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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寫本什麼都沒有的書

Go to the profile of Huang Sun Quan黃孫權 支持諸眾之貌:亞洲社會運動圖像 出版計畫(2017/09/15 00:00正式上線)

French writer Gustave Flaubert photo portrait

成名於法國重要革命階段(1830~1872)的小說家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曾經發過豪願:「我想寫本什麼都沒有的書。」當然,此豪願無法實現的原因不是因為形式與內容的不可分割性,我們無法想像一本只有文字形式但無涉任何意義的作品,也無法想像沒有任何意義的書寫文字。福樓拜並不孤單,另一位著名的浪蕩不羈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Pierre Baudelaire)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說:「我們在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這兩個相反的派別中看到相似的錯誤,真令人難過。說教吧!說教吧!這兩派都以一種傳教士般的狂熱叫喊著。」

對那時代像樣的藝術家來說,局勢逼使他們開創新的領域以突破重圍。右邊是資產階級藝術(bourgeois art),那些拿著法蘭西學院年金的藝術家、廣受資產階級愛好的劇作家、麻醉大眾的通俗喜劇作家、以及酒醉金迷樂於在沙龍盤旋,將社交關係轉化成金錢的御用藝術家們;左邊則是以拉丁區為主的年輕藝術家、窮學生、無政府主義者如布列東等人所代表的社會藝術(social art),強調藝術為人民服務,藝術應具社會批判功能,在革命氛圍中拒斥皇室與法蘭西學院的「獎賞。」

對於福樓拜與波特萊爾萊說,唯有透過否定上述兩者方能開創自己求活的空間。他們皆是家道中落的資產階級,靠父母輩的資助或遺產過活,既不屑那些擁有豐厚年金卻巴結皇室的人,也不甘心如年輕藝術家落魄不羈三餐不濟卻高調宣揚藝術的社會性。一如福樓拜發出的感嘆:「應該為藝術本身而愛藝術,不然,幹什麼都比這個強。」然而,他們的拒斥看起來很矛盾,當波特萊爾被提名為法蘭西學院的院士時,他不但央人寫推薦信,出席時穿得比任何他嘲笑過的資產階級藝術家都來得正式高貴。福樓拜則在《包法利夫人》出版後獲得巨大的名聲,稿約不斷,比同期那些他不屑的劇作家有更多邀約。

‭他們贏得「藝術自主」的宣稱恰好落在資產階級藝術與社會藝術相對應的場域中間,他們無須交代「藝術」是什麼,只要告訴人們藝術不是什麼就行了。而這個「為藝術而藝術」的想法仍統治著全球大部分的藝術生產信念,儘管修辭日愈繁複,但骨子無異。

Source of original: Gaston Schéfer (ed.), Galerie contemporaine littéraire, artistique (Paris, 1876-84), vol. 3 part 1。British Library: Image; Metadata

‬拜讀2011年《今藝術》六月號陳泰松先生(下稱陳文)〈走出行列,想像著一種偏行的可能〉與高俊宏先生(下稱高文)〈抵抗產業與鄰人效應〉的文章,我肯定他們獨特的「解藥」,但有些仍值得進一步商榷。

陳文訴諸藝術的自主性乃是境遇主義式的「偏行」,一個不在對抗的語境中「在那裡,卻又不守在那裡的張力形象。」以免藝術的自主性被收編,從而創造藝術自身的事件性。然而,這種擔心是消毒式的後設。「向日葵反核遊行」是藝術家(團體)作為公民身分的參與行動,藝術家(團體)與一般市民團體一樣,只是就特定事件表達意見,為何不可?如果我們無法同時以一個藝術家與市民的身份,對社會事件表達意見,那麼社會運動者與公民又何必關心北美館近來引發的爭議呢?對社會的主張不能僅是「參與」而更應該是創造或表達,這不恰好是藝術專業經由排除而保障自身「自主性」的主要徵候嗎?我相信陳文本意並非為了藝術圈長期自閉現況的說詞,然而對於速讀的讀者與新保守主義的藝術家來說幾乎是最好的堡壘了。文中所舉的陳界仁和余政達的例子固然是美學政治化少數的好例子,卻也容易讓藝術家懷念起「自主性牢籠」裡的溫暖而忘了失去的不過是枷鎖而已。

高文則擴張了(而非保證了)劉秋兒的豆皮咖啡館在高雄倡議的一系列文化行動的「獨白」與「無效」特性,強調他認為的藝術性該有的「獨特發聲位置」。高文強調「藝術總不能只成為社會運動的美術道具或生產社會運動需要的漫畫壁畫」,重點在於「鬆動」,而獨白與無效則是一種反資本主義與被工具化的策略。高文也強調批判立場應經由長期在地觀察,否則容易淪為流行的手勢語法或者公共空間私有化。我既驚訝其文描述也駭於其結論。按照高文的邏輯,我們無能關心日本核災,不能反G8或者反WTO,不能關切東部美麗海岸的BOT案,我們應對非親臨之地一律禁語(甚至高文也得不書寫才是),免得趕風潮搶鋒頭,若親臨了最好還是徒勞式的「獨白」才成。然而現今的反全球化運動哪一個不是全球化的組成呢?現在的社會運動早就是團體各為其目標而策略性組合的行動,近幾年的秋鬥與反核遊行是最好的證明。劉秋兒及其鄰人默默地實踐,卻沒有吸引更多「外面」的人加入,然而在「打狗驛行動復駛計畫」中高雄市民有許多人也加入連署聲明,卻也非劉秋兒及其鄰人可獨佔成效(我相信他也不會)。所以是鄰人發揮效應,還是關心此議題的人會選擇適時地加入表達呢?

我們在乎社會或如何在乎社會是個假問題,無人可外於社會。每種宣稱都是創立專業場域的步驟,否定藝術是某種結構從屬物總是當代藝術最繁複的譫語。無論是透過獨特的美學政治化來保證藝術自身事件的完整並避免工具化,或是透過「獨白」與「無效」來強調美學的抗爭性,都是相對於既定結構的否定而來。這些話語和一百年前福樓拜的豪語「我想寫本什麼都沒有的書」如此相像。陳文強調的是「我想寫」,而高文強調的是「什麼都沒有」,而福樓拜忘了,這終究是一本書。

首刊於《今藝術》2011七月號。後收錄於《除非我們尋找美麗》一書,台北: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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