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領導力論壇：信息技術與社會主義

（本文原為在中國美術學院所舉辦的“文化領導力論壇”的演講稿 2023.03.24）

文／黃孫權

我將簡要地分享信息技術所導致的社會再結構問題，“再結構”意味著工業時代產生的社會學與發展理論，甚至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都需要更新。我可以先說結論：按照社會學家Burawoy、Wright兩位學者建立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提案：社會主義是一種自我調節的社會權力，“社會”的動力，主要位於國家和市場之間，是先進資本主義之所以持久和具超越性的關鍵。吾人應當把社會還給社會主義（restoring the social in socialism）。（Burawoy and Wright. 2002；Burawoy 2005:93).如此，社會主義與革命不是輝煌的過去，也不是當成我們終極的歷史目標，思考並接受Stuart Hall說的一種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no guarantees Marxism），資本主義未必倒台，也不代表資本主義就不是一種充滿矛盾的形構，沒有危機重重。要將探索社會主義的意義當成首要目標，隨時進行不懈的鬥爭，探索真實現存的烏托邦方案。

這張圖顯示了中國三個重要的發展歷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這是我們之前在“中國鄉建思想展”中的一個集體研究成果。從政策發佈的時間與密度來看：

1. 新中國建立後，農業支持工業完成了第一波原始積累。
2. 八十年代開始，以租金、房產與建成環境進行David Harvey所說的資本的二次循環，這在西方，透過都市規劃城鎮建設、都市更新，是私有公司房地產開發或以公私合營制度（BOT）進行資本積累。在中國，地方政府與村集體、私有公司一起組織具有社會主義式的開發主體。既是政策執行者，同時也是管理者、開發者，對推動資本的積累及其普惠性更有效果（德國柏林市許多計劃也是如此），這既不是國家主義式的，也非資本主義式的。
3. 第三階段，從上世紀末開始的數字信息技術的建設，與城鎮化同時推進，2008年後中國成為全球榮景的救星，中國的GDP至少有1/4來自房地產建設，在2011-2013年的水泥用量超過了美國上一個世紀的總和，消費的銅是總量的百分之六十，同時還消耗了全球產量半數以上的鐵礦石和水泥。信息技術的網絡4G（2004年）以及5G（2019-2020）的拓展，使得流動空間替代了地方空間，消費性的信息技術（淘寶、微信、快手、抖音、小紅書、直播平台、網紅經濟、外賣平台）與平台公司成為全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之一。這也使得農村與城鎮的在地生產捲入全球信息萬變（real-time exchange）的經濟網絡市場中而變得脆弱不堪。比如，農村的孩童由抖音“教育”長大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農業公司化後規模化與單一產品常遭遇市場需求不足而拋售的危險，導致土地貧瘠與喪失多樣性等等；淘寶村形成集中與規模化，惠普性效應遞減等等。信息技術發展推動了馬克思在《大綱》中的定義的實質吸納（real subsumption）之完成。

其結果耀眼也令人擔憂，我們富裕了，但還沒有共同富裕。公共（社會）財富慢慢地從社會中抽出，私人資本與頂層富有人越來越是社會財富的擁有者，也就是財富的收益比遠大於工資，平均生產率與獲利率脫鈎，導致整體附加價值流向一般受薪階層的比重也下降（也就形成了Piketty所說的，利潤價值越大於生產價值，社會收入即會越不平均：R>G）（Thomas Piketty 2017）。如果我們將社會財富（全國資產）的享有比例當成社會主義的指標，那中國當前的發展狀況令人擔憂（Piketty 2019）:

1. 1978年中國的GDP佔全球的4%，2015年佔全球比例的15%。中國的人均購買力/國民平均所得，以歐元計，1978年為每月120歐元，2015年則是每月1000歐元，提高了八倍之多，大致是歐美平均所得的1/3-1/4，但中國前百分之十的富有人口（1.3億人口）其平均所得與富裕國家的前百分之十所得相當。
2. 在城鎮化與信息化的加速階段，中國國民平均所得後50% 的人口享受的成長果實只有平均值的1/2，1978年他們還享有25% 的資產，到了2015年只剩下15%，而前10%的人口享受成長果實的比例則從26%上升到了41%，這超過歐洲，接近美國了。而私人資產佔全國資產比例，前10% 的富有人口則從1995年佔有41%上升到了2015年67%，稍低於瑞典，也上升到了美國水平。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狀，在財產分配上如此相似與美國。
3.  公有資本2006年時還佔全國資產的70%，到了2018年，則下跌到了30%。即便如此，此種財富的共有（plouto communime），與其他國家的公共資產相比，如意大利、英美是負的，法德幾乎等於零，中國也許是世界上少數僅存的有著公共資產的“社會主義”國家。

图六 1978-2015年中国私有财产的兴起（%）

財富不平等問題有許多複雜的成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乃是對創新科技生產力與“生產價值”的高估，這導致了社會共同培育的財富由少部分人共享。（Castells, 2010, 121-123）在全球普遍的現象中，中國也有相同的危機：

1. 新經濟部門與傳統部門的差距日益增大，在美國，根據《商業週刊》1999年9月的統計，在1994-1999年期間，“新經濟”開始萌芽之時，在新經濟產業中的平均實際工資增長了11%，相對的，剩下的經濟僅增長3%。新的信息經濟中生產價值的能力集中在相對小的部分，不對稱地佔有了整個生產果實。引發不平等的是在這兩個部門的初始階段（initial stage），而且不平等的現象有再生產複製自身的趨勢，也就是說，低收入及低教育者在以知識作為基礎的經濟體中發展機會少之又少。發展到最後，貧困將成為結構性區塊，由那些不能滿足信息勞工之要求的人所組成。
2. 根據2020年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互聯網行業平均薪資呈現逐年上漲的趨勢。2020年中國互聯網行業平均薪資為102,278元/年，較2019年增長了8.4%。此外，互聯網行業共專精的高薪職位增長也較快，如互聯網安全工程師、大數據工程師、人工智能研發等職位的薪資水平都比較高，2020年平均薪資均超過了15萬元/年。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20年中國科技型企業發展狀況統計公報》，科技型企業平均工資同比增長了8.2%，其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平均工資增長更是高達12.5%。此外，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佈的《中國服務外包發展報告（2020年）》也顯示，服務外包行業的平均工資在過去幾年中也呈現逐年上漲的趨勢。2020年中國製造業年平均工資為71,755元，同比增長5.9%。全國經濟普查數據，新經濟行業的增加值在2013年到2020年間從9.7萬億元增加到了33.7萬億元，佔GDP比重由2.8%增加到了8.9%。
3. 中國新經濟產業在佔有生產價值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對稱性。一方面，新經濟產業涉及到的技術、知識和創新方面的投入和產出往往呈現出高度集中的趨勢。例如，在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領域，只有少數公司或者平台掌握了關鍵技術和核心數據，這些公司的市場份額和利潤往往佔據了整個行業的大部分比重，形成了行業的“頭部效應”。另一方面，新經濟產業中很多企業採用了平台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企業更加註重規模效應，追求用戶量、市場份額和用戶活躍度等指標。因此，這些指標的優劣往往決定了企業的利潤和市場地位。這種平台效應也會導致市場集中度不斷提高，使得少數企業在整個行業中獲得更高的生產價值佔有率。
4. 教育（人际网络）成为新经济中劳动力附加值的重要资源，在美国，1979年拥有大专学历的人所拥有的平均工资比仅拥有高中学历的人高出38%。按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公报》数据，中国大学毕业生平均工资为6,580元人民币/月，而高中毕业生平均工资为3,373元人民币/月。学历并非绝对衡量工资的标准，但对于能否进入特定的新知识经济网络中，成为关键，“后稀缺时代”的说法只有对信息技术相关（从信息到生物科技等）的劳动人口来说才是美丽新世界。其他劳动力就是Castells说的第四世界人口，被强迫关机（switch-off）的人类，这不是新国际分工或者全球化的区域性差异，而是同一个生活世界中的两极化的共同存在。
5. 工作個體化以及伴隨網絡企業形成而產生的公司轉化，是引發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沒有公司，只有平台。零工經濟（gig economy）以及非典型勞動（precocious workers），他們沒有工會，沒有社會福利保障網絡，沒有與資方的協商機制，致使一旦失足就陷入困境。他們是一個個的單一個體，通常必須接受市場提出的最低的標準和要求。這樣的差距使得收入及資產分配傾斜日益加大。
6. 中國的外國移民工作者較少，但如果將跨省勞動，農民工進城算成“移民”工作者，那麼情況類似美國，這導致了較低工資的產生，他們對整體經濟增長有明顯的正面助益，然而也助長了不平等的生產，因為大部分的城鄉移民收入的工資都是低於市場行情的。

信息技術引發的創新經濟風潮乃是集體創作

值得反省的是，創新經濟背後是高度的集體創作，成功是一個積累過程，忽略這一點會讓分配出現問題，造成政策獨厚了少數公司，這些公司得以從經濟體中萃取價值。這會發生在三個過程中：

• 創投基金、股票市場與科技創造的互動過程
• 智慧財產權會形成非生產性創業
• 創新產品的價格無法正確反映各方對該產品得以問世的集體貢獻，如公共教育、醫療保險、能源、寬頻網絡、基礎設施等公共投資。創新中的價值萃取會發生在現代科技的網絡動能中，比如說先行者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s）、經濟規模與網友鎖定效應聚集效應，形成壟斷利益。

二十一世紀的知識經濟，形成了最現代的一種尋租方式，其方法是將風險社會化，把收穫的利益私有化。實體經濟金融化，只考慮股權持有者（shareholder）而不顧及關係者（stakeholder）。看似自行其事的企業家，都因集體性而獲利，為創新打底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固有科技乃是社會全體的付出（如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贊助研究的AI、個人電腦、互聯網標準，甚至是Apple的Siri，這些是公共資金的投資而來的科研成果，卻被企業當成自身的利潤來源）。創新是集體的、累積的、意外的，是社會全體的“一般智力”的表現，是社會主義式的共同生產。於是創新企業的價值具有集體性，政策應該積極涉入市場的共同塑造與共同創造，真正的進步應該是對二十一世紀面對的問題進行積極分工，這便是國家—市場—社會最重要的分析性理論工作（Mariana Mazzucato, 2018）。Mazzucato在2014年的《創業型國家》一書中也表明瞭，新創（start-up）公司拿了創新（innovation）的專屬，卻忘了最重要的角色是國家。國家角色被低估，價值理論就會錯亂，是導致財富分配出現大問題的原因。

關於社會主義

沒有一種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家主義或社會主義。實際上不應該把它當成非此即彼的經濟結構理念型而已型，而應該把它視為一種變項。我們生活在現實的而非理念的世界，一如Erik Wright所說的：所有體制都是混生體（hybrids），我們很難想象一個資本主義驅動的市場經濟沒有國家干預，稅法、關稅政策、補貼創新產業以及教育與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同理，不能想象一個國家主義的市場不受到民間（社會）利益驅動而做出相對調整。

按照Erik Wright對社會主義的定義：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經濟結構，其中生產工具是社會所有的，根植於動員人們進行各種合作性、自願性之集體行動的能力。國家社會主義是通過黨與工人的有機連結，黨對結社的人民負責，利用國家權力改變經濟體的資源配置、生產與分配。如果國家能通過其徵稅與相關政策的能力，提供資金給由社會組織起來的非市場生產，那麼社會經濟的規模將更可觀，共同富裕就是社會主義的現實意義。

由於冷戰結構的歷史殘留，“社會主義”一詞是破產的，總是因其與壓迫性的聯繫而深受其害。上個世紀，我們習慣將社會放在馬克思主義的地圖上，只能觀賞它的廣闊、輪廓、深谷和山脈（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的態度）。然而，在探索當代社會的所有維度中，要發現“真正的烏托邦”，即使是胚胎狀態，也能重新喚起社會主義的想象力。這便是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主張，也是參與式社會主義的願景。

列寧上個世紀的“怎麼辦”？可以有一個21世紀的諸眾版本：讓我們想象一個社會主義的羅盤應該有些什麼可行的目標以及已經實現的成果：UBI（無條件基本收入/國民基礎收入）；全球資本稅；共同遺產稅；合作市場經濟；社會與團結經濟；公司民主化；把銀行轉變為公用事業；非市場的經濟組織；國家供應的集體消費物品與服務，如圖書館、社區中心、教育醫療等等；點對點信息技術生產分享認知盈餘，如維基百科；知識共享，專利共享、生物科技的開源分享等。

享用者，切記，不能成為大都會新興技術資產階級的漫畫和附屬品，炫耀地消費電子產品的同時呼籲著愛地球，用潔淨能源的道德口號來補償自己的不安全感。如Burawoy在〈為了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文章所說的：“這場最新的全球社會主義鬥爭仍然尚未完成，可能不會比先前的鬥爭更成功。然而，它越清晰地表達自己，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就越強烈，我們生活的世界也就愈加人道。”

参考书目：

1. Michael Burawoy and Erik Wright. 2002. “Sociological Marxism”. p.459-486 in Jonathan Turner (ed.), The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Plenum Books.
2. Michael Burawoy. 2005. 《製造甘願: 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 (林宗弘譯) 台北：群學 （“restoring the social in socialism” 一句來自Burawoy為台灣翻譯版本所寫的序 p93）
3. Thomas Piketty, 2017.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 Thomas Piketty,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5. Manuel Castells. 201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with a new pref). Wiley-Blackwell.
6. Mariana Mazzucato. 2014.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Revised edition). Anthem Press.
7. Mariana Mazzucato. 2018. 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Allen Lane, an imprint of Penguin Books.
8. Michael Burawoy. 2003.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 Society, _31_(2), 193–261.（中文翻译可见INS出版的期刊 ACID 第一期《反⽂化！重置技术的一切（ 不 ）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