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事實與事實後

2016德文年度字「後事實」（德文pastfakitch，post truth）成為2017開年最熱議題。從川普競選前的言論，臉書創辦人祖克柏被要求為臉書上的假新聞道歉，或網路流傳甚廣的twitter官方要取消川普這種族歧視廢材的帳號等等，引起了諸多國際評論與討論。在台灣，我們則受到一系列事實後（after truth）的創傷，灣生假日人的社會詐欺事件，海倫清桃假台越混血的欺瞞身世，自自冉冉的春聯爭議。

論後事實的學者與評論專家指出這就是聽從感覺，讓感覺決定事實的可怕結果；而台灣則承受知道事實後的集體創傷（如果有的話），或說是欣賞了一場尚未落幕的後事實推諉大賽更貼近。

很奇怪的，我想起英國作家吉爾伯特·基思·卻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常被引用之名句：「你看不見風，只能見到哪裡有風經過。你看不到革命，只能見到哪裡有革命發生。歷史上的真實的革命不是由那些可見的決定性力量所引發，而是由那些靜悄悄之隱形事物所開始。」

後事實與事實後都非一天造成。後事實並非純粹由感覺驅動，事實後也未必需要清醒。

後事實是網絡社會的造成的結果之一。如東浩紀（Hiroki Azuma）的解釋，因為人類不再是亞里斯多德所謂的政治動物，而是資料庫動物，是後現代化、動物化，是人們在淺層溝通，貧困社會關係下造就的慾望驅動世界，即史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謂利比多（libido）經濟下的世界。當今網絡世界就是我們的意識形態，是我們想像自身與世界關係的再現。網絡是生態架構，讓我們自己生產自己，我們是內容的提供者，也是消費者。從而，我們聽從感覺，取我們所信的，用我們樂用的。我們不在乎事實（總應對著某種敘事），而在乎自己可否從資料庫中取得參數，建立角色的特色。萌之所以萌，是因為有萌的因素而非主角在故事中扮演了什麼，決定性因素是設定（setting），而非故事。因此，若說我們來決定什麼是我們參與的「事實」是不準確的，角色設定才是關鍵。

網絡科技與大數據決定社會關係，「我們」是由我按讚的與別人按我讚的所構成的關係，同溫層是一個由此而生的關係網絡。當我們享受網絡上一切可以愉悅內容，無傷大雅的各式測驗，內容農場的假新聞，偽科技新聞時，我們同時是建立自己與這些內容關係的數據，以及讓這些新聞得以再度傳播基礎，遑論我們同時積極的參與，散佈，上傳各式真實與虛構的生活資料了。我們替google 建立無數文本，鍵盤的痕跡由演算法來編纂參數，我們在自己參與建構的資料庫中搜尋自己的創作結果，做為我們生活志向，快感抒發，博取認同，甚至交友戀愛的嚮導。我們自己上妝，自己演出，自己消費，卻沒有劇本與導演了。若說大數據終結了社會科學，那角色也終結了故事（以及背後的指向事實的意圖）。

當網絡世界與真實世界疊和時，特定的地方政治與歷史經驗猶如自變數，決定了函數結果。網絡世界從來都不是無空間的（spaceless）。在台灣，我們的集體意識，很像法農描寫的後殖民病徵 ─ 精神官能症。主子走了，我們還跟著主子的價值評斷自身。明明很飽了，但仍覺得餓，要從主子手裡取得食物施捨才算飽。我們憂主子的憂，樂主子的樂。

後事實既是網絡技術與資料庫動物的結果，也與地方特殊的歷史社會過程有關。這種生態架構一旦形成，人們只能依隨網絡化與地方政治進行各自的力比多版本更新。這樣才能解釋，在台灣後殖民，崇日輕南亞的種族差異階序格局中，田中實加一定是要在台出生的日人，海倫清桃一定要是台越混血，這是角色設定之關鍵，一切讚揚故事的，喜歡不喜歡都不重要，都是因變數，錦上添花而已。能夠成功推銷給台灣後殖民集體精神官能症的市場，必須選對角色。不是賴和，不可能成為民進黨總統府的首選春聯。

沒有好方法可避免網絡社會造成的後事實，或許還應該要為知道事實後有創傷而感動。只要我們仍是精神官能症者，我們依舊可以今日讚揚明日厭惡，昨日裝扮成日本軍國主義者今日責備高中生扮納粹。要不然，起碼我們還有俳句，佯裝幽默作為緩死的藥方。

（原刊於今藝術2017年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