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孫權
「流行根除了羞恥感，因為流行代表著大眾行為，同樣地，在參與大眾犯罪行為時責任感就消失了，而當個人單獨這樣做的時候他會感到畏懼。」這是以貨幣哲學成名的齊美爾（Georg Simmel）在1905年就寫下的經典文章〈流行，裝飾與風格〉（Fashion, Adornment and Style）中的句子。
對齊美爾來說，流行（fashion）是易變與持續變動的，是人們尋求同一和區異的風格形式。原始部落不會有流行，因為每個階層都有服膺秩序的服飾，集權社會也不會有，因為順從由上而下的命令，壓制個體性（individuality）的社會不會有流行。同樣的，在個體性得以高度張揚的社會也不會有流行，例如歐洲的大城市，或者紐約，每個人樂於不一樣，你不會看到如台北東區妹或韓國首爾東大門附近的流行複製體成群出現。流行只產生於個人主體有機會既尋求關連也保留差異行為的社會，將一致化傾向與個性差異化意欲相結合的形式。因之，流行是保有個體性的社會融合機制，憑藉不同的流行事物個別群體既可以建立它內部的一致性，也可與其他群體區異。當自我受到特別看重時，當一個個體受到某個社會圈子的注意，而此種注意的方式讓個體覺得不怎麼恰當時，羞恥感就隨即產生，因此有人會盡力與人穿一樣的衣服，化同樣的妝，做同樣的事，同樣的理由也會使人用各種方法引人注意，無論何者，實際上都在加強或淡化自我感受顯現之間痛苦地搖擺。
高雄光榮碼頭裡的巨大的塑膠黃鴨，是台灣長期煩悶紛擾中出現的新鮮歡樂。一個人對著巨型塑膠黃鴨手舞足蹈是好笑的，但一群人則是歡樂流行的，一個人對著大黃鴨發表藝術高見是丟臉的，有人一起罵則是時尚的。在我的臉書上，日日都讓我感受黃鴨的魅力，一方是興高采烈在高雄光榮碼頭拍照，購買紀念品的擁擠群眾以及巨大塑膠黃鴨無福光臨的各個城市的山寨秀；一方面則是批評沒有品味的愚蠢從眾，巨大的pvc會製造污染，責怪黃鴨沒有藝術價值或群眾不懂其藝術價值，或稱之浪費公帑的城市作秀，或將其改成薑母鴨造形的「不屑」人們。
我在大阪見過這隻鴨子，在不算寬的河道上與兩岸的現代建築對比出的童趣，與創造城市景觀與日常生活物件尺度變異造成新鮮感的確令我驚艷，我也可以想像在8月煙火節，河道上的黃色巨鴨注視兩岸草地和服派對的違和樂趣。我也聽過這隻鴨子在香港得了禽流感而消氣的現實共感。
為何一種特定的形式會變成流行？不僅僅是透過某些個人的突出創造，又非每個人都能模仿的獨特表現來證實其品味，而且也由於害怕違反和每個人都相似，並且每個人都能接近的形式與行為而自我懲罰的羞恥感。
黃鴨流行提供台灣人合宜的引人注目事件，任何流行事物可以免於個人在成為注意對象時所經驗到的不愉快。在政治社會上的分裂鬥爭，已使得台灣人無論參與哪一方的群體都會經驗不愉快，只有在黃鴨前，我們才有可能每個人都相似而且每個人都可以接近。非常嘲諷地， 黃鴨使得台灣社會各界和諧共處，因為台灣社會不會有任何的對立，能像黃鴨的喜愛者與批評者的對抗如此輕微了，黃鴨產生了形式同一的力量。我們一起愛或恨黃鴨，只是我們想消滅羞恥。我們真誠的想要歡欣鼓舞，與鄰人同樂，不論黨派手拉手，共享童稚的快樂；我們想要認真辯論，從薪資服貿到社會不公，從都更到環境破壞，但這些在台灣現實幾乎不可得了。最終，我們只能花了遠比黃鴨創作者所能期望的喜愛來消除我們的羞恥了。
左派更應該花力氣在大眾文化的鬥爭場域中，拒絕與消除高低文化的區分，而不是去批評民眾行為。要有能力分析「民眾因為客體而起反應的結構」，而非又一次地解釋客體操弄主體，消費主宰群眾的老觀點。巨大黃鴨之所以引台灣人關注，也許僅僅因為它是唯一不傷害情感、不會引起衝突的群眾運動而已。
(原刊於《典藏今藝術》2013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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