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孫權
Michael Burawoy
黃孫權譯
V: 階級：霸權和反霸權
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個假設是階級鬥爭的加劇。階級行動者和階級利益是由對生產資料的共同關係所決定的，宰制階級與臣屬階級之間越來越深入的不可調和的階級對抗，成為歷史的推動力。但是，葛蘭西和波蘭尼拒絕這種經濟主義謬誤（波蘭尼的術語），轉而採用（第二種）霸權的概念（葛蘭西的術語），它現在指的是社會如何組織階級本身，它們的意義、能力、利益、聯盟，從而成為轉變性階級鬥爭的潛力。他們也許拒絕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自動機制論，但葛蘭西和波蘭尼仍然保留階級分析，使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範疇：地主階級、農民、工人、製造商、商人、銀行家等，這些都由對生產資料的關係所定義。階級極化沒有必然趨勢；不能預設階級利益、能力、聯盟，因為這都受國家政治配置的影響。
葛蘭西：霸權與生產
不論是考茨基、盧森堡、伯恩斯坦，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古典馬克思主義將經濟結構賦予了自我生成的動力。實際上，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優點在於它提供了合理的社會變遷理論，儘管事後看來它們常常與形而上學非常相似。雖然葛蘭西的理論中仍有目的論的痕跡，但他通過橫截面分析複雜的歷史時刻有這重大貢獻。如果他的時勢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有靈感的話，一定得自馬克思對1848年至1852年間法國政治局勢的分析，即他的《法國階級鬥爭史》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葛蘭西比馬克思更加專注於理論化社會變革的限制和可能性，而不是它的固有方向，以及階級形成和階級鬥爭的機會，而不是假定歷史的推動力。
在“情勢分析”這個標題下，葛蘭西探討了勢力的平衡，或他所謂的“力量關係”（relation of forces）。一方面，存在著從經濟結構中出現的“社會力”，它們獨立於人的意志存在[1]。正如他所說，沒有人可以改變“公司或其員工的數量，城市或給定的城市人口的數量。”[2]在經濟領域，一個固定物質現實對可能發生的事情設定了限制。如果沒有工資勞動者，你就無法進行工人階級革命。另一方面，存在軍事力量的關係，首先是在嚴格的技術意義上（國家暴力的客觀手段），但也包括軍事人員的準備和其主觀意願[3]。社會和軍事代表了兩個外在的極限，政治勢力的關係在其中擺動，葛蘭西將其理解為各個社會階級達到的“同質性、自我意識和組織程度”[4]。
在政治時刻中，階級形成可以分析為三個集體政治意識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經濟企業層次，在這個層次中，一個階級成員的行動是他們當地的經濟利益，例如作為製造業或工人階級的某個分支，如商業協會或工會。第二個層次是經濟階級層次，階級以經濟利益為目標進行集體行動，但僅在經濟層面上。製造商可能會為廉價食品（例如通過“穀物法”）而戰，為組織銀行業或僅僅是為了增強政治代表性而戰。工人可能會組成一個工會聯盟，甚至是一個政黨，為保護集體談判、最低工資法律、保險等進行鬥爭。
最後，第三個層次，純粹政治層次，或稱霸權層次，階級將自己的利益呈現為所有人的現在和未來利益。霸權意識形態的運作，是一個有等級的意識形態體系。成就一個有效的霸權力量，一個佔主導地位或有潛力佔主導地位的階級必須做出經濟上的讓步，以獲得下級或盟友階級的同意。但是讓步不能傷及根本，就資本家而言，就是保證利潤不變。[5]葛蘭西在這裡闡述了“霸權”統治的第二個維度。如果第一個維度是霸權透過強制強制和同意的結合與獨裁區分開來，第二個維度則指的是一種階級統治的配置，其協商妥協取代了不可調和的利益，合作對抗取代了零和衝突。
除了這兩個分析上獨立的霸權維度，還存在著資本主義霸權（資本家的統治）和社會主義霸權（工人階級及其盟友成為普遍階級，通過強制和同意的組合進行統治）。格蘭西僅暗示了後者，我將在下文中進一步闡述。因此，當討論”霸權”時，他幾乎總是指的是資本主義霸權。在上述三個階級形成水平的分析中，他的例子全部來自資本家階級的形成過程。事實上，所有對葛蘭西階級霸權概念的有趣詮釋都假設他在寫資本主義霸權。因此，亞當·普熱沃茨基（Adam Przeworski）對資本主義下階級妥協的重要性進行詳細討論和分析，指出它協調了經濟利益，還支撐了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穩定作用。[6]香塔爾·穆菲（Chantal Mouffe）則展示了霸權意識形態的靈活性，指出它必須被視為不同元素的分層組合，而不是常常被理解為從上而下覆蓋所有底層階級的濃密雲霧[7]。穆菲的解釋是，工人階級不能發展自己的意識形態，而必須在現有意識形態的體系內工作，擴大、深化和推崇與其利益最相符的那些。採納社會正義、平等、民主的概念，工人階級或者說其有機知識分子會加深和激進這些概念。也就是說，階級鬥爭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鬥爭，而是霸權意識形態的鬥爭。
可以理解為什麼葛蘭西會對提出潛在的，自我產生的反霸權，基於工人階級的經驗和利益的替代霸權持保留態度了。工人階級很難將自己的利益呈現為普遍的利益。沒有資本家的物質資源，它無法向聯盟階層作出實質性的讓步，但它仍然必須說服農民和中產階級為社會主義而奮鬥。它所能做的就是聲稱(承諾！)，盟友的長遠利益就在於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霸權。轉向霸權的制度基礎，還有更大的困難。當資本家擁有國家來調控強制和同意的精準組合時，工人階級只有現代的君主（Modern Prince），也就是共產黨，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前線鑄造平等、正義和民主。讓我們聆聽葛蘭西的描述。
極權主義的政策明確：1. 確保某個特定政黨的成員在該黨中找到他們以前在多種組織中找到的所有滿足，即隔斷成員與外部文化組織聯繫的所有紐帶；2. 消滅所有其他組織，或將它們納入一個由該政黨作為唯一調節者的系統。[8]
即使我們把“極權主義”（totalitarian）解釋為“整體的”（totalistic）或“無所不包”（all encompassing），對現代君主來說仍然是一個艱巨的任務！葛蘭西想像共產黨能夠在其內部或監視下培養一個替代性的民主社會，並以此希望調和“整體”（totalism）和社會主義霸權。如果這場“陣地戰”需要巨大的犧牲和耐心，如果它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公民社會的領域進行，如果它無法訴諸暴力，那麼人們就會感激社會主義計畫的艱難之處了。
有時候，葛蘭西會打破他對基於工人階級獨特經驗的“反霸權”替代道德和知識秩序的沉默。他說，有機知識分子必須打擊工人的常識，這些常識“源自過去，被不加批判地吸收”造成工人們道德和政治的被動，發揚工人彼此共享的良知，即“實際地改變世界”[9]。在下面的引文中，葛蘭西罕見且明確的將生產領域作為一個上升的社會主義對抗資本主義霸權的替代方案之基礎。
從眾行為（conformism）永遠存在：今天涉及的是“兩種從眾行為”的鬥爭，即霸權的鬥爭，是公民社會的危機。社會的舊知識分子和道德領袖感到他們逐漸失去立足點，他們的“說教”就是“說教”，脫離現實，只有形式沒有內容，沒有靈魂的形體。這就是他們保守和反動傾向的原因；他們代表的特定文明、文化和道德形態正在分解，他們高聲宣布文明、文化、道德的死亡，危機導致他們生活和思維方式消失，因之他們呼籲國家實施鎮壓，組成與現實歷史進程脫節的反抗團體，拖延危機。另一方面，孕育中的新秩序的代表們，受到對舊秩序的“理性”仇恨的啟發，宣揚烏托邦和美妙計劃。孕育中的新世界的參照點是什麼？是生產、勞動的世界。最偉大的功利主義必須依據傳播原則來創造道德與知識的分析，集體和個人的生活必須依照生產機器的最大化組織起來。在新基礎上的經濟力量發展和新結構的進步裝置，將治癒不可避免的矛盾，當新秩序的代表們由下而上建立的新“從眾行為”時，將允諾自我紀律的可能性，如包括個人自由的自由。”[10]
社會主義以符合工人階級解放的方式來呼籲擴大生產，沿著都靈工廠委員會的路線。“正是在代表工廠作為實物生產者而非利潤生產者的機構中，他 （‘集體工人’意義上的工人） 展示了外於他所習得的意識的政治表現。”[11]因此，葛蘭西相當正統的地指出生產是替代霸權的熔爐。當然，資本主義的分工將工人降至“細節的分析動作”，但同樣原因也讓工人認識自己在國家和國際分工中的地位，這就是他們共同意識的良知，在經濟分化的社會底層中，為了自身自由，反對無所不在的資本主義霸權的反霸權。
但是，這種生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否足以在公民社會的戰壕里激發一場工人階級的陣地戰，與同盟階級結合起來？其他階級沒有被以生產為中心的世界的思想所 “感動”，不正是委員會運動的問題嗎？至於工人階級本身，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段時期，工人階級何曾有過委員會的想法？這難道不是一個特殊時期，不僅是政治危機，而且是新興汽車工業內技術工人統治的特例？一旦福特主義到來，任何頌揚生產的誘惑都被扼殺了。義大利工人並沒有像葛蘭西所希望的那樣接受福特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更高的生產形式，而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罷工癱瘓來反對它。如果沒有一種意識形態來建立新的秩序，沒有物質上的讓步來附和它的盟友，沒有一個國家通過強制和同意的結合來組織它的統治，工人階級怎麼可能用自己的霸權來取代資本主義的霸權？如果葛蘭西讓我們相信資本主義霸權的力量，那麼波蘭尼是否發現了盔甲上的一些缺口？
波蘭尼：社會利益與市場
雖然葛蘭西反對任何決定性的歷史規律，但毫無疑問他有個首選的終點，即社會主義，而且他正是從這個角度看待所有的歷史軌跡。我們將看到的，波蘭尼也是如此，他也推崇一種結合性的歷史觀，在這種歷史觀中，替代性的軌跡總是可能的。他一方面密切關注英國歷史，另一方面關注其他國家的多種結果–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也證明他对未來有必然性的反感。在他關於史賓翰連的興衰相當偶然的敘述里，市場的出現並沒有什麼必要。只有當 “自我調節 “的市場在英國興起時，它才會遍布全球，儘管是不均衡的，產生了不同的反應浪潮和的政治解決方案，其中之一就是潛在的社會主義。
不同於葛蘭西對於任何情境的三個時刻（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分析，波蘭尼轉移了他的分析焦點关注完全不同的領域，即他所謂的三種虛擬商品（土地、勞動力和貨幣）。商品化破壞了它們的真實特性。正如我們已經觀察到的那樣，這三重的商品化為階級對抗市場的腐蝕效應鋪平了道路。在英國，工人通過合作運動、工會主義和憲章運動來對抗勞動力的非人性化。通過多種途徑，製造商因此被阻止追求盲目的自私利益。在土地方面，農業階級引入了環境法律和關稅，以保護他們在農業方面的利益。在貨幣方面，各個階級的利益都受到影響。在開放的世界市場上，波動匯率對企業和所有人都有破壞性影響。構建了由中央銀行保護國家貨幣以符合國家共同利益。
如果商品化為階級反應創造舞台，一旦積極社會出現，是什麼決定了階級的實際動員和階級利益的組織呢？是否有類似葛蘭西的三個階級形成層次的概念？就像葛蘭西將狹隘的經濟-企業或甚至階級的經濟利益視為階級組織的有限基礎一樣，波蘭尼反復表示，動員“分段”或“狹隘的階級利益”無法取得預期的結果[12]。正如葛蘭西的霸權，在波蘭尼的階級觀念中，階級在捍衛共同利益時更有效。這正是波蘭尼和葛蘭西的分歧所在，共同利益不是資本主義利益的另一個名稱，而是代表著社會利益。“最終，讓事情發生的是整個社會利益，儘管他們的捍衛主要落在一群人而非另外一群人。”[13]因此，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地主階級通常代表社會利益反對商品化。他們在立法上處於領先地位，規定工作日的長度，因此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反對剝削。在其他時候，工人階級似乎站在最前線，把自己的利益當成社會利益來維護。資本家在反對開放匯率時也可能成為捍衛共同利益的先鋒。階級彼此競爭已爭取代表自身利益，以維護和擴大社會。
當波蘭尼寫道：”階級的命運往往由社會需要決定，而不是社會命運由階級的需要決定。”[14]當階級為自己的局部利益而鬥爭時，他們將是無效的，但當他們為捍衛或擴大社會而鬥爭時，他們可能會更成功。換句話說，對波蘭尼來說，社會是超然的歷史範疇，而不是階級！這就是為什麼他如此強烈地堅持認為，社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這就是為什麼他如此強烈地堅持 “社會現實”，以及為什麼我們把他的 “社會 “稱為 “積極社會”。他使用從 “自在社會 “（society in itself）到 “自為社會 “（society for itself）的運動取代了傳統的 “自在階級 “到 “自為階級”。社會主義不是別的，而是實現其潛力的社會： “社會主義本質上是工業文明中固有的趨勢，即通過有意識地使市場從屬於民主社會來超越自我調節的市場 “[15]。
這裡不止一點目的論的味道! 社會主義可能不是必然的，但 “工業文明的固有趨勢 “也不遠矣。我們想起了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進化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民主制從政治領域向經濟領域的法律擴張。另一方面，多少都有些暗示，轉型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消滅私有財產也非平穩的、無摩擦的過程。
從經濟體系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與當下局面徹底切割，因為它擺脫了試圖讓私人獲利成為促進生產活動的普遍動力，不承認私人擁有主要生產工具的權利。[16]
波蘭尼並未討論這種“從現實中直接發出的基進改變”，這種斷裂將如何實現。他未能深入探究和問題化社會主義過渡的原因，在於他不能欣賞階級統治的力量。[17]波蘭尼談論到工業文明本身的固有趨勢，而不是資本主義的趨勢，忽視了資本家全力反對廢除私有財產或堅持追求利潤的事實。
對於波蘭尼來說，在資本主義裡，任何階級都可代表自身利益來作為普遍或社會的利益。這不是資本家的特權！波蘭尼談論到階級代表普遍利益並不是鞏固統治的手段；這不是霸權。[18]當波蘭尼談共同利益，或偶合利益（coincident）是聯繫起所有階級的，葛蘭西說的是對立階級利益的協調（coordination）。我們可以看到葛蘭西和波蘭尼對英格蘭地主階級的處理方式的差異。兩者都承認，當地主階級為縮短工作日的長度而與工人階級一起奮鬥時，代表了一種普遍利益。然而，波蘭尼認為這種普遍利益是所有階級共同擁有的社會利益，葛蘭西則將普遍利益視為資本家階級的開明利益，在資本主義存在的時候將會占上風。
工業發展所創造的階級關係，促使資產階級不會全力反對舊制度，而是允許舊制度的一部分繼續存在，並在其背後掩蓋自己的真正統治。[19]
波蘭尼將「社會」（積極社會）作為各階級團結的基礎，葛蘭西則將「社會」（公民社會）視為資本主義霸權的武器。這種霸權是如此強大，以至於轉向社會主義需要進行艱苦、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陣地戰。毫無疑問，資產階級民主提供了比專制資本主義更豐富的地形，以進行陣地戰，例如法西斯主義，但並沒有暗示資產階級民主具有成為基進民主的必然趨勢。資本主義霸權的力量，通過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的聯繫發揮作用，必須透過廣泛的鬥爭轉化成根本上不同的新道德和知識秩序，即所謂的「規訓社會」。在這兩種情況下，社會主義的終點是相似的：經濟服從於自我組織的社會，不過葛蘭西對其實現更加悲觀。
綜合：生產與交換作為鬥爭基礎
葛蘭西十分重視資本主義霸權的力量，以致於他不理解霸權如何被削弱。工人沒有物質資源或強制手段的能力來進行有效的陣地戰。他們唯一的武器似乎是有機知識分子，通過他們與工人階級的緊密聯繫，可能發展出一個政治意識形態，圍繞著一個替代性的霸權形成集體意志。根據葛蘭西的說法，這樣的意識形態必須基於實踐性地改造自然的核心，集中在生產組織上。但今天這種觀點已不再具有說服力。在一篇有先見之明的論文〈福特主義和美國主義〉（Fordism and Americanism）中，葛蘭西描述了在福特主義下霸權是如何在工廠中產生的，這也與美國工人階級的政治落後有關。福特主義在全球推廣，雖然最初移植遇到了阻力，但一旦生根發芽，它再次成為資本主義的共識。如果生產從未能成為反霸權的基礎，今天更不能這樣認為了。[20]
波蘭尼或許不欣賞資本主義霸權的力量，但他卻矛盾地提供了一個更有說服力的反霸權的理論。相較於生產，市場經驗更能吸引所有階級。市場對工人來說，似乎意味著失業、貧困、更長的工作時間和慘痛的工作條件。對農民來說，市場意味著失去土地和被迫成為雇傭勞工。市場對地主來說，意味著空間的品質下跌和廉價食物的進口。對資本家來說，市場的無政府狀態會以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威脅生存。婦女在工作和家務的加速中面對市場，面臨著雙重負擔。每個人都因為市場的不受限制會導致環境破壞、全球變暖、有毒廢棄物、自由時間被殖民等等而深受其害。然而，問題在於“反霸權”運動可能具有什麼樣的階級特徵？工人階級，不論何種理解方式，能成為組織反霸權的主導力量嗎？表1總結了格蘭西和波蘭尼對霸權和反霸權的理解的優缺點。
| 霸權 | 反霸權 | |
| 生產領域 | 1. 生產是組織霸權的基地 2. 資本主義累積是霸權的物質基礎 | 葛蘭西反霸權概念薄弱，因為基於虛幻的，替代性道德和知識秩序的生產主義的視角。 |
| 交換領域 | 波蘭尼霸權觀念薄弱，導致對資本主義弱點的幻想 | 1. 商品化是反資本主義基地 2. 限制市場是普遍利益 |
葛蘭西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論點，以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為基礎的積累是資本主義霸權的物質基礎，但他認為生產，至少是生產的經驗，也可以成為反霸權的基礎，這是錯誤的。他和馬克思一樣認為市場是表象，掩蓋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核心，生產是舊秩序衰亡和新秩序基礎的魔咒。然而，異化和被剝削的勞動力可能激發有限的替代方案，但它沒有市場的普遍性，市場以多種方式影響著每個人。因此，市場為反霸權提供了可能的基礎。我們可以在反對全球化的多種形式的運動中看到這一點[21]。從建立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葛蘭西提出了霸權理論，但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反霸權基礎，波蘭尼為我們提供了反霸權結構的路標，儘管他沒有意識到前方道路的障礙。
VI: 國家：全球秩序下的國家軌跡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替換了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前兩個命題。第一個命題，資本主義產生自我消滅條件的趨勢被替換為資本主義產生包容和吸收自我消滅傾向的社會。第二個命題，極化和深化的階級鬥爭被替換為在霸權領域組織鬥爭。現在我們來到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命題：隨著資本主義的自我毀滅，同時也創造了新社會主義秩序的物質基礎。對於葛蘭西和波蘭尼來說，社會主義必須在資本主義內部啟動，但兩者都將這個過程視為自我意識集體組織的預示政治，不過這預示的社會主義既非自然發生的，也非必然的。
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命題是其線性歷史觀的巔峰，其中社會主義首先出現在新秩序條件最成熟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每個國家按照自身條件的成熟度依序迎接社會主義。就像在跑道上的飛機，它們按照嚴格的順序飛上天空，每一架都注視著前面的那一架。正如馬克思告戒德國人的名言：“de te fabula narratur”，在英國，你會找到你未來的故事。[22]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擺脫了機械的一致性，認識到經濟和政治發展的獨立性，因此，先進的資本主義沿著不同的動脈擴散，每個動脈都有不同的可能性，而不是排隊等待一個單一的未來。政治而非經濟危機是引導國家沿著不同軌道發展的轉換點制。此外，一個國家特定的危機解決方案可以校准其他國家的發展軌跡。這是線性歷史觀的最後一擊：不僅沒有單一的成熟度維度可以用來排列國家，不僅經濟和政治力量組成發展的引擎，而且發展壓力和障礙來自其他國家和自身在全球秩序的位置。
葛蘭西和波蘭尼拒絕線性歷史觀念中的目的論，採用了“最終目標”（telos）作為評估不同發展軌跡的標準。葛蘭西一直在探究國家的社會形態轉型為社會主義的條件和可能性。當然，某些國家提供了更大的機會。同樣地，波蘭尼根據它們提供的自由程度來評估不同的自我調節市場替代方案。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波蘭尼和葛蘭西有所不同。葛蘭西認為國家發展軌跡是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形構，而波蘭尼則認為它們是經濟與積極社會之間的（不平衡）關係。這不僅與他們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框架有關，也與他們的關注的國家有關，葛蘭西的義大利，波蘭尼英格蘭，他們是從這裡開始進行比較歷史研究的。
葛蘭西：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形構
我介紹了葛蘭西有關公民社會的概念，作為他對資本主義時期劃分和分類的基礎。在早期的資本主義中，公民社會薄弱，獨立於國家自治，而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廣泛的領域中逐漸擴展其網絡，通過教育、交通、郵政、電信、警察、政黨政治、大眾媒體等擴展到日常生活，與國家相連。對葛蘭西而言，資產階級民主制是先進資本主義的國家與公民社會達成“適當平衡”的。法西斯主義仍然是國家吸收公民社會、破壞其自治、調控其節奏的異常情況。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的界限消失了。法西斯主義應與社會主義區分開來，因為社會主義傾向於解散國家的強制機構，通過自我調節的社會擴大自由。[23] 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比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義大利的兩種不同發展道路，但它們是在與美國和蘇聯的進一步比較中框定的。在解釋國家和社會的不同配置時，葛蘭西依靠了三組原因：（1）歷史遺產（過去的積澱）；（2）階級鬥爭引發的有機危機；（3）國家對彼此造成的挑戰。我們將逐一處理每個原因。
像許多二戰期間歐洲的知識分子一樣，葛蘭西對「美國」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認為美國是一個經濟先進但政治落後的社會。由於沒有封建遺產需要應對，也就沒有相應的寄生階級需要國家組織其同意，美國能夠有效地使其經濟和上層建築合理化。
美國沒有”偉大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但也無須承擔重負。相比於歐洲，美國生活水平要高得多，但資本積累依然取得驚人進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肯定比其所謂的自然財富更重要）。歷史沒有留下黏性寄生沉積物，讓工業，特別是商業能夠在健全的基礎上發展。[24]
福特主義是資本主義合理化的典型形式，從生產組織開始向外擴展，延伸到意識形態和政治。在歷史條件的支持下實現，這是葛蘭西對福特主義的描述。
通過熟練地結合強制力量（在地域層次上破壞工人階級的工會組織）和說服（高工資、各種社會福利、極其微妙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相對容易地使整個國家的生活圍繞著生產進行合理化。霸權誕生於工廠，只需要極少量的專業政治和意識形態中介者就可以行使其權力。所謂的“群眾”現象…只是這種“合理化”社會的形式，在這種社會中，“結構”更直接地支配著上層建築，並且後者也被“合理化”（簡化並減少數量）。[25]
在生產過程中通過有效結合強制力量和同意來組織霸權，公民社會要組織對資本主義的同意就無關緊要了。公民社會的戰壕無須深挖。因此相較其他地方，美國經濟優勢只需要更瘦小的公民社會，我們可以用“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的概念來代替公民社會。
缺乏異議階級的組織，國家就無需提升到霸權層次，在經濟企業上直接促進資本的經濟利益就行。[26]事實上，霸權鬥爭甚至還未開始，因為工人們仍然忙於捍衛他們的工藝傳統，這鬥爭早在十八世紀已經在歐洲展開。美國工人在政治上落後是因為缺乏歐洲的政治自由主導的革命鬥爭。葛蘭西指出：“此外，還應該考慮到缺乏國家同質性、種族文化的混合以及黑人問題。”[27]因此，葛蘭西對先進生產力所帶來的解放意義沒有任何幻想：從社會主義的角度來看，超級理性化的資本主義使得美國政治上比任何其他先進國家都要落後。然而，這些先進的生產技術本身並不具有限制性。在具有階級意識的義大利工人手中，尤其是如果他們組織成工廠委員會，福特主義可以產生社會主義的效果。
與美國完全相反的是俄羅斯：一個深陷封建遺產且政治老練的落後經濟體。在這裡，社會主義革命代替了義大利消極革命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但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只能在革命之後建立，並透過由上而下的方式來培育社會主義霸權。黨國必須種下公民社會的種子，希望在貧瘠的土壤中也能生根發芽。對於沒有先前道德和知識發展的群體來說，登上國家權力後：
必須要通過執政來確定建立一個複雜且結構良好的公民社會的意願。這個公民社會存在於政治社會的外殼之內，個人可以在其中自我治理，而不會與政治社會發生衝突，反而成為其正常延續和有機補充。[28]
這種後革命的”崇拜國家主義”（statolatry）很容易陷入「自我放任」的境地，變成”理論上的狂熱主義”或被認為是”永久的”。[29]這可能是葛蘭西對斯大林主義的暗中批評。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葛蘭西來說，經濟因素不會以任何簡單線性的方式限制政治上的可能性。
到目前為止，葛蘭西對二十世紀義大利、俄羅斯和美國的分析看起來像是班革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比較社會學，通過比較不同國家的歷史來解讀民主和獨裁的階級起源，並假定國家的結果是明確、固定和獨立的。[30]但接下來的兩個步驟使葛蘭西超越了這種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歷史遺產提供了階級鬥爭的場域，這反過來又可以引發危機，使國家從一種政治形式轉向另一種。關於經濟危機，葛蘭西寫道，它們只是潛在的傳播替代意識形態的場域，也是統治階級重新確立霸權的機會[31]。政治或有機危機則更加重要，因為它們往往是國家歷史的轉折點[32]。通過階級鬥爭引起的霸權危機有兩種形式：一是支配階級內部和之間不可挽回的分裂，二是支配和從屬階級之間的災難性力量平衡。並不清楚葛蘭西指的是哪種霸權危機，儘管在戰後，資本與勞工之間的毀滅性的力量平衡，法西斯主義在對抗社會主義方面取得了勝利[33]。有機危機或霸權危機是歷史性的關鍵時刻，當遺產和結構失去了它們的韌性、頑固性，未來出現驚人的開放性之際，就是替代軌跡出現的可能性時刻：民主可能催生法西斯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可能催生資本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
歷史傳統問題不僅可能因為霸權危機而受到干擾，還可能因為其他國家的轉型對其產生客觀制約或新的意識形態影響。[34]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歷史不僅僅是一個孤立而獨立的”案例”，用於解讀特定政治結果的因素，還可能改變國家的意識形態地形。在任何成功的國家革命後，都會出現一個”消極革命”時期，在這個時期，其他國家的統治階級會防範在自己的國家中出現任何革命的重演，這是一個反動時期，其中新的強制和讓步的組合成為時代秩序。[35]
因此，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反動思潮席捲整個歐洲，支撐著英國、德國和義大利的地主政治崛起，甚至法國自己，從熱月政變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
只有當新的資產階級為奪取權力，擊敗了那些不願承認其已被徹底取代的舊社會代表，擊敗仍然維護1789年革命所創造的新結構後已經過時的更加新潮的群體；資產階級才證明了自己對於舊和非常新的事物都具有活力。[36]
換句話說，1871年標誌著後革命時期法國消極革命的最終超越，以及資產階級霸權的鞏固。
同樣地，在俄國革命之後，反動階級利用社會主義或”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危險，法西斯政權鞏固了權力，在力量平衡考慮的情況下，以社會民主主義形式出現，美國也出現了新政。雖然葛蘭西對二十世紀20年代末蘇聯政策向中央計劃和強制集體化的轉變進行了謹慎的解釋，但這也可以說明是同一時期”消極革命”的一部分，這種革命將法西斯主義帶到了義大利和德國。[37]
不僅政治威脅，經濟威脅也在全球共鳴。法西斯主義是義大利資本主義唯一的出路，被傳統的地主和小資產階級所束縛，無能與建立在更加合理化的上層結構之上的經濟體競爭，尤其是在沒有封建遺產的情況資本主義發展蓬勃的美國。[38]法西斯主義領袖依靠傳統階級的畏懼而獲得支持，通過動員對美國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敵意來使其經濟實現法人化，並抵禦國際競爭。相比之下，葛蘭西認為義大利工人階級將美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進步面向的福特主義化身而受到了歡迎。因此，美國先進的經濟不僅對歐洲構成經濟競爭，而且被敵對階級動員，當成美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今天，另一種美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不是福特主義而是新自由主義，同樣成為戰場，因為市場意識形態被發展中國家的支配階級所吸納，以獲取援助，刺激經濟，疏通被剝奪權利者的憤怒。
採納或抵制外來意識形態的不一定總是統治階級。在葛蘭西早期的著作中，他指出俄羅斯工人階級不必經歷所有的階段鬥爭，而可以直接吸收歐洲先進工人階級學到的經驗和創造的意識形態。俄羅斯工人階級可以跳過意識形態階段，直接從英國工人階級停留的地方開始。[39] 他們可以直接採納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能激發被壓迫階級集體意志的意識形態。今天，我們注意到新自由主義已經激發了反對全球化的跨國運動。“反全球化”是一種容易攜帶的意識形態。
儘管葛蘭西對國家間的相互關係有想法，但這世界沒有自身的邏輯。某些國家或一個國家集團可以具有霸權地位，將世界組織成某種等級制度，相對於國際性（internationality），他沒有跨國家（transnationality）或超國家（supernationality）的概念，葛蘭西始終將國家當成基本的分析單位，是歷史和外國力量匯聚的地方，是霸權危機的孕育地。[40]
波蘭尼：對市場的不同反應
葛蘭西提供了一個通用的矩陣，以歷史和環境因素為基礎，用於比較不同國家，追蹤它們的分歧軌跡，為階級鬥爭和可能的未來設定了基礎。歸根結底，歷史沒有內在的動力學：經濟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因為階級鬥爭乃是一系列取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的隨機產物。波蘭尼回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但並非回歸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分析，而是著眼於探討市場在不同時期引起的社會反應如何形塑了階級鬥爭的場域。
從兩個角度來概括塑造了十九世紀社會歷史的那場運動。首先 是經濟自由主義原則與社會保護造成深刻的機制衝突：另一方面則是階級之間的鬥爭，這種鬥爭與上述原因糾纏一起， 把危機變成了大災難。[41]
讓我們看看他的分析如何在對市場的反應中具體展開，首先是在地方層面，然後是在國家層面，最後是在國際層面。
“十九世紀的社會史因而是一個雙重運動的結果：就真正的商品而言是擴展市場組織；就虛擬商品而言是限制其發展。”[42]那麼，這個限制是如何發生的呢？波蘭尼主要關注是英國，反對史賓翰連法案孕育了自由主義信條，將市場美化為萬能良藥。 十九世紀30年代的改革法案無節制地推動市場自由化，迫使工人階級，尤其是其地主階級去尋找自己的生路，建立商品化之障礙。市場釋放出一股階級動員的洪流，進而湧入（重新）構成社會。 “雖然自由放任的經濟是有意的國家行動的產物，但對自由放任的後續限制是以自發的方式開始的。自由放任是計劃的，但過程卻非計劃的。”[43] 工會、憲章派運動、合作運動、歐文主義是對市場破壞的在地反應。但是，隨著這些當地支流的展開，它們最終流入了全國性運動。
波蘭尼的歷史研究實際上是英國特定的，即第一個國家市場的所在地。在四頁關鍵性的篇章中，他概述了英國和”歐洲大陸”之間的差異，工業革命在後者出現晚了半個世紀[44]。在那裡，市場的滲透更加緩慢溫和，並導致了非常不同的階級力量組合。在英國，工人被剝奪了謀生手段，例如通過圈地運動，被迫從事雇傭勞動，而在”歐洲大陸”，工人則被雇傭勞動的經濟回報所吸引。工人在歐洲大陸的地位要高得多。他們著迷於階級意識形態，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導致了早期社會主義政黨的形成；”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凝聚了城市工人的觀點。”[45]在英國，工人保留了自願、自助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命運。”在歐洲大陸，工會是工人階級政黨的產物；在英國，政黨是工會的產物。”[46] 他們的階級聯盟也不同，在英國，地主代表工人階級利益與資產階級對抗，在歐洲大陸，高地位和自尊心的工人更有可能支持製造業反對地主。
這時候，波蘭尼引入國家觀念，這在他分析英國時是次要的。現在我們明白為什麼了。在歐洲大陸，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需要更長的時間，直到十九世紀後期才通過工黨代表獲得工人階級的積極支持。隨著階級力量在國家內的凝聚，反映在有利於工人的立法上，例如社會保險、勞工立法、選舉權擴大等，保護他們免受市場的破壞。歐洲工人們望向英國再清楚也不過了，知道他們需要避免什麼。與英國工人自己建立社會不同，歐陸國家的代表性工人積極為社會的自衛而努力。在《大轉型》第14章末尾的幾頁中，我們發現了波蘭尼和葛蘭西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分歧的歷史基礎。波蘭尼之積極社會的理論反映了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工人的自發主義，葛蘭西則從國家向市民社會擴張的理論反映歐陸，尤其是義大利在十九世紀末的國家建設經驗。[47]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考慮了勞動力和土地商品化的限制[48]，這些限制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一種或多種方式進行。現在我們轉向國家對貨幣交換的限制。在自由貿易時代，匯率波動不僅對商業造成麻煩，對社會中的每個群體都產生影響[49]。保護國際貨幣體系，特別是保護金本位制度，成為國家計劃，由國家銀行主導調節匯率。隨著國家經濟的壓力增加，退出金本位制的誘惑也越來越大。二十世紀20年代的自由放任主義再次崛起，1930年代反應更為嚴厲，國家紛紛退出金本位制度。國際貨幣體系像紙牌屋一樣倒塌。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擊敗並需要支付巨額賠款的國家，特別是德國和奧地利，是第一批退出金本位制度的國家。
個別國家案例不同，退出國際貨幣體系伴隨著國內市場對國家的從屬，採取了不同的形式。在美國，是新政法案保護了土地和勞動力，在蘇聯，是集體化和中央計劃，在德國和奧地利，解決方案是法西斯主義，其中市場和社會都被從屬於國家。與葛蘭西的看法一致，軌跡並不是自由選擇的，而是歷史條件塑造階級鬥爭的產物。在德國，災難性的階級力量平衡，葛蘭西稱之為霸權危機，為法西斯主義開創了機會。
勞工在議會裡堅守立場，佔據數量優勢而舉足輕重，資本家將工業築成城堡，藉此支配國家。……最終，經濟和政治體系都被完全癱瘓的威脅所困擾。人們感到害怕，而領導權將被交給那些提供簡單解決方案的人，不管其最終代價為何。這正是法西斯主義解決方案的時機。[50]
國際經濟傳遞了轉型的壓力，但轉型形式是由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特定國家情況下的階級力量平衡所決定的。美國的新政案和蘇聯的集體化和計劃經濟案例中我們只能得到一些暗示，但在德國，這個想法就清晰地阐述了出来。
波蘭尼的分析並沒有像葛蘭西的三個“時刻”（經濟、政治和軍事）和三個階級形成層次那樣充分，但他確實通過對地方、國家和全球層面市場發展趨勢和抵抗趨勢的動態分析，賦予了轉型和轉變的動態的分析。這矛盾，即所谓的“雙重運動”，構成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和國家發展軌跡的基礎，使任何基於國家超前的線性歷史變得荒謬。
綜合：新的全球秩序？
這就是波蘭尼和葛蘭西留給我們的，國家轉變軌跡的聯合分析嗎？那麼包含這些國家的全球秩序中是否存在邏輯呢？波蘭尼在這裡比葛蘭西更有幫助，後者的分析始終根植於國家。《大轉型》的開篇章節描述了一個由四個相互關聯的組成部分構成的十九世紀世界秩序：自我調節市場、自由主義國家、代表金融資本統治的黃金標準，以及為一個世紀防止大戰爆發的國際權力平衡。在二十世紀，這個秩序崩潰了。在對抗勞動商品化的階級鬥爭的推動下，自我調節市場被調節市場所取代，自由主義國家被干預主義福利國家所取代。在對抗貨幣波動的民族保護主義的推動下，金本位在1930年代崩潰，隨之而來的是權力的老舊平衡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被兩個世界大國——美國和蘇聯——所取代。在1944年的寫作中，他希望戰後秩序將採取民主社會主義。即使不完全符合他的希望，戰後期間也展現出向左的開放，但隨後被打壓，直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重新燃起。自那時以來，世界已經向後轉，將波蘭尼十九世紀的「自我調節市場」作為未來的藍圖再次復活，或者，成為主要渴望。
波蘭尼會發現這令人困惑。他認為市場意識形態在1930年代的失敗–廣泛認識到如果要遏制市場的破壞性，就需要對其進行調控–是永久性的。“回顧歷史，我們這個時代將歸功於見證了自我調節市場的終結。”[51]他錯了，因為他沒有看到市場烏托邦主義作為政治統治在全國和全球範圍內的武器，這是一種意識形態，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復活，而不論其恥辱性後果。自由主義信條的復興將引起什麼反應？我們將首先回顧波蘭尼對自我調節市場的相繼反應的描述，以了解它們對未來的意義。最後，我們將將波蘭尼的樂觀主義與更為悲觀的葛蘭西主義對比。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波蘭尼對自我調節市場引起不同國家的反應，可以看作是從地方到國家再到國際的運動。市場革命首先在英國落地生根，當時反應的是社會自發地保護勞工免受商品化的侵害。這些反應根植於地方，但也可以匯聚成為國家運動。第二回反應發生在十九世紀後期，主要在歐洲大陸。這種不僅包括福利國家法案，還包括保護農民階級的關稅和土地法。第三回由金本位引發的，這對國家經濟造成了嚴重破壞，因此國家撤離國際經濟體系，轉而實行經濟自給自足。今天也有一些國家開始出現類似的國家保護主義復甦跡象，但沒有像1930年代那樣大規模的國家調節和計劃，無論是基於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相反，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波蘭尼所描述的第一回市場反應的回歸，即社會的自發自衛。現在這種自衛具有跨國性質，將非政府組織（NGO）、環保運動、婦女運動、勞工網絡等聯結在一起，形成一個可護衛各種選民免受市場破壞的跨國公眾。表2總結了這些歷史上依次發生的社會和國家對市場的反應。
| 對國內市場反應 | 對全球市場反應 | |
| 社會反應 | 1. 地方社群：十九世紀中葉的英格蘭 | 4. 跨國公眾：湧現的未來 |
| 國家反應 | 2. 規訓國家：十九世紀晚期的歐洲大陸 | 3. 自給自足的國家：二十世紀年代的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民主制 |
這種樂觀的自下而上的觀點來自波蘭尼，因為他對於資本主義霸權在國家和全球層面上的影響力沒有很強的概念。即使在他的十九世紀國際秩序中，它必須具有強大的力量才能持續這麼長時間，但它是基於國家之間的有機相互依存和平衡的力量而維持的。他對帝國主義的力量或世界大國的霸權這些構成葛蘭西對世界秩序的解讀基礎沒有什麼想法。
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和貝弗利·席爾瓦（Beverly Silver）以一種特別有趣的方式將葛蘭西引入了波蘭尼的世界體系分析中[52]。簡言之，他們認為，華盛頓共識和新自由主義秩序是在二十世紀70年代美國「霸權」危機後出現的。這一危機根源於基於現代公司內部化交易成本的積累模式的枯竭，表現為先進資本主義世界中階級鬥爭的不斷加劇。在短期內，這場危機成為重構資本主義的機會，以更有利於美國資本的方式進行–在國內進行去管制，對外開放貿易，剝奪福利國家的收入保障等等。因此，通過葛蘭西的視角來看，新自由主義似乎是全球範圍內的「消極革命」，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保守和防禦性轉型。資本主義不再像過去那樣基於對國內勞工甚至第三世界國家的讓步而建立新政策秩序和美國和平。現在，資本主義展現出更加殘酷的一面，它的軍事實力基本上沒有遭到抗議。美國的獨裁取代了全球霸權。美國霸權的衰落不僅在經濟領域表現為舊的積累模式的枯竭，也體現在金融資本尋求新的投資出路的崛起上。阿里吉和席爾瓦認為，新積累方式的靈活性將構成中國和東亞地區新秩序的基礎。
在這裡，兩種不同的觀點呈現在我們眼前。一方面，有一個新的獨裁統治，由美國安全國家為中心，與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等超國家霸權實體合作。另一方面，由下發展起來的跨國運動。恐怖主義網絡組織了一種可能的反帝國主義力量的運動，尤其是反對美國，而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反全球化、女權主義、環境保護等）的緊密結合則進行了一場陣地戰。如果這是正確的，那麼當前的局勢提出了一個更加緊迫的問題，即陣地戰和運動戰之間的關係–這是葛蘭西回避的問題，但我們將回到這個問題。
VII: 在後共產主義時代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
我們現在來到本文的最後一部分，旨在將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帶入二十一世紀。到目前為止，我們從葛蘭西和波蘭尼的著作中挖掘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著重於他們如何打破了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信條。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的構成，如何調節了國家和經濟之間的關係，而不是自我毀滅的資本主義經濟。它關注的是一個階級的霸權系統，通過妥協和聯盟協調階級利益，而不是階級鬥爭的自我擴張。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不認為有什麼社會主義自發性的條件，而是要分析單一世界資本主義框架下的不同國家發展軌跡。聚焦於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主張和歷史起源，我們正掠過發生的世界，我們老背著走進未來，現在必須轉身面對未來。有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必能建立一個當代的馬克思主義，一個為了今天的馬克思主義。這些理論解釋有何收穫？
今日馬克思主義任務
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超越了霍布斯邦的《極端時代》？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生產方式的轉變（用正統語言來說）就是時代的仲裁者。這無疑是後共產主義時代。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是古典馬克思主義從未認真考慮的轉變。在它的觀點中，一旦建立了社會主義，它將會永存。但是，古典馬克思主義既沒有考慮到國家社會主義的特殊性，也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鬥爭[53]。一些人會認為中國或蘇聯的社會主義是某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因此不值得特別的分析和歷史關注。我認為，相反地，蘇聯及其衛星國家，無論是好是壞，都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形式，可以從中吸取許多教訓。在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下，我們問蘇聯是否存在”社會”，它採取了什麼形式，以及其後果如何。有沒有”社會”的存在或缺失，對蘇聯的發展方向、最終的崩潰以及其後果有何影響？這是今天的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任務
共產主義的崩潰不僅對社會主義的可信度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害，也破壞了對社會民主制的熱情。在後共產主義時代，進步的鬥爭已經從分配政治轉向了身份認同政治或者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所稱的「承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今天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必須適應這一重要變化，但不能失去對階級的關注。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再把社會看作一個連貫而無縫的整體，相反，我們必須把它看作是被切割成種族和族裔片段，這些片段需要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理解。我們從殖民主義開始，因為它的二分法非常鮮明，也因為我們需要研究邊緣和先進資本主義中”社會”的意義，一方面，這必須深入思考社會、國家和經濟的界限。另一方面，則是代表私人領域的家庭/家戶，需求是如何在界限之間傳遞和滿足。最後，我們必須認識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彈性，超越了國界–通過跨國非政府組織聯繫，由流離社區建立，社會運動推動而不再停駐於國家之中。這一切，可以葛蘭西和波蘭尼為出發點，但非結束之地。他們將社會放在了馬克思主義地圖上，但他們只是瞥見了它的廣闊、輪廓、峽谷和山脈。在探索社會的所有當代維度中，我希望發現「真正的烏托邦」，即使它們只是初步的，也能重新喚醒社會主義想象力。
共產主義：崩毀和餘波
讓我們先說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視野中，葛蘭西和波蘭尼把社會置於中心地位，為社會主義注入了新的民主意義。與他們的許多前輩不同，他們不認為社會主義自由可以通過毫無干預或由政黨中介的國家經濟關係來確保。葛蘭西提議通過工廠委員會來施行生產的社會性規管，波蘭尼則提議將市場納入社會的控制之下，或者如黛安·埃爾森（Diane Elson）和其他人所稱的“社會市場”（social market）。在這兩種安排中，社會是一個自治的領域，用於表達和匯總需求，確保領袖對領導的民主回應能力。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自治的社會領域，社會主義容易退化成為極權主義，更好的說法是“國家主義”。
不僅如此，社會主義如果沒有一個具有彈性的社會，也無法應對其所產生的危機。早期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相似之處值得深究。早期資本主義由於生產力受到生產關係的限制，也競爭所產生的利潤和過剩產能危機，陷入深刻的經濟危機。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以國家扮演的中心角色來重新平衡經濟。同樣地，國家社會主義（在某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為明顯）納入市場以抵消計畫經濟的局限性，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在經濟上生存的方式。經濟危機只有在轉化為有機危機，即政治危機時，才會威脅現有秩序。為了遏制政治危機，國家社會主義必須完成與資本主義一樣建立起發達的公民社會。儘管公民社會在不同的時代和形式下出現過，但它從未像葛蘭西期望那樣鞏固得以建立社會主義霸權。
但是為何他的希望落空了呢？波蘭尼告訴我們，社會是在對市場做出反應的情況下產生的，儘管市場在二十世紀20年代開始在蘇聯蓬勃發展，但它們被計劃和集體化的導入所扼殺。沒有市場，社會就會受到限制和不穩定。東歐的市場改革，特別是在匈牙利，確實產生了一個初步的社會性霸權，但這並不足以抵禦對國家社會主義。今天，在中國，市場也正在創造一個充滿活力但不穩定的社會，導致尚不清楚的方向，一種新的社會主義，或更可能是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這反映了中國的特定轉型策略，即市場被黨國孵化出來，與俄羅斯的震盪療法策略有很大不同。事實上，俄羅斯複製了布爾什維克的運動戰策略，旨在摧毀舊的社會主義秩序，作為新的資本主義秩序自發增長的先決條件。而中國的策略是從上而下的陣地戰，一種消極革命的轉型來避免革命。
因此，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俄羅斯的市場轉型，都是社會學馬克斯主義慘痛的教訓，市場可能是「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卻非充分條件。前蘇聯發生的後社會主義轉型並沒有伴隨著“大轉型”，而是我稱之為的“大內卷”[54]。工人並沒有發展工會和合作社來抵制商品化，而是退回到家庭經濟；地主階級沒有通過關稅和補貼來保護農業，農業從而農民化（小農經濟）；企業轉向相互交換貨品服務，而不是由國家銀行來監管貨幣。儘管俄羅斯加入全球經濟促進了頂端的金融業和自然資源工業，但這是以大多數人的貧困、退化和對市場的撤退為代價的。這裡沒有積極社會或公民社會。相反，是一個相當被動、防守的社會，正在退縮，遠離市場和國家。舉例來說，後社會主義的匈牙利和波蘭經驗是不同的，因為它們的社會遺產更加強大，市場轉型也不那麼災難性。下層階級更能夠為自己辯護，並更容易被納入國家重建之中。[55]
我們不應將波蘭尼的雙重運動當成不可避免的法則。需要研究其運作的條件。市場並不總是能夠產生一個充滿活力的積極社會。在後共產主義俄羅斯進行了十年的市場轉型後，並沒對震蕩療法的動態社會做出有效反應，而是社會大規模從市場的大規模撤退。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是如此。根據歷史背景，市場擴張後可能會出現反應或撤退，可能會產生巨變或內卷。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任務，是需要瞭解在什麼情況下，國家和社會以什麼形式能夠支撐市場的崛起，以及阻擋或迅速逃離土地、勞動和貨幣商品化的趨勢。
從殖民到後殖民
在建立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時，我們主要關注了波蘭尼和葛蘭西對先進資本主義本質的洞見。然而，他們自己的社會並未符合這一模式。他們關注的是自己祖國的匈牙利和義大利的落後，但這種落後是相對於未來可能在西歐和美國實現的發展。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望向東方而非西方（從南方而非北方），他們對歐洲邊緣地區的分析也可以應用到第三世界。例如，葛蘭西對義大利南方問題的論述以及他稍後的《義大利歷史筆記》包含了研究邊緣國家、現代工業部門和半封建的農業部門所需的要素。葛蘭西對工人和農民革命聯盟的障礙感興趣，他相信這種聯盟是俄國革命背後的力量。就像他的布爾什維克前輩一樣，他毫不懷疑工人階級擁有唯一真正的革命潛力。
另一方面，面對與義大利不同的匈牙利的社會結構，波蘭尼得出相反的結論。或許因為出身於城市資產階級家庭，因此更容易浪漫化鄉村生活，或因為受到俄羅斯民粹主義者的影響，從年輕到晚年，波蘭尼從未放棄對農民革命潛力的信仰。他的最後一本書《犁和筆》（The Plough and the Pen），是由他的妻子伊洛娜·杜欽斯卡（Ilona Duczynsk）和他一起編輯的，專門介紹匈牙利民粹主義所創造的農民的文學、民族志和基進社會學。在波蘭尼的觀點中，這些民粹主義者與改革共產主義者一起，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創造性力量，一次“正在進行的工作”的重生，尋求“自由和社會主義的聯盟”。[56]
儘管波蘭尼和葛蘭西都非常清楚奧匈帝國的殖民主義力量，但他們並沒有將自己的國家與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放在同一層面上思考。將波蘭尼的民粹主義情感與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方法結合起來，這工作落到了弗蘭茲·法農（Frantz Fanon）身上[57]。雖然沒有跡象表明他曾經閱讀過葛蘭西，但法農採用了鮮明相似分析方法，通過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關係以及不同的階級形態水平來識別情境。然而，法農從分裂的世界社會開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世界。不存在單一的公民社會，而是一個與殖民管理局建立霸權關係的主導階層和一個通過傳統首領和獨裁統治與殖民管理局相連的從屬階層。反殖民鬥爭是雙重的：一方面是反對殖民秩序的鬥爭，另一方面是在被殖民社會內爭奪霸權的鬥爭。被殖民地居民之間的政治鬥爭決定了去殖民化的方向。
就像在葛蘭西的理論中，法農將替代路徑投射到未來。第一條去殖民化的路徑由城市集團領導，由非洲精英、技術人員、教師和公務員組成的國家資產階級支持，小規模的工人階級也加入了這一行列。國家資產階級想要的只是用自己來替代殖民者[58]，但保持社會結構不變。這正是葛蘭西所謂的“消極革命”。第二條去殖民化的路徑，即國家解放之路，讓人想起波蘭尼的民粹主義運動。它以革命性的農民為中心，由被驅逐出城市的持異議政治的激進知識分子領導。但他們能否獲得足夠的支持？隨著殖民者支持國家資產階級，這兩個“歷史集團”–城市和鄉村，以國家資產階級和革命農民為中心–競爭吸引剩餘群體的支持，包括失業工人和部落領袖。這場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決定了去殖民化的路徑，無論是資產階級的還是社會主義的、改革的還是革命的。
正如在格蘭西的理論中，知識分子扮演著兩種關鍵角色的類型：傳統知識分子支持去殖民化，為了防止社會轉型；來自農民階層的有機知識分子追求推翻殖民主義，開創新的社會主義秩序。成功的社會主義鬥爭總是結合了兩種形式：在本土社會內進行的”陣地戰”和對殖民主義暴力的”運動戰”。尤其是通過陣地戰，民族解放運動試圖建立民主參與的社會，免受世界資本主義的威脅。他的願景類似於波蘭尼的民主社會主義和葛蘭西的調節社會。
這樣的情況是否可能實現呢？法農提出像葛蘭西那樣的分析：軍事和經濟力量對“政治”會施加限制，但這種分析是不現實的。首先，他假設國際資本會為其過去掠奪殖民主義提供賠償；其次假設殖民地的都會國家會坐視社會主義的建設。儘管阿爾及利亞殖民者犯下了許多暴行，但法農對殖民者的最終人性，法國知識分子的影響力以及聯合國人權言論的誠實性仍暴有天真的信仰。
法農預見最壞的情況是，如果民族解放鬥爭失敗，國家資產階級取得了權力，它依賴國際資本，沒有自己的物質資源，無法建立自己的霸權。它變成了殖民地資產階級的漫畫形象和附屬品，通過炫耀性消費來彌補自己的不安全感，通過從民主到專制、從政黨國家到一人獨裁來擊退反對派。後殖民秩序壓制了公民社會，墮落成了國家主義。儘管在過去四十年中出現了曲折和變化，但法農的悲觀情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證實。站在去殖民化的終點，後殖民深殖的時代，法農的民族解放理想是否可行仍然不清楚。[59]
南亞底層研究學派（Guha、Spivak、Chatterjee、Chakrabarty）回顧了一個令人沮喪的半世紀之久的去殖民化歷程，認為反殖民主義的鬥爭是在西方意識形態的無形沼澤中進行的。在去殖民化的歡欣鼓舞的時刻，民族解放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選擇是虛假的，兩種願景都陶醉於一個只會帶來“沒有霸權的支配”的民族獨立的願景。例如，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用了葛蘭西的“消極革命”的概念來解釋印度獨立的失敗承諾，“沒有革命的革命”[60]。印度國大黨的從上而下的現代化計劃，就像義大利晚十九世紀的溫和黨所組織的分子變革一樣，壓制了從下面發起的起義，用國家替代了一個虛弱的資產階級。後殖民主義者提出，反殖民運動最好挖掘被殖民者經驗中被掩埋的替代性願景，而非擁抱西方的理念。關於這些願景的性質，它們可能是什麼以及它們的可行性如何，後殖民主義理論基本上保持沉默。[61]
在將葛蘭西的思想擴展到第三世界時，法農顛覆了革命和反動的階級基礎。在殖民地背景下，工人階級是一群被寵壞的勞動貴族，致力於捍衛自己的特權，而農民則因沒有什麼可失去的東西而懷有自發的基進主義。法農認為階級利益的構成是殖民地背景下的一個因素。在他對”西方”的看法中，他遵循了葛蘭西的觀點：西方社會的公民社會厚實，資產階級霸權深入人心；農民政治上落後，而工人階級仍然是革命的先鋒。他將葛蘭西的思想擴展到第三世界，但並未觸及葛蘭西對第一世界的觀點。這並不是法農的西方解釋者的結論，從麥爾坎·X（Malcolm X）到休伊·牛頓（Huey Newton），美國民權運動的激進派都將被排斥和受壓迫的人視為革命的力量，認為他們總是比被剝削和融入社會的人更具革命性。當應用到美國時，法農的殖民主義分析將那些處於荒廢的城市貧民窟中被剝奪的非洲裔美國人視為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其沈醉於安逸的工人階級。例如，在黑豹黨的鼎盛時期是將陣地戰和運動戰相結合，重建黑人公民社會來攻擊白人權力。但是，這種革命樂觀主義最終走向了悲慘的結局，儘管它教會了人們種族主義的惡毒性。
儘管法農對殖民地的分析細節與先進資本主義的相關性值得商榷，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我們不能再抱持對社會的整體性或一致性概念。這一點對波蘭尼的適用性比對葛蘭西更大。我們必須放棄波蘭尼將社會的純潔與天真對立於市場破壞性的觀念。對波蘭尼而言，社會與市場之間的爭戰是一場諸神之戰，是善與惡之間的鬥爭。葛蘭西對公民社會及其發展成為社會主義的能力不那麼樂觀。公民社會與國家聯手時，它既是支配的工具，也是一個爭奪權力的領域。但即使在葛蘭西的方案中，支配也是基於機構與國家的聯繫，通常是通過知識分子實現，而不是公民社會本身固有的特徵。在概念上，我們區分了穿越整個公民社會的廣泛分歧，如種族和階級，以及散布在公民社會中的工作場所和家庭等機構所凝聚的微觀權力。現在必須思考公民社會分裂成一系列父權制組成的星系。
公與私
葛蘭西是透過對現代工業經濟前提條件之功能分析來探討性別問題的，在他的文章《美國主義和福特主義》中，葛蘭西描述了福特開創的新生產形式如何需要相應的性傾向規範（regulation of sexuality），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工人的能量。由管理層嚴密控制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將成為規範性傾向的機構。相對地，波蘭尼則從保護社會的角度來看待家庭，而非從資本積累的角度來看待。家庭對抗市場破壞、勞動力商品化的力量有多大？無論是葛蘭西還是波蘭尼，都不關心家庭內部組織對政治的影響。
以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為基礎，建立一條連結到葛蘭西的女性主義橋樑。該書將女性視為被囚禁在家庭中，她們唯一與社會聯繫的方式是透過她們的男人[62]。除非女性能夠自主地離開家務領域，否則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女性主義運動。與黑人或工人的社會情況相較，女人無法在與男人綁定關係的碎片化霸權（Scattered Hegemonies）中建立團結[63]。正是因為她寫作的強大力量，是意識形態又是理論，激勵了女人脫離男人，建立了超越父權統治星系的女性主義運動。這是如何實現的呢？
如果西蒙波娃的計劃中存在一個更自由、潛在的性別平等的地方，那就是公共領域，她自己成為了其中一個卓越的人物。她的公共領域將葛蘭西的公民社會轉化為知識分子之間交流的場所，在那裡，不同的意識形態相互衝突、發生衝突，並以某種不穩定的平衡方式相互結合。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在她的女性主義需求解釋分析中探討了這些思想[64]。公民社會再次被分為兩個，但這次劃分的界線不是基於社會關係，而是基於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空間-功能(spatio-functional)差異。
在朱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理論中，公共領域指的是”現代社會中的一個舞台，通過交談的方式實現政治參與。公民就共同事務進行討論的空間。”[65]弗雷澤稱之為”社會”領域，以有別於哈伯瑪斯的差異，強調領域的邊界的流動性和其具爭議的解釋。私人領域成為剩餘範疇，是外於和超越政治討論的領域，但又包括了正式經濟和家務勞動。儘管弗雷澤主要關注家庭領域，但與經濟之間存在一種未明示但對我們很重要的比較。葛蘭西默認需要從經濟領域流向社會領域，成為作為階級利益進行解釋和爭議的需求，直到其中的一個或多個組合佔據優勢地位，成為對國家的要求。國家會將原始訴求去政治化轉變成管理政策，這裡可以想到關於工會認可、集體談判或失業保險的立法。
弗雷澤的獨創性在於她對需求如何從家庭領域“滲漏”或“流出”，進入社會領域，以及這些需求是否被認可、表達和被滿足進行了平行分析[66]。與勞動力的利益已被廣泛認可並擁有其自己的組織代表不同，母親和家庭主婦的需求仍在得到確認的過程中。因此，這場鬥爭首先是關於確認婦女的需求是否在政治上合法。婦女運動使性騷擾、強暴、家暴和雙重負擔成為社會話語的主題，開拓了這些要求，迫使國家創建機構來管理這些需求。這場鬥爭一直很艱苦，因為保守勢力也在公共領域中運作，試圖重新將這些“流出”的需求私有化，將它們歸還到家庭領域。
重新私有化是保守派對抗這些“流出”需求的第一道防線。第二道防線不是確認需求，而是政治上中立化她們的滿足。社會運動可能成功地迫使國家代表婦女介入，但需求的管理可能會引起分裂和非政治化。正是出於這個角度，弗雷澤探索了福利政策。美國政府建立了兩個福利層次，一個與雇員權利有關，另一個與被污名化的依賴者的要求有關。該體系歧視婦女和少數族裔，因為他們更有可能發現自己處於較低的層次，被當作不應得的乞求者，而不是勞動力的權利成員。更普遍地說，國家將最初是社會運動者變成個案的方式來管理這兩個層次，將其規範化、監控和審查的客戶。這個非政治化的過程可能會在社會領域內刺激反應的政治化，但並非常常發生。
弗雷澤的女性主義分析不僅以性別統治為中心，而且更普遍問題化了國家、公民社會和私人領域的界限，這對葛蘭西的理論有了重要補充。在葛蘭西的著作中，有關這些邊界所在的位置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而弗雷澤將隱含的內容明確化，即這些邊界本身也是政治爭議的對象，劃定哪些是政治合法的對象，哪些是私人領域、超出政治關注的範圍。女性主義者一直努力使家庭成為政治領域的一部分。同樣，在另一端，將公民社會與國家明確區分，將公民社會轉化為沒有政治意義的談話場所的企圖，也受到了激烈的爭議。許多在公民社會中進行的女性主義鬥爭都集中於控制再生產的條件，例如剝奪國家對墮胎權利的壟斷，將決策權交到受影響人手中。這正是“陣地戰”的主要內容。
不同領域邊界的保為何突破，關鍵在於知識分子。這裡有著弗雷澤與葛蘭西的可能結合。一方面，有機知識分子將需求從私人領域帶入社會領域，或者將社會的政治功能擴展到私人領域。另一方面，傳統知識分子通過強制將需求逼回私人領域或專家管理，使其得以家務化。儘管她談到很多問題，但很少談到說話者自身，即知識分子以及所代表群體之間的關係。如此她做出了一個很有問題的假設，女性主義知識分子與她們所聲稱代表的婦女是一致的？
跨國社會？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必須考慮社會的起源和功能；市場、國家和社會的多種配置；這些又如何影響並被階級力量的平衡所影響。在考慮社會結構作為鬥爭場域時超越了葛蘭西和波蘭尼，沿著種族和父權之線而分裂。正如我們所見，它必須考慮社會邊界的轉移，這本身就是政治鬥爭的一部分。最後，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必須探索社會如何超越國家界限，形成由以民族或國家為基礎的離散社區、為擴大人權、環境保護或甚至勞工利益而存在的非政府組織（NGO），以及內部或外部跨國公司的經濟網絡組成的跨國社會。同樣，我們必須考慮其結構與上述由聯合國或世界銀行等上層機構組成的跨國機構，以及國家之間的關係。
波蘭尼和葛蘭西從不同階級的生活經驗、國內階級的動員，再到階級如何與國家的發展在國際秩序中的交錯軌跡，具有非凡的延伸。但是，兩者都沒有考慮到社會的跨國性。正如我們在第六部分的結尾所看到的那樣，我們可以利用波蘭尼和葛蘭西觀點來生產關於跨國社會的新見解。從波蘭尼的角度，我們可以考慮跨國社會是如何應對土地、勞動力和金融資本的商品化而形成的。但我們必須非常小心，不要將跨國社會浪漫化，因為它也是一個非常不均衡的政治地形，充滿了權力層次結構，從中心到邊緣的斜坡，以及它自己的裂縫和峽谷。[67]從葛蘭西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考慮跨國社會與超國家級機構的關係，但這種聯繫經常包含了反抗資本主義的鬥爭，也提供超越資本主義基礎並存的可能性。
超越既有地形的是困難的，超越意味著什麼？社會主義轉型不再被理解為舊秩序崩潰，新秩序建立。它不再源於經濟矛盾，階級鬥爭和新秩序種子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巧合。明天的社會主義轉型也不僅僅集中於國家，而是包括各種不同類型的地方鬥爭，在同時進行的陣地戰和運動戰中跨越國界相互聯繫。這需要一種新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會制定資本主義崩潰律法的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立法者，也不是工人階級革命的有機知識分子，而是民族志考古學家，他尋找地方實驗，新的制度形式，如果你願意，將真實的烏托邦置於其自身脈絡中，翻譯成通用語言，並將它們連接到全球[68]。陣地戰需要用解釋者來超越立法者，用齊格蒙特·鮑曼的術語來說，一位旅行的解釋者總是在挖掘新的地形。[69]
這場最新未完成的全球社會主義鬥爭，可能不如先行者成功，然而，如果它表達得越清楚，批評資本主義的力量越大，我們生活的世界就越人道。
[1]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80.
[2] Ibid., 181.
[3] bid., 183.
[4] Ibid., 181
[5] Ibid., 161.
[6] Adam Przeworski,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7]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edited by Chantal Mouffe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79), 168-204.
[8]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265. 72. Ibid., 333.
[9] Ibid., 242.
[10] Ibid., 202.
[11] Ibid., 202
[12] 參考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54, 156.
[13] Ibid., 162, emphasis added.
[14] Ibid., 152, emphasis added.
[15] Ibid., 234.
[16] Ibid., 234.
[17] 他對國家的概念也存在著同樣的失敗。國家在創造自我調節市場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一旦建立起來，社會的反應就佔據了主導地位，國家變成了監督者：”社會保護的重要需求，其代表通常落到負責社會普遍利益的人手中，在現代條件下，是的政府”（同上，154頁）。這裡沒有把國家看作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認為”普遍”利益可能是”虛幻”的，是資本利益的開明代表。相反，國家是”社會”的工具和守護者。
[18] 波蘭尼似乎在《新不列顛》一文中提出了「霸權」概念：”某人群的利益並不存在神奇力量，能夠引導大量擁有相反利益的其他人群追隨他們的領導……成功並非是由他們自身利益的力量所決定。實際上，成功的秘訣在於這些人群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其他人群的利益，包括但不僅僅是自身利益。為了實現這種代表，他們經常需要調整自身的利益以符合更廣泛的群體的利益，這些群體是他們想要領導的。〈重申馬克思主義的重申〉，（Marxism Restated, New Britain 4 July 1934.）。葛蘭西本人也不可能表達得更好了！這確實支持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的觀點，即波蘭尼後來在《大轉型》中向著更多的涂爾幹社會觀念邁出了一步。參見布洛克的文章（”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83. See also Ibid., 115, 216.
[20] 這種觀點的詳細解釋可以參考Michael Burawoy的《製造共識：壟斷資本主義下勞動過程的變革》（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和《生產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而喬瓦尼·阿里吉和貝弗利·席爾強調資源（職場談判力和組織或聯盟力量）是過去ㄧ個世紀不同國家工人階級動員變化的關鍵。席爾在這種馬克思主義觀點中加入了波蘭尼的元素，即資本主義在獲利危機和合法性危機之間搖擺。獲利危機導致勞動力商品化的加劇（降級、薪資下降、失業等），進而引發勞工激進運動和非商品化（通過工會、福利國家等保護勞動力）。他們假定勞工的自發利益在於挑戰資本主義，這種挑戰只有在工人被迫到絕境或擁有豐富資源時才能發揮作用。在恢復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大膽嘗試中，他們沒有探討勞動利益，或更一般地說，沒有探討階級利益在社會（以及國家和經濟體系）中是如何組織的，這是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項目。參見阿里吉的《馬克思主義世紀，美國世紀：世界勞工運動的形成和重塑》（”Marxist Century, American Century: The Making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Labor Movement,” New Left Review 179 (1990): 29-63）和席爾的《勞動力量：1870年以來的工人運動和全球化》（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 例如，Marcos Ancelovici 在他的文章中描述了一個在許多國家都有存在的重要反全球化運動，稱為為公民援助徵稅的金融交易協會（ATTAC）。在 Ancelovici 的解釋中，ATTAC 在法國使用一種反市場的意識形態變體，他稱之為“反對全球市場的政治”，來動員其成員。然而，ATTAC 的起源和組織，更好理解是放在法國特定的國內政治情境，通過激活公民社會來對抗國家，構成了 Ancelovici 所謂的“聯合主義國家主義”（Associational Statism）。跨國公司、國際金融、超國家機構威脅人類社會，但它們的影響受到國家和公民社會組織配置的調節，這些配置仍然是政治統治和重建的有效場所。換句話說，波蘭尼提供了一種意識形態，而葛蘭西則捕捉了 ATTAC 的政治形成和策略。參見 Ancelovici 的文章，Ancelovici, “Organizing against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ATTAC in France,” Politics & Society 30, no. 3 (2002): 427-63.。MICHAEL BURAWOY 259
[22] 列寧和托洛茨基（更重要）修改了馬克思主義的線性假設。從《結果與前景》（Results and Prospects (1906), NY：Pathfinder，[1906] 1969）到《俄國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36), London：Pluto，[1936] 1972），托洛茨基說明了資本主義的聯合和不平衡發展如何導致邊緣地區的革命是有一貫性的。一方面，俄羅斯與更先進經濟體系上的國家競爭，過度徵收了不成比例的剩餘價值，因此扼殺了國內脆弱剛起步的資本主義。另一方面，邊緣地區的資產階級贏弱且依賴外國金融資本，勞動階級則是激進的，剛從封建制度中解放出來，並移植到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形式中。推動生產力發展革命是必要的，而唯一可行的革命代理人是工人階級。從最終分析來看，只有在西方革命的支持下，才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成功。
[23]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268.
[24] Ibid., 285
[25] Ibid., 285-86.
[26] 這與威廉·阿普爾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加布里埃爾·科爾科（Gabriel Kolko）和詹姆斯·溫斯坦（James Weinstein）等美國威斯康新學派（Wisconsin School of American Histor）的論點非常一致。
[27]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287. 91. Ibid., 268.
[28] Ibid., 268
[29] Ibid., 268.
[30] Moore, Social Origins.
[31]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84, 234-35.
[32] Ibid., 219-23.
[33] 依循葛蘭西的傳統中，有些人則主張，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是統治者勢力中的分歧產物，正如葡萄牙共和國的崩潰和薩拉查爾（Salazar）威權政權的崛起是由於支配階級的混亂所導致的，這是由葡萄牙在世界體系中的半邊緣經濟地位在不同方式下推動的。參見大David Abraham,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and Kathleen Schwartzman, Th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tic Collapse; The First Portuguese Republic in the Global Economy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89).
[34]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82.
[35] Ibid., 118-20.
[36] Ibid., 179.
[37] Ibid., 120.
[38] Ibid., 120.
[39]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36.
[40]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240-41.
[41]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34. （查阅原文版本是140）
[42] Ibid., 76 （查阅的英文版本在80页）
[43] Ibid., 141.
[44] Ibid., 173-76. 似乎“大陸”主要指的是中歐（奧匈帝國、德國），儘管該論點的某些部分也適用於法國和義大利。
[45] Ibid., 174.
[46] Ibid., 176.
[47] 一本有趣的當代比較分析市場、社會和國家的著作，也在其框架上廣泛使用了波蘭尼的理論，就是Gosta Esping-Andersen的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Esping-Andersen將自由主義、社會民主和保守派福利制度區分為不同的去商品化勞動的模式。解釋了它們在制度遺產、工人階級的力量和階級聯盟方面的差異。一個類似但更具葛蘭西風格的分析是Claus Offe出版的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4),，以累積作為出發點。因此，Offe認為國家是在重新商品化勞動的同時，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矛盾關係，這隨後在公民社會的領域中產生社會運動。民主社會主義在Andersen的書中幾乎沒有提到，但在Offe的書中仍然存在。
[48] 事實上，波蘭尼對於保護土地免受商品化的問題並沒有多少發言，往往被簡化為保護國內農業的關稅問題。
[49]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05.
[50] Ibid., 235.
[51] Ibid., 142. 這再次讓我想起派森思試圖在20世紀60年代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被淘汰，而此時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和東方、北方和南方都正蓬勃發展。作為資本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信仰和馬克思主義都不會在資本主義之前消失。
[52] 參考Giovanni Arrighi and Beverly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Arrighi, “Antisystemic Movements and Gramsci’s ‘Piedmontese Function’ ”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2); Silver and Arrighi, “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
[53] 托洛茨基再次成為一個例外。他的《叛變的革命》（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Path- finder, [1936] 1972)）-適當地副標題為「蘇聯是什麼，它將走向何方？」，研究了蘇聯的階級性質以確定它是否將向社會主義前進還是倒退回資本主義。這個過程尚未完成，未來也不確定，因為許多事情取決於國際力量的平衡。事實上，革命爆發19年後的1936年，他仍然認為蘇聯秩序的存在像他自己一樣不穩定。
[54] Michael Burawoy, “Transition without Transformation: Russia’s Involutionary Road to Capitalism,”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5, no. 2 (2001): 269-90.
[55] 本文無法進一步深入進行波蘭尼式分析俄羅斯和中歐的市場轉型。但可以参考Maurice Glasman, Unnecessary Suffering (London: Verso, 1996) and David Woodruff’s Remarkable Money Unmade: Barter and the Fate of Russian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56] Ilona Ducyznska and Karl Polanyi, The Plough and the Pen (London: Peter Owen, 1963),13.
[57] 這裡我想到的是法農的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61] 1991).
[58] 法農早期的著作《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倫敦：Pluto，[1952]1986年）描繪了這樣一種渴望成為資產階級的人的心理。當法農試圖應對他在法國面臨的意外種族主義時，他開始通過一種對無意識、內在化的壓迫的新穎視角看待他的家鄉馬提尼克。據法農所說，只有通過暴力革命的淨化，才能從黑人心靈的內心深處消除自卑感。
[59] 南非是一個明顯的反例。在殖民主義統治下，工業化在南非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富有戰鬥性的工人階級，這個階級是同時進行的陣地戰和運動戰爭的核心，以結束種族隔離制度。參見蓋伊·賽德曼（Gay Seidman）的《製造激進主義：巴西和南非的工人運動，1970-1985年》（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in South Africa，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儘管南非的反殖民鬥爭具有不同的階級基礎，但後殖民主義仍然取得了成果，在一個後殖民政權中，它開始吸收和打壓公民社會，並將勞工運動附著於新自由主義項目。人們可以說，這證明了法農對後殖民情境下勞工保守主義觀點的正確性，但這也忽略了在國內和全球範圍內發揮作用的複雜性。參見愛德華·韋伯斯特（Edward Webster）和大衛·阿德勒（David Adler）的《在南非「雙重過渡」中邁向一個階級妥協：協商自由化與民主鞏固》（Towards a Class Compromise in South Africa’s ‘Double Transition’: Bargained Liberalization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政治與社會27，第3期（1999年）：347-85）。
[60] 參考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1986).
[61] 再次地，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情況。其中一個特別有趣的案例是印度的喀拉拉邦（Kerala），那裡有一個強大和受歡迎的共產黨通過重新分配和民眾動員來引領發展。它的成功並不是通過復活某種次級願景，而是先摧毀封建主義，然後繼續擴大參與式的公民社會。請參見帕特里克·海勒（Patrick Heller）的《發展的勞動：工人和印度喀拉拉邦資本主義的轉型》（The Labor of Development: Work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in Kerala, India）（伊薩卡，紐約州：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99年）以及〈推動國家：喀拉拉邦、南非和波多阿萊格里的民主分權政治〉（Mov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Decentralization in Kerala, South Africa, and Porto Alegre）（Politics & Society，第29卷，第1期（2001年）：131-63）。
[62]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New York: Vintage, [1949] 1989), pt. V.
[63] 參考 Inderpal Grewal and Caren Kaplan, eds., Scattered Hegemon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他們共同創造了這個適當的術語
[64] 參考，特別是Nancy Fraser,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and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Kegan Paul, 1997).
[65] Fraser, Justice Interruptus, 70.
[66] See Fraser, Unruly Practices, chap. 7 and 8.
[67] See, for example, Millie Thayer’s analysis of transnational feminism. Thayer, “Transnational Feminism: Reading Joan Scott in the Brazilian Sertão,” Ethnography 2, no. 2 (2001): 243-72.
[68] 在這方面的一個重要努力是埃里克·賴特的「真實烏托邦項目」（Real Utopias Project）。特別是請參考Archon Fung和Erik Wright編輯的《深化民主：賦權參與治理的制度創新》（Deepening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倫敦：Verso，2003年）。另請參考Michael Burawoy等人的《全球民族志：後現代世界中的力量、聯繫和想象》（Global Ethnography: Forces, Connec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2000年）。
[69] Zygmunt Bauman,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ambridge, UK: Polit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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