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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ie與破報:我們的左派辦報的經驗

Go to the profile of Huang Sun Quan黃孫權

破報紀念LUICE封面

1994年,我還是毛頭小研究生,不畏虎卻沒幾兩重。適逢地下電台風起雲湧,反核運動以及學運的尾勁正四散開花時,我到《立報》當半職記者賺取生活費。那時《立報》專版中心的人正在開啟一個新的實驗計畫,打破記者原來的分線,在週日製作八版的綜合文化新聞,有學運刊物那種手繪貼版風格,惡搞,基進,實驗,幾乎無惡不作,充滿了熱情與青年過剩的氣血,謂之「破」。

有一期我們做了蘭嶼獨立的新聞,連國歌,國旗還有獨立建國的始末都設計了。隔天,大量讀者打電話詢問我們此事當真?這是美好的1994年,地下文化浮現:春天的吶喊,搖滾破爛生活節,國際後工業噪音藝術節,女性影展,台灣第一個戶外rave party都在此年誕生,學運從狹義的政治路線走向更為寬廣文化行動。

她僅是很優雅看著,聽著,並容忍我們與《立報》那些值得敬佩的老同事之間的衝突,這些衝突從服裝穿著到上班時說話的音量,從標題到排版的風格都有。同年,這位優雅的女士在城鄉所開課,於是我又變成她的學生。她不像其他老師總給厚厚的讀本,厚到我們懷疑老師自己有沒有唸過。她也不說教,花非常多時間聆聽,然後發問。我忘了期末有沒有交報告。(按照我的惡行,非常可能沒交。)

半年後,那時專版中心主任小蔡(蔡建仁)要年輕人自立自強,我變成專版中心主任。1995年,我們隨即向Lucie提出了要獨立出刊的計畫(而我們腦中,只有Utne Reader,Monther Jones,Z Magazine少數範本,以及 Hunter S. Thompson所創Gonzo的新聞寫作風格)。Lucie最欣賞的熱情掩飾了我們這群年輕人的粗魯與沒有計畫,在9月3日浩蕩出刊,隨即贏得與實際銷量不成比例的聲譽。

每一次的專題都是一場戰爭,與社內與社外的,如「墮胎的一百種態度」、「反反毒」、「愛滋紀念被單」、「亞洲人民戲劇工作坊」、「台灣的電音教父」等等。那時我們召集了一流的好手,採取一如Lucie在美國主持亞美研究中心一樣的共同決策制,我們共同在編輯台上決定事情,總編擁有否決權以確保出刊以及應擔負的政治風險,沒有人可以單獨決定題材,所以常常一個編輯會議可以從晚上四點開到隔日的太陽升起,猶如一場提前開始的狂野派對,辦公室所有開口向上的容器都滿滿是煙蒂。當時《立報》的社經組是《破報》的戰友,雖然我們常常互相跨線,但基本上,他們處理社會運動以及其文化效果,我們則處理文化運動的社會性效果。

 

1997年,Lucie創立社發所,而我投入了十四、十五號公園的反拆遷運動。台灣立報社面臨嚴重虧損,學校的預算減至一半。Lucie任台灣立報社長從未支薪,即便在《破報》曲高和寡的情形下,連連虧損,她也只溫柔的對我說,「資本主義的汪洋裡沒有社會主義的島嶼」,要我多想想《破報》的經營模式。最終在七月,《立報》面臨了一次大裁員,將所有人全部辭退,願意留社的同仁重新聘回,年資歸零,納入正常的勞健保制度內。這次事件,讓報社與Lucie及所有同仁都受到重創。同仁開始被編入「走資派」與「勞工正義連線」,批評Lucie與我「言左行右」大有人在。在這過程中,我與小蔡,Lucie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們能做的就是與學校爭取同仁應有的權利。Lucei那陣子難得笑得不那麼燦爛,每次工作完陪她走回住處,她總是笑笑著問:「孫權,你有沒有想法啊?」

之後,Lucie思考台灣立報發展成教育專業報的可能,而我則暫代《立報》新成立的教育組組長,我們一起思考與研究如何可能。期間,我提出了《破報》復刊的計畫,以紐約《村聲》雜誌為範本,創辦台灣第一份免費資訊報。我當時認為,只要活動資訊有價值,被人認同與拿取,那前面批判的報導與專題就能影響讀者,另類媒體不僅在於內容,也在於形式。Lucie深思之後同意,並在同一時期重整台灣立報,使之更朝向教育專業報的目標。

2009年11月20日,成露茜出席卓越新聞獎頒獎典禮,台上的她談笑風生。(記者宋小海攝)

1998年三月,《破報》發行復刊一號,一開始只有我和一位記者,一個編輯,一個發行,我一週內要用不同筆名寫出上萬的文字。在一年內,《破報》人員增至十位,從發行三千份直至八萬份,從十幾個取閱點到二百多個點並進入各大專院校與高中職校園。慢慢的,《破報》終於打破台灣傳統報業與台灣社會的箝制,有了點知名度。學校的預算逐年減少,破報自負盈虧的壓力越來越大,而我始終,沒有達成Lucie的期望,Lucie總希望《破報》可以獨立,甚而可以養活《立報》。

在台灣,從來沒有什麼左派經驗,更別提左派的辦報經驗了,或者能被左派接受的「機構化經驗」。我們的公眾輿論或者公共型知識分子(如果有的話)都是在主流媒體上發聲,一邊批評主流媒體一邊在上頭看著自己的文字,自我感覺良好。考慮權力效益與捷徑使得知識分子自我去勢,想在大媒體發表影響人的看法成為主流,鮮少人願意走歧徑創立或支持一份有影響力的另類媒體。台灣最不舒服的環境就是沒有另類(There is no alternative),最不舒服的是解嚴後我們卻走上了柴契爾主義的詛咒。我們只有冷戰思維留下來可笑的左右之分,以及宣稱大於實質粗糙的勞資之分。

Lucie在美國20幾年的組織經驗,在台灣卻也左右支絀。周恩來曾經對Lucie說,「我們錯怪妳父親了,他不是敵人,是值得敬佩的『民族資產家』。」你不會懷疑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有沒有資產會是個問題嗎?成舍我先生在其創辦的《世界日報》中,就有「勞工版」與「大眾公僕」版,這難道不是另類的新聞典範嗎?

我以為,作為一個「資產家」的女兒以及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Lucie關心的,不是培力(empower)也非干預,而是另類、弱勢如何能夠自我發聲,這涉及制度性的力量與培育,Lucie終其一生當是以此為志。她在美國主持亞美研究中心,接任《立報》,創辦《破報》、《四方報》,創立社發所,成立社會發展基金會,建立舍我紀念館,無一不是「青年培育中心」,這些機構不正是讓年輕人有實驗、實踐與實習的機會嗎?Lucie做的不是號召、組黨工作,而是制度化的去培育各種熱情與機會,使人們可以為自己發聲。

 

Lucie的總總影響著我。在招募新記者的時候,我總會問應徵者興趣為何?喜歡做的事與《破報》的工作一致嗎?能為《破報》做什麼?而不是希望新進的同仁符合《破報》的要求。我總記得Lucie在主持亞美研究中心時,用「所需」來分配「所得」,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從未替自己調過薪,甚至與Lucie協議將我的薪水分給新進同仁,以勉力維持同仁不至於與主流媒體記者有過大的薪資差距。從兩年半前我開始不支薪,每週照常台北高雄來回跑。我告訴自己,當是我繳給Lucie的學費吧,學習左派在地球生活的旅行經費。

在《破報》復刊號的編輯室手記裡,我寫到:「我們希望成為台北市另類資訊的通路,這是第一步,不必跨得太遠。如果孽世代之聲能夠壯闊動容的話,它既不是另類小眾的喧囂也非菁英的文字遊戲,而是從調查與探索開始。我們既不想成為學院裡的秀異分子的同仁誌,也不想成為媚俗的流行嗅犬,我們希望能有一個空間可以作為不同世代的、多元文化的探詢,可以記錄多於宣傳,探索多於品論。我們既不膽怯,也不敢大意。孽世代之聲必須,也非得先從聯絡、建築另翼族群與文化開始。」這種看法,始終沒變。

Lucie走的當日,沒有一家電視媒體報導此消息。電視新聞忙著報導網路美女的票選以及各種影藝消息,這是我們歷經多年後,開放報禁髮禁所有禁得到的成果:電視台以台灣媒體專業人士最愛批評的《蘋果日報》為藍圖報新聞,以最經濟而不花腦力的方式報導新聞。上週六,我勉強自己參加三鶯部落的抗爭尾牙,在三鶯部落聚會所內,我看到牆壁整面貼滿《立報》的報導,我在前駐足許久,新聞報導與社會運動走在一塊了,這就是另類媒體的必要,我想這也是Lucie此生最好的證成。然後我抹了淚。

我希望《破報》可以持續下去,或者此種「培育熱情與機會」的制度可以持續下去。這是Lucie與台灣立報社所有同仁共同創造的,也是台灣當今最需要的經驗與歷史。

(原刊於破報復刊5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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