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檯面公開說什麼，都離我的初衷有距離。因為源自厭惡以及一本小說很難令人信服。
這個籌劃以久的兩場平行會議以及工作坊（台北與杭州的iuf)，都起源於我對智慧建築（建案）的厭惡而來，當背對街道的堡壘社區有了一點都不進步高級的科技裝潢，就變成自動化安全家園，他們置身於都市集體消費之政治框架外，這意味著，拋棄那些未能自動化的市民，成為菁英，不再對民主的政治協商有所助益。他們不會是促成轉變的力量，而是民主政治失敗的受益者。更糟糕的，堡壘之外，智能城市正由產官學大力推銷，資訊資本主義將透過智能城市完成下一波積累，他們關注的是治理與技術本身的進步，而非社會正義與市民福祉。數位縉紳化（digital gentrification）正浮現，數位縉紳化將取代差異地理作為資本累積的新動力。
對這浮現的新地理景象，我有以下幾個思路：
一、當IBM在全球推廣更聰明的城市（the smarter city），2000個計畫案中，現存只有130個，全球促銷智能城市的生意，創造了390億美元的市場，卻鮮少有成功案例。美國、歐洲、韓國、新加坡、墨西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加拿大等等無一不投下鉅資，巨型IT公司的利益變成都市發展的主要考慮。
二、於是，都市企業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更準確的說，地方政府─企業主導的都市化（local state-business-led urbanization）與市民參與的版本正在競逐新的都市意義。
三、科技領導之烏托邦主義充滿了科技萬能藥，科技形式主義，監測管的技術成為極（集）權形式，一種為了技術本身而非民主的進步的形式正剝奪了參與過程，人們只是留下了蹤跡而非做出決定，人們成為管理的對象而非管理的主人。無市民的企業主義將是都市的新形式。管理福利主義（mangerial welfare）讓位給都市企業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四、對於黑客行動主義者、無政府主義或者自由主義的技術主義者來說，無論是海盜黨還是匿名者（anonymous）只能帶來突襲式的樂趣，一旦脫離了地方政治的對話框架，就只能是挫敗中的狂歡，一場對市民來說意外中的驚喜，很多時候僅僅只是滿足國族主義對抗或者小市民有志難申的歡樂，這是科技萬能藥的另一種版本，是肌肉鬆弛劑，卻無助參與和可實現的政治鬥爭。
五、台灣的G0V的自由主義傾向亦同，在台灣特殊的社會形構中，自由主義的英雄變成數位轉型的成功代表，唐鳳變成數位部長不是壞事，但要記數位部長僅僅是個政務官而已，政務官無需經過民主程序任命（政務官是民主政治的酬庸，智能城市是IT公司的利益），如同智能城市無需統治正當性，科技跳脫民主的另外一種同源異形而已。歐洲城市也有類似的腳色，如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科學長，巴塞隆納市的技術長，這可以代表開明人物進入政府，也可以代表技術本身進入政府。我們知道，wikipeida也可以是武裝的辭典，自由主義式的開放提案也會變成廁所的塗鴉牆。黑客松是創意無限卻永遠有”非政治”的盲點。永遠要記得美國歷史學家Melvin Kranzberg 關於技術第一準則：技術並無好壞，卻絕非中立。
六、但黑客精神的分散式、去中心、實驗性的、自由主義，以及詩意的想像仍是瑰寶，關鍵乃是我們如何讓此種精神能夠物質化的進入草根（taking roots），成為可接近的（affordable）技術，而不是淪為〈加州意識型態〉作者Richard barbrook所謂的”雅痞資本主義”（hippie capitalists)，成為富足又能自主的新階級而已。
七、因此，由上而下的為了”共善”的智慧城市、與由下而上智慧市民參與，中介的技術團體的之智慧器官，三者正在競爭未來都市意義。我以智慧都市網絡（intelligent urban fabric）作為問題意識，（借用Henri Lefebvre之意）， 旨在探詢由技術差異地理學所產生的都市化與工業化之網絡上所浮現出來的社會文化與城鄉新關係，將都市作一個為包含了市民權、永續以及科技發展之整體網絡的研究對象。我相信，唯有將三者放在都市治理的對話政治框架中，資訊資本主義下的新都市運動才能轉化都市意義，這將物質化開展重構地緣政治（也可以用全球運算政治）的今日與未來的現實。
八、由工業化到都市化、從都市化到信息化，在過往城市歷史轉型中，有意識的市民動員總是扮演重要角色。在中國，想像三個歷史程序同時在鄉村啟動就是淘寶村的現況。在信息資本主義的非線性的敘事中，要看見新信息技術的潛力而不重復過去的犯下錯誤，要尋找讓公民參與與介入城市發展的契機，要增加生產力同時不致讓生產關係惡化，更需要找出智能城市的現實意義來代替大張旗鼓的宣傳。新的都市社會運動勢必會逼著智能城市的倡議者與技術主導者回答：智能城市解決了都市的什麼問題？市民得到了什麼好處？而我相信，聰明市民將是聰明城市可能性答案的唯一起點。
九、社會學分析與都市規劃工具落伍，已失去對當代社會的分析能力，我們起碼可以試著提出新問題，而非給出舊問題的答案。
後記：我非常喜歡菲利普·狄克（Philip Kindred Dick）的科幻小說，他的”社會科幻”是狂野的想像，是歷史的新構造（我並不喜歡將alternative history翻譯成”架空歷史”），是社會的無限未來的一種，這一切讓”硬科幻”變成只是技術的線性推演的無聊。除了那些已經改編成電影膾炙人口的《關鍵報告》、《銀翼殺手》外，我最鍾愛的是《龍比克》（ubik），書中的神奇荒謬精采已經說明了亞洲國家包含日韓想要推出智慧城市的終極版本的u-city（ubiTech city，ubi 乃是ubiquitous的前綴，指通用/萬能/普及，這是韓國由思科投資大型的房地產項目松島的目標，成為人類中心的智慧城市，亞洲的大腦，並且可以全球複製）是多麼想像力貧乏的版本，連令人恐懼都不及格。 我也喜歡Douglas Adams的銀河搭便車系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他的高級諷刺與幽默可以瓦解一切堡壘內外的高科技。人們並不知道他們為何不高興，而且他們不高興多半因為某種小紙片的流動有關，問題是從頭到尾不開心的又不是小紙片。
而我們不高興的問題也從來不是科技不進步啊！
台北會場 [http://culturelab.tw/archives/822]
杭州會場 [http://caa-ins.org/archives/2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