創造新的專業，成立社會學新分支，而是要研究事實與概念主義的衝突。專家會將事實」集合」好，符合完美無瑕的幻象，甚比真實還明確。如後結構的方法論竟然變成了教條的結構主義，文化概念有效性使用變成了文化主義等等。保守官方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強調階級鬥爭，然而，社會由資產資產和無產階級組成，法國社會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難道需求不一樣嗎？也未必。不能將無產階級的需要簡化成單一面向，這全是他們的錯誤意識所致。官方馬克思主義者嚴格地將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劃分開來，就無法理解馬克思如何小心順著烏托邦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的呼籲了，如傅立葉，聖西蒙，歐文等人。落地的烏托邦總是從革命性的實踐（revolutioary praxis）而來的，而非教條主義。

我們當然可以理解他的焦慮，他和法國共產黨的最大差別，正是他討厭教條主義式的馬克思主義者，那種斯大林式的、赫魯曉夫式的官方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從一個年輕教師到社會學教授，在這個過程里他可能吃了很多苦頭，他一直很不相信官方的某種理論構造，所以他想要用自己的方法來解釋，可是這就造成我們閱讀上非常大的麻煩。這是我的第一個感覺。

第二是，日常生活研究是為了改變社會，這跟馬克思說的一樣。有一句話非常美，他說：人，是一個機會的星雲（cloud of possibility），我們每次的選擇、行動，將雲慢慢蒸發掉，一直到我們的死亡（p66）。他的意思是，除非我們告訴人們，他本身就是可能性組成的東西，否則他們就會臣服於歷史與結構的術語解釋。烏托邦是歷史上由知識和意志主導曾經出現過的具體形式。當歷史與結構都成了教條主義，人們就不再是可能性的雲朵，像熵的耗損一樣。在這些偶然出現的優美句子里，可以猜想到或許他不願意去精簡自己的寫作，變成教條式寫作。

第三點，他提到一個觀點但又沒有好好地解釋，他說科技發展是遠遠超過日常生活的，到了某個點日常生活才能追上科技使用。也就是說，技術物，按道理說可以讓我們與時俱進，技術物可以是我們能利用的工具，可是我們的日常生活是慢於科技環境的，在這個過程裡頭會產生一個科技的空檔（technical vacuum） ，日常生活是沒有辦法回應這個技術空檔的。（p74）如果各位聽過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老師在美院的演講，他有提出過類似的概念，在技術物的發展過程裡頭，人類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接納技術物，從而產生應對與批評的能力。發明跟使用是兩回事，從發明到使用的過程需要很長時間。如有名的科技史學者埃傑頓（David Edgerton）精彩的研究（2016 《老科技的全球史》），研究科技的真正重點不在於研究發明，比如網絡60年代就有了，可是真正落實是在80年代以後。也就是說，在這個技術空檔時間里，日常生活是沒有辦法回應這些技術物的，所以很多時候日常生活只會被宰制。這導致我們的可能性最後會被科技創造的可能性所決定，由掌握科技的技術官僚來決定我們的生活方式。他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控制消費的官僚社會》（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已經有中文翻譯了（仰海峰翻譯）。

此外，他也提到循環時間（cyclic time）和線性時間（linear time）。循環時間指的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四季變化、生日、春分、夏至等等。這個循環時間後來慢慢被工業社會那種八點去工廠上班、七點去上課這種線性時間所整合，這就造成了很大的衝突。隨後他講述了一則青年工人的故事，來告訴我們工業社會的節奏如何改變了我們慣常的生活。

剛剛同學們討論到「科技物的異化早於人的異化」的問題，就馬克思基本的看法來說，異化跟物化是不可能消除的。東西在產生的過程裡頭產生異化，物跟物的關係就會取代人跟人的關係而產生物化，不管它是不是科技物。所以並不存在科技物的異化先於人的異化。

技術物的空檔是什麼意思呢？在這個空檔裡頭會更容易宰制人們的日常生活？我在一個中國淘寶村的微信群裡面，看他們每天都在報道淘寶村多麼厲害，農產品可以上行，那些鄉村透過淘寶把農產品賣到城市裡頭去。那個群組裡頭，有一些是老師，有一些是淘寶的負責人也有一些是淘寶成功的店家，每天都在裡面講他們成功的經驗。我那個時候突然問了一個問題，「你們都說農產品上行獲得很大的效果，可是我想知道是農產品上行多，還是電商電器下行多？」 我問了這個問題後就沒有人理我了。我覺得這個很像科技的空檔。消費社會在這個空檔其實更容易逼迫日常生活往一個方向去，因為我們還來不及回應。就好像我們在不知不覺中，生活事務都要靠微信，不知道什麼時候起，好像沒有微信就不能生活，沒有臉書我們就沒有辦法說話。

他舉了新市鎮規劃（new town）例子，假設某一件事情你現在沒有能力解決，那解決了之後，接下來你會想要乾嘛？如果你想要有房子住，你有了房子住，接著你會想要乾嘛？他說這種問法，在一個既定的事實被解決了之後，再問你的願望，或是你想要達到的，這個就是你的慾望（desire）。需求（need）是比較基本的，慾望是比較高階的。慾望有時會被物化，大部分是由消費社會所創造出來的，假設不是這樣的話，那慾望其實就是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可是現在這種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都被消費社會所決定了。

關於「知識黑幫」，他問到，假設在實踐上排除專門性的活動，還剩下什麼？空間學、地理學， 如果你排除實踐，比如建築規劃專業排除建築，那就什麼都沒有了。就形而上學而言，排除專門的實踐無所謂，因為形而上學不需要實踐。他說還有一種東西會留下，就是現實的層面（the level of reality），就是所謂日常生活，它介於有和無之間，既不是完全的抽象也不是完全的實踐。

簡單說，這一章裡對於結構主義、歷史學、哲學上討論的主體客體、對於新市政規劃、慾望、需求，這些很基本的東西清理過一遍。接下來他開始要用一套社會學的工具和概念來建構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法 ，「Clearing the Ground」可以說是一篇很長很長的序言。在結論中他重申，如果我們沒有日常生活批判的知識，就不會有社會的知識，反過來沒有社會批判的知識就沒有日常生活的知識。知道日常生活是為了改變它。只有讓自身付諸基進轉變的計劃，思想才能夠捕捉、定義日常生活。也就是說，日常生活這個東西，除非我要讓它開始轉變，它就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可以被捕捉、定義，如果我不開始去改變它，它就會像是沈積岩一樣不會動。對我來說，我這輩子搞不好都在做這句話所說的事情。我在做《破報》的時候，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只有在做的過程當中我才知道什麼叫做另類媒體、免費刊物，什麼叫做真正的運動。如果你不動，它就不會發生，我們正在做的合作社也是一樣。只有在你非常基進的轉變過程裡面，你才可以知道它是什麼，日常生活就很像是這樣的東西。

我知道這很不符合社會學的看法， 換句話說我們研究日常生活或者運用這種研究，是為了捕捉某種現代性的知識，而這個現代性的知識是為了找尋可以發生質變的東西，是為了從頭到尾追蹤這個潛在的質變過程的關鍵時刻：這就意味著，從「什麼是可能」的角度來理解現實，把現實理解為蘊含可能性的。也就是說我們要去瞭解「什麼是可能」，「人為什麼是可能」，「人如何可能」。他的結尾是：「人是日常的存在，除此無他」 。(Man will be everyday life, or he will not be at all)。（p98-99）

相對於黑格爾、海德格爾所談的「主體」，人不是「主體」，而是日常生活的動物，排除日常生活，人就什麼都不是。這個層面是一種現實，它不完全是經濟結構也不完全是意識形態、不完全是需求也不完全是慾望、不完全是實踐也不完全是抽象概念或理論。

他還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我們很習慣某種愉悅經濟，比如好萊塢的電影、電玩、動漫、各種色情雜誌，請問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愉悅經濟？社會主義國家都很苦悶嗎？不需要娛樂嗎？都是鐵打的人民、都是愛國的？這個問題我並沒有好的答案，比如在古巴，那裡當然有娛樂，但古巴又不完全是共產主義，南美的狀態很不一樣。我不知道北韓有沒有娛樂經濟？列斐伏爾沒有把這個問題展開談，但是對我而言，這是很有趣的問題。愉悅經濟和創意產業有很密切的關係，在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還是說這個問題已經被歷史遺忘了？

形式的工具（The Formal Implements）

上一章講過了CES，法國社會學研究中心。這個機構主要對抗兩種美國主流社會學的研究取向，一種是計量問卷形式的，另一種是實證主義的。他反對演繹法的，他覺得演繹法是非常經驗主義式的，某種程度來說是實證主義的。演繹法並不能創造一個嚴格的社會科學理論。這一章節叫做「形式的工具（應用）」（ The Formal Implements），他希望透過形式和結構主義式的方法來建立一套社會學的基礎，來研究日常生活。

首先他講「公理和公理化」，他提出個5公理。什麼叫做「語言的公理」？意思是社會學家要說人們說的話，否則他就無法接近他想要理解的人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這就是公理一。第二條叫「補充的公理」，他用了一個非常嚴格的說法，這是對形式主義和實證主義最嚴厲的批評：符號和表意系統不是物（thing），再現、象徵跟宣稱不是存在（being）。也就是說，我們在運用語言的時候要非常小心，什麼時候我們所談的符號不是真的物，比如「手機」不是物，「手機」是物的再現。第三個公理叫做「論述（discourse）的公理」。日常生活的社會學家要聯結日復一日的語言跟他自己的術語，讓兩者可以相互轉化。比如，如果我跟各位說合作社的理想，可能沒有人要理我，可是我說，反正我們要吃飯，我們可不可以吃便宜乾淨好吃的飯，這樣你們可能就會來。如果我說共享啊，我們要打敗資本主義那就沒有人理我了。所以社會學家的話語必須可以翻譯成人們接受的某種語言。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產生轉（transduction）的作用。第四個叫做「策略公理」，關於策略，德塞托說得更清楚。戰略是長期的，比如說，我們的長期目標是成為一個藝術家，比如中國要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戰術是如何實現戰略，成為好的藝術家的戰術首先要巴結評審，要積極參加畫廊，這是戰術。所以日常生活是戰術跟戰略的結合。它們可能互相矛盾，互相衝突。德塞托認為，戰略是結構系統的改變，是革命性的，戰術是我們日常的生活，德塞托說戰術就是「making do」，閩南話叫做「變巧」，戰術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們日常生活其實是在「making do」 的過程裡頭。日常生活其實包含兩者，我們不太可能只靠’變巧’過活，戰術是每天都要考慮的，但是我們有個最高原則，是要往一個方向去。我們的日常生活就在這中間的過程裡頭，每天都要綜合成一個目標，每天都必須遭逢。如果一群人（a set of individual）沒有一個戰略和戰術的話，就不會成為一個社會的群體（group），這影響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大到國家，小到社團、合作社的群體、美院的學生都是這樣的，沒有戰略戰術我們就不會成為有社會學意涵的群體（sociological group）。最後一個公理叫做「中介（mediation）公理」，我們當然離不開很多經驗研究，他非常強調經驗研究，這相對於美國那種計量的跟實證研究，他非常強調經驗研究（empirical study）。社會學要理解人們如何理解自己的可能性，以及他們自己可能的去處方向。

接下來就是講到假設（hypothesis）。我們在做社會學研究的時候會有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假設（working hypothesis）。正在發展中的假設就是一種中介（mediation）的過程。比如說，我們要研究一個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單元（sociological unit），它具有社會學意義上的意識，那麼我們就必須知道，這群人是如何建構這個群體的。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都處在這樣被中介的狀態，如果我們想要成立一個國家，就在大的戰略上做了決定，這決定了我們的戰術，戰術可以逐漸逼近戰略。簡單來說，我們要提供這些研究對象的經驗的屬性和事實，才不會用非常粗暴的結構主義的方法去論斷他們。列斐伏爾這個說法是非常複雜細緻的說法。要研究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群體，就必須瞭解這些人聚到一塊的經驗是怎樣構成的，而這個經驗很大程度上會被戰略所決定，小部分是他們透過戰術來存活。戰術也有機會可以改變戰略，通常很難，但大部分時候戰術是用來抵抗戰略的，以至於讓群體可以在某個戰略下存活，中國人民應該很清楚這個過程。

我們為什麼要假設？理論假設可以使得知識成為時勢（conjunction）。大家都知道時勢和結構（Structure）不同，還有一個概念是脈絡或者上下文（context）。社會學研究中一般要有脈絡、結構，結構是比較抽象的，而時勢掌握的是不同衝突的力量運動過程，就好像馬克思說錢的變化，是變動的結構（structuring），它不是形式也不是內容，而結構是斷面式的。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McPhail Hall）對時勢的解釋非常清楚，特別是早期一篇對英國足球流氓的分析文章。列斐伏爾說，結構很多時候會容易被教條化，因為結構基本上是解釋瞬間（moment）的，是解釋一個歷史斷面的。在現在的2017年的中國，我以這個時間點為截面，發現有很多不同的政治力量。它是一個接和歷史社會與政治經濟的瞬間，然而結構主義很容將事實解釋掉了，很容易就教條化了。所以時勢是要讓structure永遠處於structuring之中，用布爾迪厄的話是說正在結構中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列斐伏爾說，它會讓結構變成生成的過程（process of becoming）。 它就多了不穩定的、開放的邊緣，讓結構不變成死板的矩陣分析。

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的假設要處理什麼？第一，要想象一個個體是可能的雲朵或者星雲，一個群組也是「可能雲」。；第二，假設常常會犯錯誤。比如女性進入到工業時代的職場工作，並不是因為女性工作變多了，或者女人變得自主了，而是女性的家務勞動被重新分配到市場上。所以很多女人得到了工作，但跟她在家裡面工作其實相差的不遠。比如去當秘書，去當掃地的阿姨，去當清潔婦，其實並沒有增加女性的工作，只是將家務勞動投放到市場裡面。所以，假設女性在市場上獲得工作的比例越來越接近男的，意味著男女平等，這樣假設是要非常小心的。不同地方的情況也不太一樣，比如西方的社會跟東方的社會就不同。在中國革命後有一個時期，的確男女非常平等，女性的確可以撐起半邊天。比任何國家都要平等，所以你還要看在什麼樣的時勢下去談。第三，社會學的假設有時候可以變成一個實踐的可能。在什麼狀況之下呢？比如，我是一個新鎮的鎮長，鎮上有一定的人口，我考慮在可能的結構裡頭，要怎麼分配才能對所有人有利？社會學就可以想這種問題，可以做這種假設。因為你一旦做了這種假設，很多事情就可能不太一樣。大家可能不知道，社會學其實不太做這種假設。社會學好像總是高高在上，發現真相，要知道社會結構、它的力量它的衝突是什麼，總是外於這個社會來觀看社會結構，所以用一套理論來描述它。可是社會學從來沒有想過，可以用一種想象的願景去做理論假設：如果我可以分配財產，我怎麼讓所有人得到最大的好處。社會學通常不會乾這樣的事情，可是列斐伏爾覺得我們可以想象這種東西，就像思辨設計（speculative design）。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層面的觀念」這一節里的幾個表格。首先是「分析的層面（在結構性的語言學中）」

列斐伏爾說在分析的基礎上有兩個層面，一個叫音素（phonemes），中文里一個音就是一個字，所以沒有這個概念。可是英文裡頭，比如「 Believable」，be-lie-va-ble，裡面有四個音素。每一個單音不是一個字。第二個叫語素（Morphemes），中文也沒有這個問題，拉丁語系有這個問題，因為拉丁語系幾個語素才能成為一個字，書寫時候也是一樣。語素還要分成自由語素和非自由語素，比如Unbelievable，「Un」是個非自由語素，因為它不能獨立成立。「Believe」是一個自由語素，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字，「Able」是個非自由語素。這跟分析有什麼關係？這就是非常結構主義的做法了，它就是在用這個方法來分析事情的。

我們在聽單音的時候，單音是非表意單元（non-signifying units）， 只聽音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比如「a」，「u」。語素有時候可能是有意的單元。他用這個結構來象徵，日常生活里很多東西有時候是沒有意義的，而有些東西，在那種行為背後有一套意義可以分析。有些東西就很像音節，處於第一個層次。用非常粗糙的比喻，日常生活裡頭有一部分很像音素，可能沒有太多的意思。有些東西是在表意的，比如印度人喜歡翻白眼，翻白眼可能有點意思。

第二個表是「日常生活的不同層面的片段」

圖左側說日常生活有三個層次，第一個是陳詞濫調（banalities），它基本上是某種話語。我們說你怎麼這麼像射手座、處女座，這其實是一個刻板印象。第二是穩固的（stabilites），對象物明確，第三是驚訝的東西（surprise），就是事件發生的時刻。圖的右側，日常生活有一部分是被規訓的、被制度化、被形成的（informed），可以被捕捉的。比如社會整體（society as a whole），或者是一個被結構的、有組織的群體，或者是國家機器（apparatus），或者是斷裂的但還是可以辨識的活動（fragmented activities）。另一部分是未成形的（Unformed），比如社交性或者社會性（sociability），其中充滿社會的自發性，其實很難被確定。還包括自然的自發性（natural spontaneity），和生物性、社會心理有關。列斐伏爾說，我們分析日常生活的時候，左邊的三個堆棧經過日常生活可以形成兩個不同的類型，一種是可以辨識的，另一種是未有固定形式的。這是用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來研究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册，125页。我們來看第三個表，其中有三項，一個叫超語言的（supralanguage），語言之外的，多於語言所意涵的意思的。第二個就是語言（language），也就是我們現在日常生活所用的。另外一種是還不到語言層次的（infralanguage）。圖左邊分成四個，這是列斐伏爾想要學習音樂學的結構來劃分日常生活。左邊的第一個是辯證元素（dialectical elements），我們玩弄語言遊戲、一些明確的衝突，或者一些戲劇化的表現。第二個層次是邏輯（logic），包含論述、一致性、穩定和簡化。第三個層次就是明智（good sense），善於理解語言要傳遞的信息，比如理性的，分析性的和實驗性的。最後一個是常識（common sense），陳詞濫調的東西，一成不變的。

接下來看右側，超語言的、多於語言的，它包含了圖像、模式、價值或者是象徵，或者是直覺、慾望，這些非語言的東西。在語言層次上，我們看到了說（speech）和語言（language），我們知道語言和言說是不一樣的，語言是一種文法結構，但當我們說的時候，我們的英語講得再不合文法外國人都聽得懂，就好像我們都聽得懂外國人講中文一樣。所以言說主要是表達意義，比如焦慮，是種創造性的實踐，意義里包括煽動性的能力等。語言就分成音素（phonological），語素（morphological）和語意（semantic）。列斐伏爾說，我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是在語意層。低於語言的層麵包括生物性本能的需要（need），所以這個層面，上面是慾望，下面是需要。低於語言的層面是比語言這種表意系統更直覺的、更直接的，包含了強迫性的象徵主義，就像以前的圖騰或刺青一樣。它還包括衝動和推力。

這個表格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嗎？我們可以這樣想，這個表的每一個層都是日常生活的一個現實層面（level of reality）。我的解讀是，列斐伏爾一直強調日常生活有很多不同層面的層（level of levels）。也就是說，這裡全部都是日常生活，一種是低於語言的層面，生物上的需要，雖然不容易被看到、不容易被說出，可是它的確被需要。另外一種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被表述的、可以被捕捉的、可以被辨識的、可以互相溝通的，這是語言的層次。另外一個是超語言的層面，意象、圖像、象徵、慾望、不可捉摸的、小說的、藝術的等等。所以每一個都是一個現實層面，所以日常生活是一種複數的現實。研究日常生活最難的是，我們捕捉一層是不夠的，而是這三層都互相影響，還包含左側的4個堆棧。所以研究日常生活是研究這個整體。

他這裡用了非常結構主義的方式去理解日常生活，起碼要知道慾望、需要和在日常生活的實際經驗中可以被表述、溝通、行動的東西。這三個東西都要被掌握，而且成為一個整體的研究對象，才有可能知道日常生活是什麼。這是一個非常結構主義式的日常生活研究。各位不要把它教條化，不要把它當做一個萬用的分析方法。這只是列斐伏爾早期提出來的方法，他一直提的「層面」概念。他一直說，慾望-需要、抽象-實際，我們其實一直生活在這個沈積岩上，「上」「下」都有別的層面。他也許是為了理論上的辯證需要，通常辯證法只有二元，「上」、「下」，抽象和實際，可描述的經驗和不可描述的經驗，而他這時候其實多了一層。他認為除了語言以外還有之上和之下，用這三個東西來說，它們其實都是日常生活。這是他第一次透過加上一個中介（mediation）的概念，去讓辯證法變得更複雜，更有動態地處理日常生活。這些東西最後會出現在《空間生產》這本書裡頭，被完整地表現出來。他的三元辯證法一直到《空間生產》里才變得很清楚。

之後他談了連續和非連續之間的關係。一般來說，社會學與歷史學互相影響，所以基本上社會學還是有一定的連續性。可是CES的主任古爾維奇覺得結構主義是非歷史的，意思是說社會學有很多研究是非連續性的，特別是結構主義分析方法，比如剛才的圖，好像慾望、需要和歷史沒有關係一樣。對列斐伏爾來說，他採用一個比較直接的概念，一個叫做lived（活著）、一個叫做living（生活）。生活都基於活著，每一個正在生活的狀態都基於曾經活過的經驗。生活中當然有很多驚喜和事件，可以改變、中斷習慣的活著，可是還是基於活著的習慣。所以不太可能完全把它們分開。想想馬克思的名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不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接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接下來他用了三個字來描述社會學的傳統概念，指標（index）、標準（criterial）和變量（variables）。指標其實是計量學、統計學的術語。簡單講，每一個指標是對於抽象事實的標定與分類。 標準讓指標可以成為指標，成為某種社會事實的指標。另外與標準有關的就是變量。各位不要小看計量，因為現在已經是算法世界了，我們每個人都活在算法世界裡頭。在計量社會學的發展過程里，這些概念被堅固地鑲嵌在裡頭。社會學是要做問卷和量化分析的，因為它要證明自己和自然科學一樣，必須要用這種科學的方法來證明自己的分析是對的。所以會用指標，標準和變量。

列斐伏爾最有趣的話是，你不要覺得標準只是計量學、統計學里的概念，他說「標準」有時候在質化研究里也用，連列寧都有用過。列寧用很多標準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屬於低度發展（under development），這裡是用質化的概念表達標準，而不是用量化的概念。列斐伏爾用的是列寧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本書裡面用的標準，我們可以看看質化研究或者非量化的社會學研究怎麼用「標準」來寫東西

他還談到了維度（dimension）、微觀（Micro）和宏觀（macro）。這些內容可能是初期法國剛開始給社會學學位時，做研究的一些必備的東西，但對於現在來說這些東西都有一些古老了、不太適用了。微觀和宏觀就是列斐伏爾後來在《接近城市的權利》里說的近秩序（near older） 和遠秩序（far older）。簡單說，維度和我們的語言很有關係，比如他說第一維度是「我」，第二維度是「你」。但是在傳統的拉丁文語系裡面，「我」和「我們」，「你」和「你們」，基本上是兩組主要的主詞。可是「你」跟「我」要發生關係，一定要有個第三方的「他」，我才可以判斷「我」跟「你」之分的東西。列斐伏爾其實用這個簡單的方法來告訴我們，在社會學里我們要分析事情的維度時，傳統的形式邏輯是第一維度，就是「我」，加上第二維度，「我」跟「你」就是辯證性的。而第三維度，比如馬克思寫《資本論》時說貨幣是一種等價的標準，它同時也是個商品，它會在兩者之間滑動，這就是第三維度，它是一個運動中的辯證。另外一個叫多維度（Multidimensionality），這是防止「第三維度」變成拜物、固化。最後還有一個叫做無限維度（Infinity of dimensions）。

我認為列斐伏爾有個非常大的心理恐懼，他非常厭惡斯大林主義式的、官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們會把所有東西都說是死了。所以他一直不斷地擴張，在馬克思主義裡頭找到可以擴張的元素。他盡量引用列寧、馬克思，其實就是要擴張那被官方馬克思主義僵化的東西。

最後他講到結構，結構的觀念（idea of structure）。什麼是結構？第一，結構一定是可以辨識的，就好像我們讀一個Excel的文檔，是非常的結構性的文檔，有行有列，每個行列有對應關係，所有的結構都是可以辨識的。第二個概念是，結構把所有相關的對象全部建構成一個系統。第三，結構不是實體，也不是抽象的，而是解釋不同力量所構成的東西，包含真實之核相關性的內容。好比我們仔細看Excel表格，它是內容嗎？是抽象的概念嗎？Excel表格里任何的內容、數據都是沒有意義的，除非你看表頭上的函數的定義。這就是結構的意思，結構不是內容，也不是抽象，它就是整體力量的運作。

最後他又解釋了結構和時勢。按照列斐伏爾的原話來說「時勢是結構在形成之初就有的壓力，它是一個看不見的、虛擬的（virtual）並且一直改變結構的東西」。（p163）簡單講，時勢就是一個不讓結構物化的東西。我們常說結構主義的最大麻煩是，它把所有東西都分析清楚、分析完了，所有東西都被結構掉了，以至於我們的行動就沒任何可能，怎麼做都是資本主義的行為，所有選擇都是資本主義讓你做的事情。而時勢可以讓快要僵化的結構重新復活，讓結構不要僵化，讓我們的分析可以繼續。

第二冊是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里最麻煩的一冊。雖然它對學生運動有一些影響，但這是列斐伏爾建構得還不算太成熟的社會學理論。那時法國的社會學剛剛起步，而美國在1920年代就有芝加哥學派，而法國因為被捲入一戰和二戰，所以它的整個社會學的發展沒有英美快，所以這個時段是法國重建自己社會學觀點的一個歷史階段，它就顯得不是很清楚，塗爾乾和韋伯就清晰很多。第二冊要請同學們多花一些力氣，因為它比較繁瑣冗長。可是法國社會學很快就成熟了，比如到1960年代，結構主義大師們出來以後就有跳躍式的進步。在1961年的初期，它還是非常模糊的，正在發展，要長出一些與美國式的量化研究、實證主義研究不同的東西。大家可以把這個階段當做他們在磨煉、醖釀，最終經過1968年的學生運動之後，整個研究就大爆發。運動絕對是讓理論進步的唯一方法，不論文化大革命還是1968五月風暴。沒有社會運動，社會理論是不可能進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