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孫權
Geography of Art – The 34th World Congressof Art History
釣魚台賓館的開幕式
由於親身參與了第34屆世界藝術史大會，有幸目睹四年一次有藝術史奧運之稱的盛大聚會，有來自各國450余位學者，21個主題會場，目不暇給的古典論題和史學研究，收穫頗多。然而，我卻僅想談談其中的藝術地理學。
幾乎跟全球經濟發展現實軌跡相同。首先，這是世界藝術史大會首次在歐洲之外的國家舉辦，第一次在中國主辦，這是繼世博，奧運，G20的全球在中國系列。亦即，文明科技展示，體魄運動，經濟，最後來到美學藝術與歷史。中方選擇「terms」當大會主題，是高明的，既是藝術話語的多元，各自表述，更意味著應該移轉。
其次，為了讓歐洲與中國的擅遞能夠順利，21個主題會場設有一個主席以及中方主席，還有一個青年主席（可能是最辛苦的籌辦聯絡者）。高規格的開幕接待相信使四方友人有感。開幕會由教育部，北京大學和中央美院聯手打造，在高規格的釣魚台國賓館芳菲苑舉行，這是一個國家級的宣示會議：藝術史大會今年選出了新的主席，由中國北大的朱青生教授擔任；也是一個當面傳遞政治懇求的場合，北大書記將近四十分鐘的冗長報告里不斷讓教育部能夠支持北大的藝術史研究專業。而來自此屆大會歐洲主席的話，唯一有關此屆藝術史大會的會議內容的談話，就顯得輕聲短小了，他也是唯一感謝參與者而非主辦方與贊助方的開幕致詞者。這幾乎可以看成歐洲讓位給中國，政治表述在藝術史取得主宰地位之精微演出。
國際級會議的行程總是伴隨國族主義地理學的展示榮耀。中國無疑是最能淋灕盡致發揮的東道主。會議行程中除了安排許多特展外，還特別安排週一一整天去中國的故宮參觀，由於週一休館，等於是讓450余位學者獨享「無人」的故宮，這是多大的特權與享受啊！會議結束後還有圓明園頤和園的自由參觀行程。相較於迎賓開幕、周到的接待送行，愉悅的參觀行程，會議空間的準備就顯得局促，發表現場只有中英字幕的捲動，假設了世界藝術史大會的與會者，都應該是中英兼備的。同時由於場次與會場繁多，使得與會者必得在不同會場與場次中穿梭，採購想聽的報告，使得與會者很難專心的參與討論。雖然號稱世界藝術史大會，就此會的歷史與發展而言，僅僅是歐洲的藝術史大會。任何修讀藝術史或建築史的博士生都有深刻的體會，在藝術史的標準里，如果不懂德語、西班牙、義大利語，是不可能讀懂（歐洲的）藝術史的。這次會議發表者者中，台灣僅有三名參加者（包含我），其中一位還是在廈門大學教書的台灣人；東南亞除日本外無人參與（很難想像韓國，或印尼，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在東南藝術史扮演的重要角色卻闕如）。來自非洲，南美洲的學者僅有一兩名。就發表內容看來，歐洲藝術的展示與博物館，中國書畫禮器藏物成為兩大主要論題。年輕學者比例少，左派學者幾乎沒有，當代藝術的議題還未進入藝術史。這顯然是個地理的，而非歷史（世代）的會議了。
說此次大會僅僅是地理會議，是因為與會者報告的議題，是因為知識強權遞交態勢明顯，但會議本身卻是非-地理的。（歐洲的）藝術史這嚴謹的學門，雖然向歐洲之外開放了，向中國開放了，也僅僅是一個開門迎賓式，將中國，這個最能代表東方藝術之一的國家請進門，然後與之商榷，豐富內容，得以延續。說這是向新興經濟體的招手，向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轉向只說對了一部分。藝術史自身，有著更多Stuart Hall所謂的：The west and the rest的認識論傳統，此認識論傳統需要來自更多地理學意義上藝術史研究的挑戰而非僅僅淪為補充。想像一個沒有歐洲的世界藝術史大會可能如何，而不是一個歐洲與其他地方的藝術史大會。當然，也不應該是中國和西方（The China and the western）的世界藝術史大會。
（原刊於《今藝術》2016 十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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