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將學生推入社會，其實犯了「錯誤」。因為他們就是來自社會，來自那些我以為他們需要理解的田野。我老是對學生說，「老的一代比年輕人基進，好似老牛推車般的辛苦啊！」然而我卻忘了，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領袖多半來自菁英階層，受過良好教育，是要反叛他們出身的那個階級。
原本的「那個階級」出生的孩子呢？他們要打工賺生活費，償還學貸。台灣七成的學生都靠學貸念書，私立大學學生的就學貸款與年收入比是世界最高（2014統計），估計有94萬人背負學貸。私立學校貸款人數是公立的四倍。教育提供階級流動的機會大幅減少。2009年駱明慶的一篇〈誰是台大學生？〉的研究指出，1982到2000年間，57.6% 的台大學生來自雙北地區，而苗栗、嘉義、花蓮、新竹、台東五個縣的比率卻不到1%。另外台大學生父親是中高白領階級、公務員的比例高達77.5%，遠遠高於工農的8.5%。根據教育部的資料，101學年度就讀台大的弱勢學生數僅351人，在全體三萬多名的台大學生中佔不到1%。造成好學生輕鬆念好學校，窮學生辛苦念貴學校的現象。
站在道德高地上批評學生不關心社會、不參與行動很容易的，社運需要有物質基礎。雖然我任教大學是國立大學的獨立研究所，學生出身比之私立大學學生條件稍好，但仍有不少學生要靠學貸念書，打工過活。南部打工機會遠少於北部，學生必得花更多的時間獲取生活資料。當我責怪他們對社會不夠關注時，或只念書不採取行動時，就會想到許久以前喜愛的卡通《Beavis and ButtHead》中的一集內容，當六○年代學生運動一代的人結婚生子組織家庭後，整天大嚷對著自己小孩說：你為何待在家裡？為何不上街頭？為何不去遊行？為何吃麥當勞喝可樂？為何不去派對？而我現在就變成當時我嘲笑的那個父母世代了。
我察覺到，他們的關切是從「生活」出發而非「政治的」。什麼是生活？想像我們革命成功後的第一天上街購物，仍然在連鎖商店買商品，吃麥當勞喝可樂，別無選擇的購買加工食品，基因食物，進口蔬果，血汗手機與衣服，那一切努力為何？學生們在上街頭之後，仍活在一個需要被代理與經濟的藝術市場，面對高房租與貴而不健康的食物，為著基本生活工資而打拼，而高等教育給他們的回報則是非典型勞動（percarity）的未來。我們都必須面對將生產與消費連結的問題，也就是價值創造（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與價值實現（資本論第二、三卷）的問題。
為了重新勾勒新願景，我與一批學生申請了高雄市黃埔新村的眷舍，創立了「共藝術合作社」（caco）。這是符合台灣合作社法規範，直接面對社會的消費合作社。我們將每個人基本需求列出，從吃喝到工作機會，創作，閱讀，休閒如何自己幹，商議集體解決的可能辦法。申請過程充滿艱難與趣味。合作社在早期扮演了農業生產、工廠原料機械採購、信用借貸銀行的重要角色，保持了樸素的「分配正義」特性。然現今的合作金庫與信用合作社都私有化了，其實，一切合作的共有的都私有化了。公務人員在審閱我們案件時，抱著懷疑的口氣，合作社向來都只有農產品與工業生產機械借貸，主婦聯盟是消費合作社因為可以集體購買。但藝術是消費品嗎？藝術家可以成立消費合作社嗎？最終我說服了中央社會局的科長，高雄市社會局同意核准，我們成立了台灣第一家「有限責任高雄市共藝術消費合作社」。
今年2月起，修繕屋舍，申請文件，舉辦共食，公共講堂。我們設法形成一個真正的團結經濟體，生產與消費一同，集體的解決個人需求。我們招募社員，無論出錢多少都有同樣的選舉與表決權力，盈餘紅利分配按照消費與勞力貢獻而非股金多少，合作社是政治與經濟的民主體制。自己創作自己辦展，自己賣作品，購買地方小農作物（低碳而非有機），舉辦共食與主廚日（邀請眷村的長輩們教導我們學習各省拿手菜），希望未來能夠舉辦剩食節。我們有二手圖書交換中心，黒膠唱片與播放當代聲音藝術的點唱機，有《破報》全套與當代藝術雜誌。
黃埔新村是國民黨來台建立的新一軍眷舍，白色恐怖與冷戰鬥爭的歷史核心，合作社所在房舍是翻譯軍官，對面是孫立人將軍的財務長，而斜對面則是郭廷亮（匪諜案）的住所。在這裡，我們既在歷史的核心，也在歷史的未來。讓我們合作社吧！
（原發表於香港會議上的長篇論文，摘要版刊於《今藝術》287期，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