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孫權
文接上篇（一）
Michael Burawoy
黃孫權譯
III：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譜系
葛蘭西和波蘭尼致力共同的事業─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但從不同角度拒絕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方式進行。他們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聯繫和反應來自非常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譜系，一是列寧，二是盧卡奇。列寧和盧卡奇的理論代表了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不完全突破，這種不完全性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鋪平了道路。葛蘭西和波蘭尼都沒有對列寧或盧卡奇進行延伸的論述，葛蘭西對列寧的欽佩毫不含糊，而波蘭尼認為盧卡奇的青年時期的著作存在顯著的缺陷[1]。儘管如此，我下面構建的推測性對話有助於突顯列寧和盧卡奇思想中的張力，這種張力由葛蘭西和波蘭尼概念化公民社會和積極社會提出解決之道。這些對話也通過將葛蘭西和波蘭尼定位在馬克思主義共同傳統的平行分支上，使他們成為可比較的。因此，我們先從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開始，這些問題已經存在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然後轉向列寧和葛蘭西的著作，然後是盧卡奇和波蘭尼的著作。
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理論相當奇妙精彩。他展示了三個過程在同一時空中發生。首先，資本主義根據其自身的系統邏輯，播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也就是說，資本家之間的競爭促使他們通過技術剝奪和創新來轉變生產，這導致工人被驅逐出生產過程，失業後備軍增加，工資下降，最終導致過度生產的危機和利潤率下降的危機。危機接踵而至，破產層出不窮，直到剩下最大的（因此也是“最適合”的）資本家。
進入第二個過程。隨著危機加深，小資本家消失在日益同質化和退化的工人階級中；財富集中在社會的一端，另一端極度貧困。由於資本家無法控制危機，也因為他們只是優惠券收集者（收取利息），是無能和多餘的。隨著日益龐大和同質化的工人階級，階級意識增強。階級分化導致階級對立的加劇：首先是對抗個別資本家的零散鬥爭，然後是工會聯盟。跨越工廠甚至行業，最終在國家政治層面上形成了工人黨。
第二個過程的高峰與第三個過程重和，共產主義的物質條件在資本主義的子宮中成熟。技術的進步提供了縮短工作時間的基礎，壟斷、信託和國有化的形成提供了初步計劃。只需要最後一步，即奪取國家政權，就可以實現共產主義秩序。換句話說，社會主義是一種毫無玷污的懷孕，在其中三個過程同時發生：資本主義的深化危機、階級鬥爭的加劇和自發性地創造社會主義物質條件。
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得面對棘手頑固的現實：三個進程沒有發生，至少沒有同時發生。換句話說，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要拆解這三個過程時空的共生性，隨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選舉權力增加和革命勢頭減弱，他們只能在三腳架的一條或另一條腿上施加重量來平衡。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確信經濟危機已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到來，但她認為問題在於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她敦促更具革命性的政治，加強議會之外的鬥爭來補充選舉政治不足。如果工人階級沒有抓住這個機會，她擔心結果會是”野蠻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考茨基（Kautsky）持不同意見，最終危機尚未到來。他堅持要有耐心地建立工人階級的力量，同時等待資本主義耗盡其潛力。他深信資本主義必然會自我限制。伯恩斯坦（Bernstein）則與兩者都不同。他反對盧森堡的革命主張，認為革命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工人階級不是人口的大多數，階級結構沒有極化，而是越來越被中產階級模糊化。任何革命若由少數派組織，終會自毀夢想。他也反對考茨基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不會走向任何最終危機。所以伯恩斯坦把重點放在第三條腿上，資本主義不僅在自發地奠定社會主義的基礎，而且實際上正在成為社會主義。通過不可避免的民主擴張，資本主義將演變為社會主義。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最初於1899年宣佈，隨著工會變得更加強大和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實力，它越來越受到歡迎。但這種零碎的改革使黨遠離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和盧卡奇的著作帶有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痕跡，但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打破了其歷史法則。前者是一位革命現實主義者，坐在俄羅斯的火山上，夾在東方和西方之間，通過其帝國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轉型理論改變了馬克思主義。後者是一位革命浪漫主義者，在奧匈帝國崩潰時期立說著作，曾擔任命運多舛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公共教育副委員長，他的物化（Reification）理論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失敗主義。列寧的著作講述了在俄羅斯取得的革命成功，而盧卡奇年輕時的著作則是講述西方的革命失敗。
從列寧到葛蘭西
列寧在重建古典馬克思主義方面最為明確。讓我們考慮我們三腳架的每一條腿。[2]首先，資本主義沒有最終危機。列寧認識到競爭性資本主義無法持久，但他也看到了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如何重建為壟斷形式，同時在全球不平等地投射自己。兩者結合起來，國內壟斷資本和國外的掠奪形成了資本主義新階段，稱之帝國主義。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法則會帶來資本主義的最終災難。它沒有崩潰，而是變得衰弱或退化。馬克思認為早期資本主義的終結是所有資本主義的終結，而列寧則認為它正在讓位於一個由金融資本主導的新的全球新時代。
其次，階級鬥爭不會自動加劇。帝國主義在大都市中創造了勞動貴族，工人和資本家在殖民地的剝削中形成了共同利益。在邊緣地區，反殖民主義鬥爭很突出，而在核心地區，如果沒有有效的先鋒黨，工人只能實現工會意識，無法取得更多成果。此外，自由民主制度對緩和階級鬥爭做出了自己的模糊貢獻：它創造了擴大階級鬥爭的最佳條件，但也使資本主義的真正性質變得神秘，至少暫時地使工人誤以為資本主義提供了真正的選擇。總之，在資本主義落後的地方，階級鬥爭更有可能發展出革命形式，而不是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預測的那樣，在資本主義最先進的地方。
第三，資本主義不會自發地創造社會主義的條件，儘管它確實創造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如泰勒主義，可以在社會主義下採用。然而，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取代私有財產不可能一夜之間完成。 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首先需要摧毀資本主義國家，然後創建一種新的國家形式，即無產階級專政。後者由於其根本上的民主特性，將會消失。如果像列寧所信仰的那樣，資本主義不會進入最終危機，資本主義也不會內在地產生革命的工人階級，那麼通向社會主義的過程就不可能是自動的。它只能是一個有意識的、集體努力的成果。因為沒有什麼規律來保證資本主義的自動消亡，列寧把注意力轉向了政治和意識形態，從而預見到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
列寧把他的理論說得好像具有普遍的適用性，但是，正如葛蘭西所表明的，在關鍵的方面，他的理論只是反映了他所處的世界，即具有落後生產力和薄弱的 “公民社會 “的俄國專制主義政權。即使列寧欣賞民主的戰略重要性、工人階級對帝國主義的支持、以及資本主義的持久性，他仍然沒有深入瞭解西方相對於俄國的獨特性。[3]留給葛蘭西的是，強大的公民社會存在於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在俄羅斯。公民社會在資本和勞工之間協調利益的能力，深化了資產階級民主馴化革命趨勢的影響力。簡而言之，他強調了社會對革命的重要性，而社會這個概念在列寧理論裡完全不存在。
由於資本主義既不會撒下毀滅自己的種子，也不會必然地加深階級鬥爭，也不會自發地創造新秩序的基礎，因此葛蘭西專注於政治和意識形態，這是包括國家和社會的相對自主的領域。葛蘭西不是按照經濟階段（早期-先進、競爭-壟斷、自由放任-帝國、自由-有序）而是按照上層建築來劃分資本主義時期的，彰顯了列寧的潛在見解。區分先進資本主義與早期資本主在於，前者建立了與擴張國家密切相關的公民社會。這是葛蘭西重大的理論突破。
從盧卡奇到波蘭尼
如果說列寧-葛蘭西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的進入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領域的軌道，則盧卡奇-波蘭尼代表了另一條路線，仍然扎根於經濟領域。這裡的轉變是從生產到交換，從異化到商品化。[4]盧卡奇從馬克思在《資本論》開篇關於商品拜物教的論述中展開對資本主義的精彩分析。對於馬克思而言，市場交換作用遮掩生產的中心地位，生產包含了資本主義的規律性必然消亡的秘密，同時也是剝削和階級形成的場所。生產定義了資本主義的軌跡和經驗。市場只是推動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驅使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命運的媒介。對盧卡奇來說，商品化不是偶發現象，其定義了資本主義經驗，延伸到所有領域和階層。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將各種關係變成商品，即他所謂的”物化”。物化侵入生產，塑造了工作本身的體驗，形成了（虛假的）階級意識。一方面，資本家只顧眼前利益，將資本主義推向它的末日，而另一方面，同樣被物化所籠罩的工人們無法理解他們在共產主義中的集體利益。用盧卡奇的說法，資本家們客觀上無法意識到他們的命運，即使他們在面臨個人生存的威脅時主觀上意識到了。而另一方面，工人們在主觀上被暫時阻礙了認識到他們客觀上的歷史使命。
然而，這種革命性的必然性僅限於哲學領域。如果列寧僅提供了壟斷資本主義如何阻礙革命推動的片段性描述，那麼盧卡奇則僅提供了關於工人如何通過他們具體化體驗來抓住革命機遇的薄弱臨時的理由。盧卡奇寫道，工業工人只在體力勞動中被物化，精神生活未受污染；隨著資本主義危機深化，去魅後的資本主會自行停滯。他建議，先鋒黨應保護幹部免受物化，同時向工人階級傳達共產主義的願景。這姿態是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套路，旨在對抗他的物化理論所帶來的沮喪影響。盧卡奇是在抓著稻草不放，他無法提供一個令人信服的革命分析能與他的物化分析的力量相匹配，物化乃是他永久的遺產。法蘭克福學派將盧卡奇的消極面發展成為一種批判理論，統治和工具理性會否定革命的主體性，即使革命變得更加“客觀”地可能，甚至是必要。
正如葛蘭西將列寧的資本主義理論歷史化，指出西方的特殊性和社會的崛起，波蘭尼對盧卡奇的哲學分析進行了類似的歷史化工作。波蘭尼研究了市場的歷史，其起源、再生產和衰落，主要是在英國，附帶提到其他一些西歐國家。他展示了商品化本身如何通過否認土地、勞動力和貨幣的正當功能來威脅資本主義的生存能力。土地商品化威脅農業和環境，勞動力商品化使工人無能工作，貨幣商品化引起資本不確定使得現代商業無法運作。在波蘭尼的分析中，資本主義只能通過構建“積極社會”來保護自己免受商品化的破壞性影響。盧卡奇的物化是同質且整體，除了同時是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神話般工人階級，沒有任何抵抗與抗衡。相較之下，波蘭尼則以積極社會對抗市場經濟，這是一個各階級自我保護，對抗惡化所推動的社會。積極的社會擁有一些盧卡奇神話般工人階級的特爭，同時存在歷史的客體和主體，但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它也具有一些非常具體的屬性，為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提供了基礎。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三個命題
圖1.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譜系
波蘭尼和葛蘭西從非常不同的馬克思主義遺產中匯聚到一個類似的概念，社會是資本主義矛盾的容器，又是超越資本主義的場所。圖1總結了不同的軌跡。葛蘭西和波蘭尼從如此不同的出發點匯聚到類似的框架，即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相互關係，強調了將先進資本主義與早期資本主義區分開來的真正的社會進程的重要性，這些進程現在是全球性均衡的而非僅是國家均衡。在文章的其餘部分，我們將追溯葛蘭西和波蘭尼走向他們未被注意的共同框架的不同路徑，以及這些路徑如何導致對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互補性貢獻。
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三個基本主張將被社會馬克思主義的三個前提所取代。討論每個前提時，由葛蘭西理論開始，我們會指出其假設的缺點，然後波蘭尼是如何補位成功的。
- 資本主義經濟並非播下自身滅亡的種子，而是創造了一個包含但不結束危機和矛盾傾向的積極社會或公民社會。儘管葛蘭西將公民社會置於其分析的核心位置，但他對其起源的理解甚少，不知道為什麼它可能在某些國家出現而在其他國家不出現。通過將社會視為對市場的反應，波蘭尼指出了一個關於其起源的理論。
- 隨著階級結構的極化，階級鬥爭並非加劇，而是在積極社會或公民社會的領域中組織起來。儘管葛蘭西對霸權作為在資本主義內限制組織階級鬥爭的分析具有說服力，但他沒有反霸權的理論。雖然波蘭尼沒有理解資本主義霸權的力量，但他將經驗從生產轉移到交換，為潛在的反霸權創造了基礎。
- 當資本主義生產力受到束縛後，社會主義發生的條件就會自發成熟的主張不再成立，社會主義是一個政治計畫，將經濟置於自我調節的社會之下。鑒於資本主義沒有不可避免的最終危機，階級鬥爭不一定會加劇，因此資本主義內出現了多樣的政治計劃：法西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對葛蘭西而言，三個因素塑造了政治軌跡：歷史遺產、有機危機裡階級力量的平衡，由知識分子所實現的國家模式。如果格蘭西的分析集中在國家層面，那麼波蘭尼對市場反應的分析則在地方、國家和全球層面上運作。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放棄了歷史唯物主義，單一生產模式的運動規律和線性模式的接替演進，將之替換為單一世界經濟中多種資本主義和新興社會主義的共存。然而，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並沒有完全擺脫決定論，經濟和政治的制度結構仍然對歷史結果設定了限制。這種有限制的決定論如何發揮作用是本文其餘部分的主題。接下來的三節分別涉及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每個前提：（IV）社會的起源和功能，（V）霸權和反霸權的組織，以及（VI）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中的國家發展軌跡。每一節都先論述葛蘭西，然後是波蘭尼，最後嘗試綜合兩者。
IV：社會：起源與功能
波蘭尼和葛蘭西與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明顯分歧在於，他們劃分資本主義時期不是基於其經濟，而是基於積極社會/公民社會的出現。對於波蘭尼，社會對抗市場，對於葛蘭西，社會是國家的延伸。對於兩者來說，社會是一種新形式的“組織”或“規訓”資本主義的基礎，為資本主義內外的世界創造了新的可能性和障礙。但是這個“社會”從哪裡來？它是如何誕生的？在這裡，這兩位理論家分道揚鑣：葛蘭西對其起源幾乎沒說什麼，而波蘭尼將其追溯到市場革命但中間產生了一系列有問題的假設和主張。
葛蘭西：公民社會的政治功能
葛蘭西的《獄中札記》試圖處理西方革命的失敗，特別是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在都靈工廠佔領行動失敗後，其他歐洲國家工人在戰後進行的各種鬥爭，特別是德國，都未能取得成功，他的理論關注點逐漸轉向政治黨派、意識形態和國家的重要性。他確定了一種新的統治形式，霸權（hegemony）。
霸權在議會制度的傳統領域下的”正常”運作，是強制和同意的結合，相互平衡，沒有強制力過度壓制同意。事實上，總是確保強制看起來是建立在多數人的同意之上。[5]
隨著同意的範圍擴大，權力不會消失，它的能見度會降低。權力離開舞台，用來對付個別異己和預防危機時刻的到來[6]。社會學家將由“價值共識”維持的和由恐嚇力量維持的社會秩序相作對照，葛蘭西的霸權則明確地將這兩者結合起來。共識不應該被理解為社會學家所說的維持社會的「自發共識」，而應被視為通過特定制度組織起來的東西，而且始終（必然）需要通過潛在的強制手段來支持。
具體而言，新型統治形式在機構上的積極體現就是國家的擴張，包括阿爾圖塞後來所稱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特別是教育和法律，但也包括葛蘭西僅僅瞥見的福利機構。然而，霸權不僅是“政治性的”，它也是“公民的”；也就是說，它不僅僅涉及國家的擴張，還涉及國家向新形成的公民社會的擴展，即介於國家和經濟之間的機構和組織的綜合體。因此，葛蘭西引入了新的資本主義時期劃分，這個劃分不再是由經濟的轉型來定義，而是由與擴張的國家相連接的堅實市民社會的存在與否來定義。
與國家相連接的公民社會的興起，不僅標誌資本主義的不同時期，也標誌著資本主義的不同地域。適用於“現代國家”，但不適用於落後的國家或殖民地[7]。在這裡，葛蘭西劃分了“東方”和“西方”的區別。
在俄羅斯，國家是一切，公民社會是原始和軟弱的：在西方，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有適當的關係，當國家動搖時，一個堅實的公民社會結構立即顯現出來。國家只是外圍防禦線，背後有一個強大的堡壘和工事系統：數量因國家而異，不言而喻，這表示需要對每個國家進行準確的偵察。[8]
如果早期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或像俄羅斯這樣的“落後國家”可能會屈服於正面攻擊，這就是葛蘭西所謂的”運動戰”，那麼先進的資本主義就需要一種全新的策略，即”陣地戰”，它將在奪取國家政權之前，慢慢征服公民社會的“壕溝”。
現代民主制度的龐大結構，包含國家組織與公民社會的協會群體，此種政治藝術要在前線的陣地戰中構築“壕溝”和永久防禦工事：他們只生產運動戰必須的”部分”，這在過去就是運動戰的”全部”了。[9]
公民社會扼殺任何直接奪取國家權力的企圖，因此革命活動涉及重新組織協會、工會、政黨、學校、法律制度等。所謂”運動戰”的政治策略，是傳統革命那種快速深入征服國家的策略，只屬於資本主義早期階段。
在這個時期，大規模的政治黨派和貿易工會尚未存在，社會從許多方面來說仍處於流動狀態：鄉村極為落後，政治和國家權力幾乎完全被少數城市或甚單一城市（例如法國的巴黎）所壟斷；國家機器相對簡單，公民社會相對國家有較大的自主性；特定的軍事力量和國家武裝部隊；國民經濟相對獨立於世界市場經濟等等。。[10]
每當葛蘭西談到國家和公民社會時，他都是指它們在階級鬥爭組織方面的政治功能。事實上，根據他的定義，國家潛在地可以包含任何機構：“國家是統治階級為了證明和維持其支配地位而進行的全部實踐和理論活動的綜合體，想方設法要成功地贏得統治對象的積極同意。”[11]然而，談論功能避免了起源的問題。這個與國家密切聯繫的堅實的新公民社會從哪裡來？在不同的時候，葛蘭西暗示“持續發展之生產的經濟機器”需要提高“最廣泛的民眾的文明和道德水平”[12]，但導致這種新的壕溝、堡壘和工事配置的確切機制從未被研究過。就像功能分析一樣，機構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必須出現！
葛蘭西可能對現代國家的普遍擴張和擴展機制保持沉默，但他對其中一種特定形式的來源非常感興趣，即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其中國家吸收並規訓公民社會。他的分析聚焦於法西斯主義的階級起源：首先，農民起義缺席；其次，壓迫性的農業社會結構，無法接觸工人階級；第三，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反動聯盟。[13]
葛蘭西的參照點是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派在資產階級的領導下，馴服了革命的農民。
因為雅各賓派既代表了法國資產階級現實中個體的需求和渴望，又代表了整個革命運動的歷史發展和未來需求，不僅包括具體個人的需求，還代表了所有需要被同化到現有基本集團的國家集團的需求，所以他們成為了革命進程中唯一的政黨。[14]
義大利的加里波第行動黨（Garibaldi’s Action Party）剛好是法國雅各賓黨的對立面，軟弱依賴，無法彌補義大利資產階級的落後。它未能支持將農民成為土地改革的革命力量，沒有領導資產階級鞏固國家霸權，而是陷入與保守中間派黨（Moderate Party）的鬥爭，後者在義大利統一運動掌握政治權力，即”復興運動”（Risorgimento）。從葛蘭西的比較觀點來看，這種國家統一是自上而下的一場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一場沒有革命的革命，是”轉型主義”（trasformismo）小規模權力轉移過程。它沒有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市民社會，這本應是自由民主的堡壘。
消極革命的遺產不僅是薄弱的公民社會，還包括有限的社會主義運動。南方農民缺乏革命傳統，被他們的封建領主、神職人員、教師和公務員等一系列傳統知識分子壓迫著。當北部義大利的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歷他們的革命時刻，他們被孤立了。他們無法將他們的工廠佔領擴展到都靈之外的更廣闊區域，不僅因為南方農民是不可觸及的，而且因為他們面臨著南方土地貴族和北方資產階級之間形成的反動勢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階級鬥爭確實加劇了，但隨之而來的政治危機卻以法西斯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的結局告終。社會主義者和之後共產主義者失去了對公民社會的控制（如果他們曾經有過控制），讓位於將社會變成了它專政的工具的法西斯主義。
葛蘭西所提供的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和公民社會特定結構的比較史研究，但並沒有提供更一般的公民社會起源理論。研究其出現的一般機制時，葛蘭西用功能分析取代理論，即資本主義如何從公民社會中受益的理論。這仍然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個革命性突破，他擴展了列寧關於國家的理論，國家包括正面的和壓制性的機構，國家包括了公民社會。他發現了一種新的統治形式：霸權，它轉變了社會主義的意義和策略。即使沒有對霸權機制起源提出深刻理論，他仍主張把階級力量和階級聯盟置於核心位置。波蘭尼將研究重心從政治轉移到經濟領域內的生產到交換，推進了社會階級起源分析。
波蘭尼：社會的經濟起源
我們知道，波蘭尼的參照點不是義大利而是英格蘭；不是政治和資產階級革命，而是經濟和市場革命；不是國家資產階級的形成，而是國家市場的形成。然而，他分析的關鍵是“社會”，更準確地說是“積極社會”。此外，出現時間與葛蘭西的公民社會是重合的。
在1879-1929半個世紀裡，西方社會發展成為緊密結合的單元，潛在著強大的破壞力量……由於社會被迫適應市場機制的需求，市場機制運作中的缺陷在社會中產生了累積的壓力。[15]
市場經濟需要一個積極的社會。隨著市場作為主要的經濟調節模式的崛起，社會塑造自己以適應市場，因此成為其矛盾和壓力的傳遞者。
經濟不再是嵌入在社會關係中，而是社會關係嵌入在經濟體系中……因為一旦經濟體系在特定動機基礎上組織成獨立的制度，並賦予特殊地位，社會必須被塑造成這樣一個模式，以使該系統按照自己的規律運作。[16]
允許市場按照自己的規律運作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必須保護生產的三個關鍵要素，勞動力、土地和貨幣，免受商品化的威脅。把勞動力降低為可買賣的商品會破壞其獨特的人性特質，進而威脅其實用性。同樣地，商品化土地會威脅環境和農業，進而降低土地的使用價值。最後，商品化貨幣會產生不確定性，從而危及交換的過程。再次強調，把價值降低為交換價值會削弱使用價值。社會必須反抗市場創造這三種虛構商品的趨勢。”這是那個時代（十九世紀）的歷史特徵。” [17]社會保護免受商品化的影響是怎樣得到保障的？是什麼促進了社會保護措施對抗商品化？我們是否回到了葛蘭西的粗糙功能主義，其中”社會現實”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機器（deus ex machina）中自發地遏制商品化？不完全是！社會加諸市場的限制，是受到歷史條件下的階級力量推動。
蘭尼為社會的階級起源辯護，其依據是英國獨特的歷史。他花了很多篇幅來談論史賓翰連（Speenhamland）制度，這是一個初級福利制度，補貼工資，創造了一個缺乏自我組織能力的依賴性工人階級。1834年史賓翰連制度被廢除後，一個虛弱的工人階級被拋到市場的魔爪中，迫使他們為自己的生存而戰。
如果說史賓翰連制度防止了工人階級的形成，現在，勞動貧困者則是被一個冷酷無情的機制壓迫而形成了這樣一個階級。如果在史賓翰連制度下，人民被當做毫不珍貴的獸類照顧，那麼現在他們被期望自己照顧自己，而這樣做的成功機會微乎其微。如果史賓翰連制度意味著卑賤的悲慘，現在工人階級則是在社會上則徹底無家可歸了。如果史賓翰連制度過分強調了鄰里、家庭和農村環境的價值，那麼現在人們疏離家庭和親人，斷開與一切有意義的環境聯繫的根源。簡而言之，如果史賓翰連制度意味著僵化的腐敗，那麼現在的危險就是坐著等死。[18]
為了讓工人階級生存下來，它必須自我組織進行自我保護。 “廢除史賓翰連是現代工人階級的真正誕生日，他們的直接自我利益注定使他們成為保護社會免受機械文明固有危險的人。” [19]這個意志消沉、懶洋洋、迷失方向的工人階級自發地站起來，捍衛 “社會”，反對市場的侵略。
在這種情況下，建立一個具有韌性和活力的社會，與建立工會和合作社等工人階級機構以及通過限制勞動商品化的法律（如工廠法案）密不可分。簡而言之，一旦舊社區被摧毀，社會就會在階級力量的劇烈壓力下擴大。但這些階級力量是否總是會為了社會的防禦而挺身而出呢？讀波蘭尼對英國的描述，讀者可能會這樣認為，但轉向他對殖民主義的分析，人們很容易意識到建立社會的特定條件。在殖民主義中，社會反應的薄弱性導致文化和社會災難，摧毀了血緣、鄰里、專業和信仰等所有形式的土生土長、有機的前資本主義社會[20]。特別需要但卻缺乏的一個條件是主權。波蘭尼主張，在沒有獨立國家的情況下，殖民地社會無法保護自己免受破壞性的國際貿易和帝國主義的侵害。[21]這就是歐洲大國和其殖民地之間的區別。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葛蘭西和波蘭尼之間更進一步的相似之處。就像葛蘭西基於民間社會的強度區分“西方”和“東方”一樣，波蘭尼基於社會對市場的反應區分英格蘭和她的殖民地。這些相似之處還持續到了對他們最感興趣的兩種病態社會形式的起源，即政治專制（法西斯主義）和市場專制（自我調節市場）。葛蘭西關注了占主導地位的義大利統一在19世紀下半葉表現出來的消極革命所帶來的後果一樣，波蘭尼也關注了另一種消極革命，即史賓翰連教區福利制度的反動家長式主義。就像葛蘭西認為”轉型主義”是一個精英策略，旨在使農民牢固地服從封建等級制度， 在18世紀末引入，旨在將勞動力束縛於當地土地貴族階級之下。轉型主義和史賓翰連旨在防止革命（政治和市場），並都依賴於安撫底層階級的策略。
類似的平行進展不只止於此。讓我們更仔細地看看史賓翰連系統，通過將工資提高到最低水平來補貼工資的貧困救濟制度，該水平是基於麵包的價格而定的。由於工資得到保障，雇主完全有興趣只支付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資，其餘部分轉交給教區。這個系統不利工人發揮能動性，他們的收入不依賴於勞動力的付出，無法激勵他們貢獻勞動力與生命力。隨著教區資源的消耗，“援助工資”和他們可以維持的最低工資水平進一步降低，低於生存水平。史賓翰連並未消滅貧困、依賴、乞討和逃避工作的現象，反而使其變得普遍。如果旨在保護工人免受勞動市場的影響，那麼它實際上從工人階級的骨骼中吸取了每一絲獨立性。波蘭尼在譴責史賓翰連方面毫不手軟，稱其為一種可恥的罪行，是對人類的一種罪行，撕裂勞動階級並導致最嚴重的貧困。在它的手中，“生存的權利”變成了“一直到死的疾病”（sickness unto death）[22]。其腐蝕作用引發了馬爾薩斯、李嘉圖和湯森德（Townsend）自由主義信條的出現，即市場作為普遍萬靈藥的烏托邦信仰，支持了1834年《新窮法案》中取消所有不在救濟院內的貧困救濟。
有趣的是，葛蘭西以非常相似的措辭譴責了鄉村等級制度，使農民變得麻木不仁，使他們屈服於各種傳統知識分子的統治，包括從教師到小官員，從神職人員到南方的大知識分子。他也將窒息的鄉村社區對比於蓬勃發展的工人階級，雖然被剝削，但仍然自由地在自己的領域中鑄造歷史。葛蘭西對鄉村和城市的底層階級建立了希望的聯盟，而波蘭尼則認為廢除史賓翰連制度即足以解放工人階級。最終，轉型主義深化為法西斯主義，而史賓翰連在市場革命中被推翻。
綜合：階級和社會的誕生
根據古典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必然、鐵律般地埋下自毀的種子，但葛蘭西和波蘭尼超越了這種理論。在我們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中，資本主義產生的不是自我消滅，而是一個奠定新形式資本主義基礎的社會：一個與資本主義結合的社會。圖2概述了葛蘭西和波蘭尼之間的區別。葛蘭西的公民社會與國家結合，吸收對資本主義的政治挑戰。因此，葛蘭西描述了在資本主義內部從政治獨裁到政治霸權的轉變，這發生在西方但不發生在東方。波蘭尼的積極社會阻止了勞動、土地和貨幣的商品化。這裡的轉變是從市場專制到市場監管，發生在歐洲但不發生在其殖民地。政治獨裁（法西斯主義）和市場專制（自我調節市場）的起源都是使底層階級失去動員能力的消極革命。在葛蘭西和波蘭尼的理論中，繁榮的「社會」與動員的底層階級相關聯。但這裡我們遇到了這兩個理論的永恆難題：先有階級還是先有社會？
圖2 社會的起源和功能
葛蘭西透過談論公民社會的功能及其與國家的聯繫，避免了這個問題，提供了階級形成的基礎。我們並不知道社會從哪裡來。另一方面，波蘭尼更勇敢，但卻陷入了死胡同。波蘭尼關心社會的起源。對他來說，社會是階級動員的產物，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動員，當它們捍衛自己不受商品化侵害時。因此，問題被推回到此類階級動員的起源。波蘭尼認為，自我調節的市場對工人的存在威脅如此之大，他們只有從失去枷鎖別無選擇，於是他們克服史賓翰連制度遺留的弱點，組織成一個階級。問題是，這樣非組織化的工人群體如何突然、自發地成為一個階級呢？為什麼他們會在英格蘭迅速而自發地成為一個階級，而在殖民地卻沒有這樣的情況，市場卻摧毀了社會呢？
波蘭尼採用一種過時的階級形成觀念，認為無組織會奇跡般地導致組織。他寫作時還未有湯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本重要的轉型性著作[23]，該書強調工人階級傳統對於階級形成的重要性，特別是”英國自由民” 的作用。要使一個階級動員起來，它需要”資源”：文化、政治和經濟資源。在波蘭尼的描述中，這樣的資源從哪裡來呢？最近的史學研究顯示，波蘭尼對於史賓翰連制度的解讀是錯誤的。例如Block和Somers表明，波蘭尼太容易受到「自由派信條」的影響，史賓翰連並未帶來低生產力、低工資和道德堕落[24]。更加關鍵的是，史賓翰連的廢除並不與工廠運動、憲章派運動（chartism）、合作運動、歐文主義有關，因為它們的主要據點在英格蘭北部，而史賓翰連的遺產在南部最為強大！事實上，可以將英格蘭的南北分裂與義大利的分裂畫上平行線：南部是封建農業和史賓翰連制度，北部是工業社區。工人階級的動員不是從無組織和絕望中形成的，而是從北部原始工業化的組織傳統中形成的。
今天我們必須修正波蘭尼的理論，指出工業化背景下，特別是對勞動力商品化的嘗試，為階級動員鋪平了道路，但是已存在的社群塑造了隨後故事走上，甚至決定是否有故事發生。英國工人階級不能被視為一塊白板，面對市場毫無防禦。工人階級早就深深地嵌入社區之中，這給了他們自我保護和推動積極社會的武器。事實上，在瑪格麗特·蘇默斯（Margaret Somers）有趣研究中，十九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取決於一個已經存在的”公民社會”或她更常稱之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這個領域在很大程度上由底層級階級掌控[25]。她表明，參與式民主早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出現，在轉向耕植農業之前的放牧農業時期，政治控制被委派給村莊，工人可以利用法律制度為自己謀取利益。他們形成了一個權利社區，這是階級形成的先驅。隨著工業革命的市場擴張，可能會激發工人階級，但它並不是從無到有創造的。
波蘭尼對殖民主義的分析，社會在市場面前毫無防禦力，這和英國的強韌形成了對比，我們應該怎麼理解呢？為什麼殖民主義對於階級形成來說要比史賓翰連更加毀滅性？這裡也需要修正波蘭尼的說法。波蘭尼的分析主要依賴南非的殖民歷史，而這些歷史是在愛德華·魯（Edward Roux）、傑克·西蒙斯（Jack Simons）和雷·西蒙斯（Ray Simons）以及查爾斯·范·翁塞倫（Charles van Onselen）之前所寫的，他們展示了非洲人如何反抗資本主義，限制自身的衰退，並參與自己歷史的建設。市場破壞是有限度的，非洲人確實打造了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但它並不是從無到有產生的。僅管殖民主義是毀滅性的，但它並沒有把“高貴的野蠻人”（原文如此）變成“一個沒有自尊和標準，實是人類廢物般的存在”。[26]
殖民秩序不僅未能摧毀原生社會，反倒積極努力維護這樣的社會。殖民者為市場對非洲社會的侵入設限。殖民統治力圖保護原生社會作為廉價勞動力的儲備，一方面是為了政治穩定，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防止白人農民的競爭（他們獲得了各種價格補貼和壟斷）。較小的土地面積，與白人農民競爭不利（白人有有種類的價格補貼和壟斷權力），最重要的是受到稅收壓力，非洲人被迫在城鎮尋找就業機會[27]。但一旦他們到了礦區（或其他雇主），他們在城市地區居住，享有受限的居住權，作為個體工人出售的勞動力。工資水平低於生存水平雖然確保了資本的廉價勞動力，但也迫使城市工人保持與農村社區的聯繫，那裡的家庭依然依靠自己維持生計。以種族隔離和間接統治為特徵的殖民統治，依賴於原生社會的生命力，以防止工人在城市聚集，這會對種族隔離制度構成政治威脅（最終也確實如此）。考量利潤和政治穩定限制了對殖民社群掠奪，那麼這些限制也為形成階級奠定基礎，最終將成為種族隔離的敗因。
從我們現在對英國和南非的了解，可以同意波蘭尼和葛蘭西的觀點，即社會和階級之間存在共生關係：一方需要另一方。但是，波蘭尼認為市場是起源力量，從無中生成社會，這是不符合歷史的。為了彌補他對社會的歷史缺陷，他創造了一個有缺陷的階級形成理論。這種從無中生成階級的理論最終也高估了工人階級實際上可以實現的事情。換句話說，他忽視了組織傳承的重要性，不僅誤解了階級的起源，也錯過了這些傳承如何塑造、限制和抑制階級計畫的方式。相比之下，葛蘭西對起源的問題並不過分困擾，而是對階級和社會的共生關係有了更現實（且悲觀的）理解[28]。這種共生關係不是通過市場的介入來理解的，而是通過國家的介入來理解的。在集中討論階級、國家和社會的三位一體時，葛蘭西並不是太關注市場作為物質力量，而是將其視為意識形態的力量，作為意識形態階級鬥爭的武器！要理解格蘭西的三位一體，我們需要著手處理他的霸權的第二個維度。
FOOTNOTES:
[1] 波蘭尼和盧卡奇是兒時的朋友，盧卡奇出生於1885年，比波蘭尼早一年。他們在同一個圈子里活動。盧卡奇後來是波蘭尼母親的文學沙的常客。見Éva Gábor, “The Early Formation of Polanyi’s Ideas,” in Karl Polanyi in Vienna, 297, and Ilona Duczynska, “I First Met Karl Polanyi in 1920,” Ibid, 309. 在詩人恩德雷-阿迪的紀念會上，波蘭尼與盧卡奇辯論了 “共產主義 “的優點和缺陷。見György Litván, “Karl Polanyi in Hungarian Politics (1914-1964),”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 33. 雖然他們在1919年後肯定同時在維也納，但沒有跡象表明他們彼此有什麼關係，一個是熱心的共產主義者，另一個是獨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
[2] 在這裡，我借鑒了列寧的一些基本文本，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1899) Collected Works of Vladimir Il’ich Lenin, vol. 3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cation House, 1960); What Is to Be Done? (1902) in Selected Works of Vladimir Il’ich Lenin, vol. 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119-272;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1917), in Ibid., 667-768; State and Revolution (1917), in Ibid., vol. 2., 283-376;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1918), in Ibid., vol. 3, 65-149; and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1920), in Ibid., vol. 3, 345-430.
[3] 佩里．安德森详细指出，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列寧，已經用霸權的概念來指工人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對同盟階級的領導。用它來代表資本主義的統治，怎麼說呢，是很新穎的。Anderson, “Antinomies,” 15-18.
[4] 我這裡指的是喬治-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 bridge: MIT Press, 1971),），這是一本首次在1922年出版的論文集。1967年，盧卡奇寫了一篇新序言，回收了他年輕時著名的”救世主的烏托邦主義”。
[5]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80.
[6] Ibid., 12. 為了強調同意的時刻，葛蘭西有時將新的統治形式識別為“由強制武力所保護的霸權”（hegemony protected by the armor of coercion）(Ibid., 263).
[7] Ibid., 243.
[8] Ibid., 238.
[9] Ibid., 243.
[10] Ibid., 243.
[11] Ibid., 244. 葛蘭西採用這種國家的功能定義，宣稱公民社會的所有機構（家庭、學校等）都是政治的，因為它們對資本主義統治的再生產有影響。當然，國家機構與公民社會的機構是有區別的，儘管這種區別在法西斯主義下的形式與自由民主相比非常不同。正如我們在結論中所看到的，國家機構和公民社會之間的界限本身就是政治爭論的產物。也就是說，這些界限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變化。
[12] Ibid., 242. 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對法國、英國、美國、日本、中國和印度進行了巨細靡遺的比較，指出這些因素都是法西斯主義的傾向性因素。民主制度需要一個獨立的資產階級和/或農民反抗。然而，我們將看到，摩爾的分析存在著葛蘭西所避免的缺陷，即假設國家是獨立發展的，假定現代性到來後是沿著預設道路不變的。此外，摩爾沒有關於階級利益、階級形成和階級聯盟的詳盡理論，而這正是葛蘭西關注的核心問題。見摩爾，《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1966).）。
[13]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78.
[14]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78.
[15]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01. See also Ibid., 82.
[16] Ibid., 57
[17]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01. See also Ibid., 82.
[18] Ibid., 83
[19] Ibid., 101
[20] Ibid., 163
[21] Ibid., 182-83.
[22] Ibid., 101.
[23] Edward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3).
[24]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Somers, “In the Shadow of Speenhamland: Social Policy and the Old Poor Law,” Politics & Society 31, no. 2 (2003).
[25] 參考 Margaret Somers, “Citizenship and the Place of the Public Sphere: Law,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no. 5 (1993): 587-620.
[26]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57.
[27] 的確，有人會說說非洲農民有著促進市場進一步擴張的利益，鼓勵白人和黑人農民之間的自由競爭，並消除對移民的保護。
[28] 葛蘭西也有他樂觀、目的論的一面。雖然他欣賞遺傳觀念的守舊力量，但他也認為武裝起來的知識分子，以活生生的馬克思主義為武器，將能夠消解遺傳”常識”的廢物，從而成為解放無產階級的”良知”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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