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孫權
人們對末日災難的想像總是基督教救贖懺悔的，有個永恆不變的形式：諾亞方舟（Noah’s Ark）。在末日電影與科幻小說中，無論多有野心企圖地指出末日一到，階級區隔、人類自私或是物種歧視等種種問題便會出現，能保存人類與生物繁衍的，都還只能是諾亞方舟，無論是幾千年前的神話的巨大木船，還是未來航向外星的飛船。
諾亞方舟就科學或考古來說，既非不存在又無從證明存在。《創世紀》（Genesis）中描寫上帝認為地球上充滿敗壞、強暴和不法的邪惡行為，於是計畫用洪水消滅惡人，只留下了好人一家與動物。像是懲罰人類留下的活路的生物置換計畫。諾亞方舟或許是異托邦的，它是災難得以重生的裝置，又是現實選擇的結果，想想上面那些人類生物的配種的考慮。它在不同的社會中都可以被想像出來，卻又還沒發生，以人類面對末日早已準備好的唯一方式而存在著。對傅柯（Michel Foucault）而言，船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發明，是無空間的空間（placeless place），沒有處所的處所，靠自己的各種裝置而存在，它是自我封閉，同時又駛在一望無際的大洋上，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從一個妓院到另一個妓院，一直抵達殖民地，去探尋在花園裡留待發現最珍貴的寶藏。諾亞方舟歷經4,800年後仍然做為警世的象徵，是因為它是最輕易理解的預言，最簡單地映射出人類破壞自然結果的一面鏡子，是災難的具象化，隨時提醒人類剝削自然、環境研究污染的後果。
蔡國強從家鄉找了條破船，上頭裝滿了99隻仿真動物，船上的動物布置成歷經大浪暈船的奄奄一息樣，由平底船一路由泉州拉到黃浦江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的碼頭，這個作品《九級浪》，8月8日將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蔡國強個展中展出。當船於7月17日抵達時，瘋狂的被兩岸媒體爭相報導。按照蔡國強於媒體採訪時的說法，這是對中國環境問題的反應，「無論是空中的霧霾，還是江上的死豬，生態環境在中國都到了緊要關頭。也是當今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藝術界無法迴避的問題。」先別理這個看似合理但不值得深究的說法，年輕的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館長龔彥在鳳凰藝術的訪問中表示，「這像是一個現代的寓言，藝術家透過創意來表達普世的關懷是很難得的」。她接著說：「蔡國強老師此次更像一面鏡子，是對傳統能源使用方式的告別，對傳統藝術創作方式的一種告別。」鏡子的形容說對了，但恰好不是龔彥說的那種反應中國環境問題的鏡子。
我幾乎不用舉什麼例子來描述全球環境生態的急迫性，或是中國現況環境問題的致命性，總之，與暈船的99隻毛動物毫無關係，無論他們奄奄一息或者暈船的姿勢有多逼真。日本高級車英菲迪尼（infinity）為此展的首席贊助商，在車商的新聞網頁上，讚許蔡國強的作品精神有大愛，一如此車品牌來自大自然的設計靈感，還有「敢．愛」精神。
在《九級浪》中，諾亞方舟重新被提取形式，生物置換計畫變成了無辜無生命的假動物，人只是榨取其他物種生命的行使者而非同行受難者，上帝的懲罰計畫變成人類表達高級物種的良心。諾亞方舟做為人類面對災難行動與反省的異托邦（鏡子），變成了藝術面對商業與展覽操作而極端形式化的恥辱（也是一面鏡子）。我好奇的不是蔡國強先生的作品，我想到的是傅柯論及異托邦一文〈另類空間：烏托邦與異托邦〉（Of Other Space: Utopia and Heterotopia）的結語：「若文明中無船，則夢想枯竭，間諜取代冒險，而警察取代海盜。」（In civilizations where it is lacking, dreams dry up, adventure is replaced by espionage, and privateers by the police.）這艘船哪裡都去不了，停在美術館大廳裡，成為空間的無空間，處所的無處所，除了船的形象外，它倒轉了諾亞方舟所有的寓意，成了當代藝術生產的一面最好的鏡子：警察總假扮成海盜，而環境與夢想繼續枯竭。
(原刊於今藝術264期 2014年八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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