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新美術》第一屆網絡社會年會專輯導言 2016年11月14-16日，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網絡社會研究所 召開了首屆國際週年研究會「網絡化的力量」(Forces of Reticulation)。 與會講者的文章已在研究所公眾號陸續發佈過。 2017年6月中國美術學院院刊《新美術》編輯了年會中大部分內容， 再次細緻校譯文章。期刊可在中國美術學院南山校區南山書屋購買， 或撥打編輯部電話 0571-87164692 訂購。
文/黃孫權 （中國美院跨媒體學院客座教授，網絡社會研究所所長）
你我猶如隔鏡視物，所見無非虛幻迷蒙
猶如在鏡中的實體與鏡像
［……］
孩童之時，所言俱為孩童
所感之如是孩童，所思亦復孩童
為成年之後，便將童心摒棄
［……］
網絡無限寬廣——押井守，《攻殼機動隊》［Ghostin the Shell］（1995/2008）
[mks_dropcap style=”circle” size=”60″ bg_color=”#ffffff” txt_color=”#f4385e”]押[/mks_dropcap]井守饒富意味的對白，似一幅歷史後的畫作。當草薙素子的意識跟傀儡師「結合」，新生命－社會形態誕生，唯意志論的機器賽博朋克(machinery cyberpunk)進化成網絡化的全球運算(planetary computing)。此後，草薙素子無處不在，也不在任何一處。草薙素子的「成年」，意味著人類從工業時代的童年（巴黎鐵塔）、成年（全球城市），來到了網絡社會的童年：一個以堆棧(stack)建築新形構的雲端政權幾何學(cloud and the state geometries)。《攻殼機動隊》的後人類故事，觸擊了社會學更新，哲學本體論潰退，及價值意義符碼等傳統文化研究工具的崩解。我相信當今浮現的跡象並不比押井守1995年的想象更前衛，然而，人文社會科學對技術資訊領域的卑躬屈膝、畏懼無語卻更勝以往。
如何面對網絡社會的童年是成年工業時代的社會學最大的難題。社會學是工業時代的科學，理論化都市資本主義的痛苦矛盾之嘗試。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很清楚地指出資本主義誕生於城市，[note]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1987），《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卷一《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三聯書店。詳見第八章「城市」。[/note]社會學與工業化城市帶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起出現的。[note]其中，最清楚交代的讀本乃為町村敬志、西澤晃彥（2012）《都市的社會學：社會顯露表象的時刻》，群學出版社。[/note]浮現於19世紀的社會學雖然關注城市，其研究對象仍是人類整體社會，20世紀初由芝加哥社會學派建構的都市社會學，才回到了社會學的誕生之處。芝加哥都市社會學派主宰了將近四十年，直到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方才褪去。在派克(Robert Ezra Park)、伯吉斯(Ernest Watson Burgess)和麥肯齊(Roderick D.McKenzie)（1925）的代表著作里，都市主要的問題在於「融合」，他們提供給都市規劃師理性客觀的分析原理是「同心圓模式」[note]Robert E. Park, Ernest W. Burgess,Roderick Duncan McKenzi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1984.[/note]。他們並未意識到，最易爆發危機或分崩離析的轉化中區域，並非少數族裔與貧困階級居住的社區，而是以強勢價值（都市文明）來融合異數與經濟驅逐導致的併發病症。即便如此，這些理論卻提供了美國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的社會學想象與國家治理模型。
當1968年的學潮爆發，都市革命挑戰了保守學院思潮，其中最有力的批評者當是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受法國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柯司特早期的成名作《都市問題》[note]M.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MIT Press, 1979.[/note]推翻了以融合作為都市社會變遷核心的觀點，因為其無能解決都市更新、都市兩極化帶來的衝突矛盾。之後，柯司特不惜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運動決裂，當後者仍堅持工人運動才是革命的歷史主體時，他透過全球多個城市的經驗研究[empirical studies]，以《城市與草根》[note]M. Castells,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83.[/note]一書總結了都市社會運動作為都市變遷的核心，是都市意義轉變的驅動力，都市就是改變歷史主體的空間。與當時的批判地理學家如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哲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一起[note]H. Lefebvre and S. Ravinovitch.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以及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91, Blackwell.[/note]（同時間的還有部分新左與英國的文化研究學派），扛起左翼大旗，將城市理解為革命的基地，福柯對此種理論上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有過清楚的論述。[note]M. Foucault, “Text/contexts of Other Space.” Diacritics 16(1): pp. 22-17.[/note]他們共同指向：如果沒有空間解放，一切的解放理論皆不可行。這些批判力量是與正浮現的新自由主義並肩而行的，左翼的空間解放在現實里的對角線便是右翼的空間的解除管制與私有化。
直到2000年前後（包含快速的更新再版）柯司特的網絡社會三部曲[note]最初的版本為M.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M. Castells, The power of identity. Malden, MA, Blackwell., 1997. M. Castells, End of millennium,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note]之前，社會學處理的都是實質空間，真實人類居所的鬥爭衝突之種種。然而，當草薙素子失去機器肉身，也失去了肉身需要的實質空間，社會學的對象何在？2000年網絡經濟雖然泡沫化，但光纖電纜與無線發射台的基礎設施逐漸完善，歷史上首現的大量網民，是特定階級也是特定技術文化的傳播者。全球化頓時成為強而有力的主流意識型態（想想當時自由派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擁抱全球化的熱切[note]當時引起全球熱潮Thomas L. Friedman兩本著作，都是當時各國排行榜首列書籍，翻譯成多國語言。Thomas L.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1999.以及Thomas L. Friedman, and O. Wyman,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5.[/note]），天使投資人與科技創新分子在泡沫經濟後另起爐灶，推出web2.0，將消費者升級為主動的使用者／參與者、內容提供者。當世紀交接之際，大家歡愉歌頌自媒體[we media]時代來臨的興奮，類似1965-1980年代的處境，四處洋溢著不滿，但也充滿願景希望。對於「當下」，人們普遍有著一股興奮感，因為「當下」似乎會帶來一個嶄新的未來，通往無限可能國度的入口。資本主義很快地自我更新，解決累積緩慢帶來的遲滯，像是1960年代的社會解放氣氛迎來消費主義一樣，谷歌與臉書正悄悄建立自己帝國的第一塊磚，通往無限可能國度的入口只能依網絡巨擘全權掌控下的網絡傳輸協定(protocol)打開。
柯司特提出了網絡國家、網絡勞工等概念來回應社會學的典範轉移，正對應同一時期奈格里的從帝國主義到帝國、物質勞動到非物質勞動的轉變。[note]M. Hardt, and A.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note]知識經濟、情感勞動、非物質勞動、網絡勞工，無論何以名之，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作為一種意識型態的發明，輕鬆度過了網絡泡沫化後的危機，同時將消費者轉變為用戶，非典型勞動(precarity)和勞動的優步化(uberworked)[note]T. Scholz, 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How Workers Are Disru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Polity Press, 2017.[/note]
順利地將左翼之夢變成夢囈，諸眾更多成為數位勞工，[note]T. Scholz,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Routledge, 2013.[/note]成為邱林川教授所言的信息中下階層，<[note]J. L. Qiu,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MIT Press, 2009.[/note] i奴，[note]J. L. Qiu, 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6.[/note]而非奈格里念茲在茲的生命政治再生產的人類學式出走(exile)了。社會學中的國家角色呢？在韋伯眼裡，國家是機器(state as machine)，在阿爾都塞眼中，是國家機器(state machine)，福柯則視為治理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governance)，建築都市理論家布拉頓(Benjamin H. Bratton)則提出堆棧概念來理解當今全球計算與治理，認為機器就是國家(the machine as the state)。[note]B. H. Bratton,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MIT Press, 2015.[/note]大數據將會比所有社會科學的統計還有用，甚至比統計本身更有威力，你甚至不需要事先決定調查目的與抽樣方式，只要從無限多副的撲克牌中「調出」你需要的那一副就行了。麥克盧漢曾說的「機器是人類感官的延伸」被反轉了，現在，人類是機器延伸的感官，每天有上億的文字影像透過人類的數位設備上傳，機器透過人類的相機正在看著世界。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之後，人工智能與機器學習越發成熟，機器再也不需要人類幫忙按下按鈕了。因而，科技嬉皮雜誌《連線》的主編才會說大數據終結了社會理論，柯司特才會如此感慨地認錯了，以前可能真的有都市社會學，現在沒有了。[note]M. Castells, 《21世紀的都市社會學》。《城市與設計學報》，十三/四，都市設計學會，2003年。[/note]
實質空間與網絡空間合一，辨別分身(avatar)與本尊，真理(truth)與真(true)變得無關緊要，但認同/同一性的兌現的現實力量看來不會在社會學與文化研究里很快消失。柯司特網絡社會的二部曲《認同的力量》花了很多篇幅來討論網絡社會的認同／同一(identity)，認為這將是千禧年後最重要也最危險的力量。回顧一下令人敬佩的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的《國族與國族主義》[note]Hobsbawm, E. 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note]以及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認同的武裝形式（國族國家）以及認同的文化形式（如印刷資本主義）多令人震驚。現在，臉書幾乎每天都在上演同樣的劇碼，同質性(homology)述行地去區分你我，地緣政治(geopolitical)變成演算幾何的政治[politics of computing geometrics]，臉書讓特朗普(DonaldTrump)勝出，臉書竊聽人們對談然後發送廣告，諸如此類的戰爭每天都在發生，卻像遊戲般令人上癮。認同仍在網絡世界扮演主角，在杜克大學年輕學者全喜卿（Wendy Chun）最新著作[note]W. H. K. Chun, Updating to Remain the Same: Habitual New Media, The MIT Press, 2016.[/note]中，我們一樣可以看到對網絡社會－空間的排除機制的銳利分析。
現實的世界則危險很多。如果只看到蒙面少年手持武器的照片，無人可辨識他是1994年墨西哥原住民解放組織薩巴塔(Zaptista)的原住民騎士，抑或2014年的伊斯蘭國(ISIS)的少年兵。
左邊為Zapatista的原住民自治區的自衛部隊，右為isis少年軍。
前後相差的二十年，是從網際網絡允諾的禮物到人類社會自我撕裂的過程。1994年的薩巴塔的副總司令馬科斯(Marcos)因為北美自由貿易使得墨西哥原住民生產的土地被剝奪，在叢林里寫e-mail給各國首領與重要國際團體，指證墨西哥軍政府的暴行，並帶領族人長征至首都，爭取到自治區。馬科斯不僅寫e-mail，也寫童話，童話革命幾乎是這奇跡般的網絡革命的最美神話。在叢林發出的e-mail中，馬科斯說：「不要恨媒體，要做媒體。」(Don’t hate media, be media)，這激勵了1999年西雅圖反全球化運動里的媒體運動，從運動現場的印刷刊物演化成第一個以開放原始碼為基礎的、闊延全球120個城市的全球獨立媒體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er)。馬科斯是網絡社會的切·格瓦拉。他曾解釋薩巴塔的鬥士為何要蒙上臉，是「因為我們一但拿下面罩，世人會覺得我們就是原住民，當我們蒙上臉，我們就是你們。」多麼令人振奮的擁抱（inclusion）而非排除的認同力量。二十年後，同樣起因於反抗迫害，透過網絡召集而成的伊斯蘭國，卻成了童話革命的反面。當墨西哥原住民的少年婦女在自治區內的學校學習自己的文化，伊斯蘭國少年郎在攝影機前拿著槍指著違反教義敵人的頭。
現在，我們付費使用自己活勞動的成果，在臉書、微博上當無償勞工。新的媒體－技術架構成形，我們只能如孩童般睜大眼睛，往我們的前歷史里找尋資源，歐洲轉向舊的，未被充分發展的理論瑰寶，如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懷特海(Alfred Whitehead)等人，討論技術物、後人類、技術哲學等。而美國則在嬉皮精神的延續下，於矽谷內大談開放資料運動，發揮黑客與洩密者精神。
現實比理論發展得快。與傳統社會學工具的危機一樣，文化研究理論的工具幾乎成了廢鐵。比較一下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編著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note]R.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note]和馬修·傅勒[Matthew Fuller]編著的《軟件研究／詞彙》[note]M. Fuller, 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 MIT Press, 2008.[/note]的條目，人的主體、價值意義、思想全面更新為軟體、演算法。當初為了對抗撒切爾夫人的英國性(Englishness)和沒有另類(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英國文化研究，積極與當時主流文化理論鬥爭，拓展了媒體、性別、次文化的研究視野，經過後現代主義與消費主義的折磨，留下的遺產也只能處理彩色副刊而非經濟政治版面了。在艱苦的鬥爭里，也有不少文化研究學者自我更新，開闢新戰場，如媒體考古學、軟件研究。至於當代媒體／科技藝術的處境就更難堪，用國防軍事技術與好萊塢工業技術的剩餘物，慘白地自娛娛人。
於是，我們能夠為童年做的就是讓兒童發揮自己的能力，發問。
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學院的網絡社會研究所首先是個發問的工廠、探尋的學校，在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高士明教授與跨媒體藝術學院院長管懷賓教授的遠見與支持下成立。在全球運算的技術與理論發展中，思考南半球的新興情況，[note]如此份聯合研究報告（http://theconver-sation.com/reimagining-the-internet-as-a-mosaic-of-regional-cultures-53690）所示，1000個世界最熱門網站（覆蓋了全球99%的網絡使用）在2009、2011、2013年9月的流量數據，南半球已成為網絡文化參與的主力。在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非西方的在線文化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note]思考中國近二十年來的巨大網絡技術與社會經濟的變革力量，將是雲端新聯邦主義(cloud-based neo-feudalism)的關鍵。
資訊科技的市場在中國寫下了完全不同的城市貿易發展史，從電商、淘寶村、電子商務中心，到這一兩年興起的微商，徹底改變了西方認識的都市化進程，讓我們親眼目睹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之實質吸納的終境。根據阿里研究院2016年的統計報告，光是淘寶村的交易量就趨近六萬億人民幣，全中國有超過1311個淘寶村，135個淘寶鎮，估計直接創造84萬個工作機會。淘寶村絕對是罕見的資本主義平民崛起的新曆史。
2016年雙十一購物節，展示了雲端計算、物聯網、倉儲管理與運輸快遞間驚人的運算協作能力。據阿里巴巴數據顯示，零點交易開始後52秒，全球成交額突破10億元，去年達到這一交易量時用時72秒；6分58秒，成交額超過100億元，這與去年用時12分28秒相比，用時幾乎快了一倍；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此期間，無線端的成交佔比一直保持在88%左右。在凌晨一點整時，天貓全球成交額已經突破人民幣353億元。一天，僅僅一天，交易量就估計有1,400億人民幣，約為209億美元的交易量。我們可以想象交易背後，是流動空間的超級運算；第一筆成交完成簽單的貨品，是活動開始後的13分鐘，我們也可以想象背後的物流與運輸系統。訂單創建的峰值為每秒鐘17.5萬筆，支付成功的峰值每秒12萬筆，2015年這個數據是8.5萬筆。
資本在運動中存活。它一旦停止，就會死亡，資本是運動中的價值(capital isvalue in motion)，從911後，布什(GeorgeWalker Bush)鼓勵大家消費，從台灣、韓國在經濟衰退時發消費券可見一斑。資本沒有道德傾向，它熱愛加速主義，擁抱一切可以創造新利基的市場，無論是另類文化還是主流事業，技術使得資本跨越國家管制、人民監督，傳統的治理術讓位給演算法，甚而我們每一個人按動鼠標，在螢幕上滑動手指，都是為其工作，我們都是無償的數位勞工，並從我們的集體勞動成果——臉書——中再度奉獻出我們其他工資來購買商品。
雙十一的消費高潮，不僅帶動電商，也帶動相對應的運輸貨運業，使得購買專機，調整電子訂單與傳輸架構成為全球最有效率的運輸系統，在海峽兩岸承接近七成快遞業務的順豐是最好的例子。像阿里巴巴這些網絡巨頭將「企業共享經濟體」共同形成了數碼封建主義。數碼封建主義指的是一種風險社會化而利潤私有化的平台資本主義，以及工作優步化與低薪現象。
私有財產的資本主義全面獲勝，以及伴隨著資本主義成功而來的全球貧富不均加劇，環境問題惡化，國家政治角色模糊，以及替代策略的缺乏，這跟網際網絡一開始給予人類的希望，以及基於高能雲端計算所呈現的效率與狂歡形成了明顯對比。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巴丟(Alain Badiou)發表了語重心長的看法（Reflections on the Recent Election），我完全贊同他的判斷：我們窮苦和不平等不是必要的社會結構，我們不該區分勞動的類型，我們不應該依照種族、性別區分人類，國家的角色也不一定需要了。
我們看到了網絡與技術的可能性，應當學會將被污染的詞彙換上新裝，重新來過。如馬克思的提醒：「工人要學會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分開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生產資料轉向物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note]K. Marx, et al,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 2001, pp. 553-555.[/note]我相信網絡使得commoning[共造]是可能的，而且正因為共造是奪回「物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最好的方法。但我們必須連結空間的生產與網際網絡的生產，連結地方的生產與流動空間的生產，連結新人（社會運動改造過之人）與新人類（數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這才是真正的契機。簡言之，我們需要的網絡社會研究，是能夠讓後人類學習新生命－社會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