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乎是個不可逆反的過程，充滿各種自主性的謊言與弔詭，最後全部沈醉於更新式的資本主義。這裡，創造性的破壞已起不了什麼作用，腳本精緻地被重寫，演員都有機會，愈民主的社會越是如此，愈是以一種協同式的精力參與其中。
幸運的話，我們有這樣的開始：社會運動者、和認為知識生產與其目的不能分離的人們，反對基於特定利益的迫遷與拆毀，例如十四、十五號公園，寶藏巖、剝皮寮，華山酒廠、景美看守所等地方。這些地方被空間的表徵所宰制，在資本的藍圖中被給予命運，被政績挾持或被中產階級意識型態綁架，上述那群人則努力為未能發聲者發聲，努力抗拒，競逐不同的都市意義。
無論如何，第二階段的建築與都市計畫專業者上場，順著官方意志打造空間，或者在官方與民間協調出的版本中模擬各方意志，或者回到歷史採集樣本，新建（re-build）與重新埋葬（re-cover）。中立保存了他們的客觀性，也損壞了其專業道德。倫理對他們來說是不是議題，起碼不是個面對電腦繪圖程式AutoCAD要思考的指令。面對十四、十五號公園，他們會完美地撥除歷史，鋪上花草；面對寶藏巖，他們會武裝社會住宅的理想，以美化官方所要求藝術村的縉紳化後果，並以此對自己交代；到了華山酒廠，難得的藝術家聯盟的努力，捧出了一個文創產專家以及一個文創產聯盟企業，建築師們謹慎地設計，然後將每年上千次的地下活動變成昂貴的展場以及賦予搖滾公司敗部復活的機會；在清朝已建的繁忙商業街剝皮寮，花了八、九年的時間仔細重新埋葬當地歷史，給了一個全新復古的街市，連招牌都複製得如此新穎，以致於我們幾乎忘了歷史留給我們的樣式；在景美看守所，建築師失敗地留下了難以管理的水池以及大而無用的廣場。空間專業者是這三階段中間的快速道路，建築師安心理得作為一個工程的施作者，無需承認任何罪過，只要承接案子並且誓言表現最好的專業能耐。
最後，順著品牌的需要，換個說法，就是文創產業之必須：策展人與藝術家上場，頂著自主性意志（以不會收編，或者創作自主的種種形式）上場，戮力完成此地方最後的歷史目的。藝術成為當今空間化妝師的新興事業，與綠地公園的效果一樣，成為炒地皮最經濟方式。（當代）藝術家被逼著與很快被貼著紅點的藝術家區分，與空間專業者一樣走上承接案子的道路，在形式上離現代藝術的表現形式很遠，但在主體正當性的建構上，卻從來沒有離開資產階級創造的歷史。
景美看守所的一場鬧劇正是最好的示範。不同於剝皮寮開幕藝術展中，居民抱怨「這不是萬華，不是剝皮寮」（剝皮寮起碼還有「民眾」反應），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則是一個解決三階段矛盾中重新獲取正當性的公式。這個公式，將偶有的衝突變成公部門的錯，雙方兩手一攤各自無罪退場，拿錢做事的沒錯，順便破壞別人的作品也有正義支持，錯的都是給錢的人，胡言亂語的團體鬥爭最後找到完美的羔羊。
藝術家既不參與第一階段鬥爭，也就從根本上拒絕了反思自身的社會位置。歷史是創作的題材，而非要參與的。藝術家宣告藝術自主性，支援團體（即便有不同的理由）的快閃行動更印證了藝術的易逝性（這是種誇讚，別誤會）。另一方面，前朝運動者則反覆支配著歷史，如同後代人們積欠的永遠不夠似地無恥索求。這種戲碼幾乎不可逆反，所有人都在其中找到正當性，以及政治正當性需要的品質與技術能力。然後，意義被確定，地方被升級，古蹟、歷史街區、貧民窟都是迪士尼樂園，都是品牌地景。
這個品牌地景揭示了另類LV旗艦店的打造過程。藝術化了的地方變成資本主義更新的最後階段，這次不僅是用推土機而已，而是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合約，市民變成消費者或觀看者或創作者。空間於是變成指令的意義，專案的俘虜，每個人都找到角色，並且樂見其中的衝突。因為每每在各種衝突中，他們會重建政治正確的觀點，伸張團體正義，產生論述與行動，以便走得與新形式的資本主義更恆久些。
(原刊於《今藝術》2010一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