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孫權
我有幸在兩年之內，參與了杭州中國美院三場重要的研討會，與中國與世界重要的當代藝術家和學者共聚一堂，發表了台灣當前跨領域藝術教育與實踐取向的經驗，贏得與會者注目。重要的並非在場贏得了多少掌聲，而是區分並重建不同政治與文化脈絡下，台灣作為唯一華人地區民主化與社會運動的基地，其特殊實踐經驗和重要性。
近年中國崛起，金流人流高度匯聚，輕而易舉就能邀集世界重要學者與會，金錢與名聲（學術）若不能於中國發展，就會被世界舞台拋棄在後，世界舞台的藝術家與學者知道，中國也知道。中國對世界發表看法的野心，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例如透過與台灣香港的學者、藝術家、策展人合作的「西天中土」計畫，在學術、策展、藝術生產皆有豐厚的成果。我剛收到由西天中土所出版印度學者讀本，將他們在中國的演講中英文成冊出版，包括在文化研究、後殖民研究與政治社會重要的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ra）、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和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一次將兩個大陸關連起來，並為中國知識界反思自身帝國與殖民關係。又如前陣子上海同濟大學與中國美院合作邀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巡迴演講，接下來則是巴迪烏（Alain Badiou）等等。這些學者來訪就像中國的奧運與世博一樣，透過快速的震盪接觸，讓中國全面的與世界的文化生產產生連繫，讓中國在世界取得話語權。
在這些重要的國際研討會中，中國都會將台灣「包裹」進去，成為中國對世界發表重要學術與實踐研究的一環，長期下來，台灣會被自然視為中國經驗的一部分，透過中國各種組織的平台介紹出去。台灣自限於國族情緒與反中國的政治氛圍下，越是拒斥，越是在世界舞台消失。比如說，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在中國演講時舉了台灣藝術家陳界仁的作品大談影像時間時，台灣的學者如何發言？當上海雙年展將展場擴展至台灣，積極的跑遍台灣各地與台灣的藝術家策展人合作時，台灣的雙年展卻還是屬地主義式邀請國外藝術家來台灣展覽，而非走出去，或甚，威尼斯雙年展的台灣館還在爭議由外國人代表臺灣出征是否正當。兩相比較，足見差異與視野。
中國越積極的取得介紹台灣經驗的正當性，台灣就越被動的成為其中一部分。在既定的權力佈署框架內，我們該想的不再是台灣本土上如何國際化，而是如何離開台灣才能國際化的問題。亦即，除了我們要為台灣之特殊經驗進行理論與實踐的鬥爭外，更應該想想台灣如何可能解釋中國經驗，台灣如何向國際舞台敘說中國與華人世界文化的問題，我們說的越清楚，就越能凸顯台灣之特殊，才有機會取得我們自身的話語權。
最近一次我參與的「表演性媒介與跨界教育國際研討會」在兩個場地舉行，一是在上海以西岸雙年展的名義，一在杭州為中國美院跨媒體學院成立第六個studio「表演藝術工作室」作經驗與學理準備。前者的計畫乃是一個準備與香港M+與日本六本木美術特區競爭的計畫，透過迪斯奈公司的合作，將建立三個大型美術館與文創產業園區，而西岸雙年展是水溫測試的開端；回到杭州，在高士明院長的跨媒體學院的藍圖中，補上最後一塊表演藝術的空缺。與會的英國、德國、印度、以色列、德國、台灣與中國的學者與藝術家，共同分享了在跨領域教學與表演藝術教育與實際上的經驗。我分享了兩個我操作過的案例，「田野即劇場」（field as a theater），「復刻諸眾-複島與memo-scape」，前者討論在台外勞的田野調查如何成為田野劇場，後者則與都市地景變遷中的社會性崩落與重新聚集的藝術生產計畫，對與會者來說，這就是獨特的台灣經驗。
我清楚知道，也許台灣沒有成功經驗，但卻擁有民主給予珍貴的失敗經驗可以分享，也許整個台灣都不如黃埔江邊西岸開發計畫的野心，但我們知道香港經驗的問題與日本經驗的挫敗，我們比中國還左，更關心都市發展中的正義與倫理問題，而每一微不足道的古蹟，農地，都市更新案的社會抗爭經驗，都給予我們最好的，且獨立於中國之外的特殊經驗，這不就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
（刊於今藝術2013年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