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竊記

二月四日，參加完了牯嶺街的座談會，雖然我很政治地分析了目前台灣的文化處境：「我們只有文化治理，沒有文化政策」，但顯然的，新任文化局長李永萍的「就職演說」長長的答辯更有吸引力。想，幹嗎這麼老還一直作壞人，要學習郭前輩與楊前輩，一樣的話從他們口中說出就順耳多了。當然，我也同時訝異，哪時候文化人士都這麼喜歡要局長給答案了。於是，多人與新任局長演了一齣就職演說與政策宣示的好戲。

晚餐時間，我將車子停在台大公館捷運站的停車場中，離收費亭不到一百公尺的位置，八點二十停車，九點十分回來。車子副駕駛座車窗被打破，車內兩個大包包不翼而飛。打電話報警，駐校校警說：這個停車場幾乎每月都有竊案，他們申報了好幾次要裝攝影機，沒有下文。收費亭的小姐只顧收錢，不負責保護財物。警察來了，又說：「台大這個停車場更本是竊賊的天堂，幾乎每個月都有竊案。」

到了警局作筆錄，來了一位鑑識科的大帥哥，簡直可比擬木村拓哉演出的檢察官的角色，他聰慧熟習的拍照，觀察，連車體沾附的衣服毛料都指出來，但卻殘酷的說：「沒有指紋，我想也不用採了。車窗打破，半個身體伸進去拿了兩個包包就走。」隨後，他描述了台大近來的竊案：「只要看看台大被偷的設備，就知道外頭的科技現在流行什麼，譬如說，小偷進台大不偷17吋螢幕了，偷19吋，不偷投影機了，都偷新型Panasonic五萬多一台的小型投影機。城鄉所旁邊的停車場更是紅，去年一個城鄉所的老師就被偷了兩次。」啊，我說。我也是城鄉所的。

就這樣，朋友與我的損失慘重，朋友丟了一台買不到兩個月的Macbook，一台數位相機，兩個包包。我呢？一台IBM筆電，IPOD 80G（後頭還有刻上我名字），PDA （DOPOD P100）, 120G的行動硬碟，還有一張沒有存入銀行的GOOGLE 美金支票，是我Google Adsense十二月的收入，美金296元，幾本書和筆記。兩個人算一算，差不多被偷了十六萬，還不算上我車窗與被刮的車子損傷。

最慘的是，我的論文最新稿都在筆電中，而報社的電腦，就只有第一版的初稿了。

繼那個無知教授無聊的訴案判決外（隨然現在我們還在爭取重審，但我一人要先從二月份開始被法院執行三分之一的扣薪，我可不是王令麟，三分之一就可以讓我無法活了），這些事情不僅是我倒楣，也是我們的制度不保護應該保護的人。明明違法動保法的人，不但不需要受到懲罰，還可以假借侵權與毀謗官司贏錢，或者只會收錢不負責「保管」的停車場，只會收盡學費然後將空間外包出去賺錢的大學。

朋友去台大駐校警看監視錄影，只有台監視器紀錄是對準出口，當然，車子有無繳錢才是重要的，整個停車場，大概可以容納將近幾百部車，連一個監視器都沒有。

如果要學習現在的新聞播報，我會說：前一個晚上，由於貓在我一堆發票、錢還有兩個朋友廟裡求來的香包上頭尿尿，我將香包一起丟掉了，這是佛祖的警告。另一個可能，是前一個晚上，我也剛好去租了《死亡筆記》的全套漫畫，這是厄運的開始，當然，往好處想，因為去了警局作筆錄而沒開高速公路回媽媽家，所以可能撿回了一條命。（02/06/2007 – 2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