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城鄉所畢業典禮致詞

2013，6/15 ＠台大總圖B1國際會議廳

今天到這裡，有幸參與國內最優秀大學研究所的畢業典禮，與有榮焉。對著曾經是自己師長、成為老師的同學們、還有的年輕學弟妹，我不禁懷疑想著，學妹邀請我來這，是否有點誤解，還是我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失敗案例？要引以為鑑？因為大部分的時候，我非常不善於stimulate人們，倒是humiliate 比較擅長。 當然，也因為我自以為還不夠老可以回來分享什麼成功經驗，另一方面比起我前後屆的學長學弟們優秀的成績，我自歎不如。

所以我來之前，努力搜尋看了一些名人的畢業典禮致詞，通常美式的畢業典禮就是幽默加立志，把個人的成功等同於某種人生志向特徵的強化與張揚，例如Steve Jobs在史丹佛大學畢業典禮的演說，一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名揚四海，歐普拉的「作自己」哲學，” If you doing work you meant to do, It feel right” 也令人歌頌。這世界對已經成功者而言很簡單，能夠堅持某種個性，理想，世界就會是你的。相對的，台灣有的在畢業典禮上的講者邏輯則剛好相反，倒不是因為言詞沒有那麼燦爛動人，而是他們就是將自己的成功的規則視為他人要成功的規則，例如：如果沒錢作交際，那就去跟父母拿個兩萬元社交。前者告訴我們，堅持自己想做的如何重要（當然，這是非常美國夢的，無須自省第一世界的結構優勢，美國人的成功是享受在不均等地理發展之上的等等），而後者則是告訴人們堅持成功者的規則如何重要。 前者告訴我們堅持自己喜歡作的事情，做到別人喜歡，做到讓自己喜歡的事情有價值，自然就會成功（找到財富與工作），而後者告訴我們堅持別人喜歡的事情，作社會喜歡的事情，才會成功（找到財富與工作）。我想兩者的差別正是國外與台灣面對教育態度的差別。

學妹邀請我回來母校對畢業生講話，列了三個主題給我，為了不讓我的壞習慣干擾在場畢業生的夢想，我選擇了乖乖的回答問題，當然答案是否乖乖的就很難說了。

城鄉所帶給我的轉變與成長？我猶記得剛入學的時候，第一次考上城鄉所因為我與大學畢業設計的老師吵架了，所以拿不到畢業證書，沒辦法唸。後來工作一年又進了城鄉所。當然，這也不禁讓我想到在研一實習課結束礁溪溫泉規劃後，我幾乎翻桌子與老夏吵架的畫面。

我們那一輩的學運份子有點得天獨厚，來自各種領域，使得跨領域的學習與合作經驗變得特別重要。我倒覺得說學運份子都是如何勇敢，衝撞、不畏強勢都太過了，我們有很多渴求的慾望倒是真的，那種在現實磨練出來的求知慾很難被學院所制約，所以我們要的很多。我們自己搞過underground seminar（那時參加的人很多，包含一起修課的外所學生，如現在社會系的藍佩嘉教授）舉辦各式課程之外的講座，有音樂的、次文化的、社會運動的，地景理論的等等，來的老師要付錢聽我們演講，然後買啤酒與零食給講者。

這讓我想起有一次與David Harvey的訪談，他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說從六零年代教書開始，他每學期都開「資本論導論」，那時沒什麼人要聽，學生也覺得無聊，因為世界太有趣，他們行動都來不及了，還有什麼時間談理論。後來他退休到紐約市立大學教書，同樣每學期都開資本論導讀，修課學生不但增多，而且非常熱情專心，學生表示：這完全能夠解釋現實，新自由主義的世界！馬克思不是在寫十九世紀的歐洲，而是當下。我想，我們那個年代也許正好有行動高於埋首理論的歷史條件吧！有位愛穿紅色卡文克萊內褲的學長每次唸完David Harvey，都會說我要高潮了！「真的，讓我第一次理解世界運作的樣貌，我要高潮了！」對比於他剛失戀，與新女友正在試驗期，我對他的話總是半信半疑的。不過，到也有點真實性，我們像很餓的孩子，從以前的保守的專業訓練解放出來，我們飢渴，想要找到新的看世界的方式，重新認識世界，進而干預或改變世界。的確，我們先老師衝上街頭，先老師抗議，拉著老師上街頭，而不是反過來。

那時我們剛從舊的土木系搬到新的工學大樓，我還記得那時在工學院上課，作實習非常邋遢穿拖鞋跑來跑去還會被王老師訓斥呢。學生研究室分成兩邊，工綜館和海外會，也就是傳說中的海外會年代，所上充滿了各種傳奇，如無殼蝸牛運動，如1990年三月學運到中正廟去上課，如反郝柏村任行政院長等等，師長正在進行的各種古蹟保存、社區參與與社會運動對我們來說逼得我們向社會學習，開放，並且努力介入，各種理論中，印象深刻的是王老師說的全盤規劃已死，以及幾乎成為所上教條的：「規劃即政治」。劉老師的「參與設計與空間劇本」，當然還有那個說話節節巴巴特別繞舌滿頭亂髮的夏老師：「國際分工的再結構」，陳老師的「都市防災與社區參與」，華老師的鄉音（都市）經濟學（天啊！），林老師的「工業區發展與規劃策略」，畢老師的「研究方法」，張景森的「規劃思想史」（對，那時候他還是我們優秀的學長與老師，不是敵人）等等，這些懵懂的概念似乎是我們在實踐規劃技術與改造社會的武器，除了專業課程外，還有許多精采的課程，如謝國雄的社會學，成露茜的性別與規劃，陳光興的文化研究等等，這些懵懂的概念也經由一次次的社會學習而變成信仰。我們學生中有許多本來就是各種政治與社會團體的一分子，也很多是各種次文化的一分子，這些傳奇使得我們也想成為傳奇的一部分。在海外會那段時間，真是青春專利最徹底的表現了。無限的體力，無畏的勇氣，當然，還有無聊的電動與失戀！！我記得那時候幾乎全所動員搞十四、十五號公園的時候，常常我的研究室一睡就十幾個人，幾乎比土木館的疊床架屋還要驚險，幾天沒睡的搞組織、打電話、寫論述、在bbs上（對，www還沒那麼流行）與中產階級筆戰，當然，還有打電動！之後的寶藏巖，紫藤蘆，溫州街日式房舍，芳蘭大厝，這些實例幾乎與我們的青春歲月一起成長。

我要說的是，一個好的學校不是培養出明星老師，而是勇敢智慧的學生，一個好的學校的聲譽靠的是學生的表現，而不是明星老師， 否則我們就不是進大學唸書了，而是進了培訓所，進了有名師的補習班。城鄉所的聲譽正是如此，是由學生與畢業生創造的。你的成就很多時候與你的同學有關，與社會歷史的條件有關，這是我要與所有畢業生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如果我今天還有一點點被稱為「活在左邊很優秀的畢業生」（另一位畢業生小潔之語）的條件，那正是這段歲月帶給我的機會與磨練。有志同道合的夥伴真好，就如同革命中最容易產生愛情一樣。所以，趁這時候看看你左右，你將告別的夥伴同學們，擁抱他們一下吧！這世界使得你們在一起，也給機會讓你們改變！

第二個題目，學生希望我談談「畢業後，離開相對安全的校園環境後，如何去選擇與面對現實的社會（從學校到社會的過程）」？安全的校園環境？校園大概是最容易帶壞你的環境了，相對於社會資本主義要求的規訓人生而言。我不知道有沒有這種統計，我們那個年代或許是蹺課最多，作業沒交最多的一個年代？我也許是個特例，在研一下學期的時候，為了籌措生活費與書錢，我到立報去當半職記者，成露茜老師（我生命中影響我最深的一位老師）那時剛回國，也被邀請來城鄉所開課，她是台灣立報創始人，世新大學創校者成舍我的么女。在我工作的時候，她極度的信任我，於是我在研一進入台灣立報社工作，認識了影響我終身的工作伙伴們，研二上我們從立報週日版與專版中心獨立出來，就創辦了破報，台灣第一份另類文化刊物，那時候也許我是全台灣最年輕的總編輯。於是，我幾乎就像個業餘學生一樣，白天搞運動，晚上搞刊物，剩下的時間就沉浸在知識與運動的樂趣中，甚至我還當了兩年的地下電台的DJ，在寶島新聲電台，從六零年代的搖滾樂一直講到九零年代的電音，我想，我應該是全台灣第一個對著計程車司機播放電子舞曲的第一人。那時，還是寶島新聲電台除了一個新聞評論節目（那時的地下電台，幾乎全部都是政論節目）之外，觀眾票選節目的第二名，是第一個不用閩南語主持的主持人。

校園與社會有不同的真實，但老實說，這些年我又回到學院內，哪邊比較險惡很難說，一種是知識分子奸詐抹黑權勢之鬥，一種就是我們批判已久資本主義的世界，我們向來很容易與批判的對象相處，比我們自己想像的容易的多。我只能說，每種選擇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畢業之後，同學們各奔東西，左派理論與激進理論對很多人來說是絆腳石，對很多人來說，如果你理解世界的運作，剩下的就是選擇，而非困難了。所以我們有的同學是非常傑出的教授、建築師，有的是大公司董事長的特助，有的是立法委員的助理或政務官，甚至還選過市長，有的則是用政治經濟學去當股票分析師，後來又一頭栽進綠黨的工作。這常常讓我想起還在研究所的討論，有一次我們討論到E. P. Thompsons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有許多人罵他的「轉向」，從一個堅實的馬克思主義者轉向文化馬克思主義，在一篇訪談時他提到，他其實從來沒有注意到學術專業與領域的限制（大意如此），他只是在路上，被美麗的風景吸引過去而已。我想，專業訓練，多多少少就是讓我們忘了路上經過的美麗風景，忘記康德說的人就是目的，我們直線的走，從生到死，只為了成就某種專業成就，而忘了成就本身不是我們人生的目的，人生才是。這是我想跟畢業生分享的第二點心得。我們面對社會並不是從離開校園開始的，對吧？我們珍惜校園生活，多半是因為那不可得的純真，在勢利還沒顯得如此關係到存活的環境，所以離開了校園，更應該將社會改造成我們曾珍惜的環境，不是嗎？

我想，我幾乎也回答了第三個問題了，畢業後的人生旅程中，遇過什麼困難又如何克服，進而找出自己的方向？我在城鄉所念的夠久了，這麼久，我都不知道是傳奇還是污點，我碩士念了五年，博士念了九年半（據我所知，是台大第一個超過年限的博士生，教務長還在公文上寫到：此生極為優秀，特允延長半年。我想這是夏老師為我求情的結果），當然，後來知道這個紀錄馬上被同是城鄉所的學弟打破，甚為扼腕。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工學院一直很討厭城鄉所的原因，實在沒有效率，不成體統。在很長的時間中，我總是半工半讀，從高中開始（我還記得暑假去電子加工廠生產線上鎖螺絲的景況），若是生在中國，就是標準的紅五類了，我的父親在大陸是農民，十四歲被抓去當兵，後來隨軍撤來台灣，連自己親生的女兒都來不及見上一面，我外公是台中梧棲港的漁民，我小時候暑假上過船，吃了二個月的鯊魚（鯊魚肉不值錢，漁民通常留給自己吃，將珍貴的魚種賣出），剝了兩個月的牡蠣，現在看到牡蠣一點興趣都沒有，總是想到小時候手上數不清的傷口。也許正是因為這樣，使得我唸馬克思一點困難都沒有，當然，我的生命中沒有恩格斯，所以只能自食其力，不能專心鎮日寫作了。

我學會在最困難的時候想到我外公與父親，想到我外婆與母親，最困難的時候想到我眷村的兄弟姊妹們，我何其有幸，在我遭逢打擊時，總還有點激勵作用。歷史告訴我們：每個革命份子，都是首先作為那個要被革命階級的家庭的背叛者而生的，所有革命的孩子都出身於要被革命的階級家庭。我何其有幸，可以在不同階級中找到同志。念書時的同窗，工作時的夥伴，志業上的同志，這三者都是人生旅程重要的支柱。

我一直相信，你只要一直做你想做的，你總有一天會被看到，你無需附和他人，無需諂媚，無需懼怕。我很幸運的拿到博士後（四月），就被人找去高師大任教（八月），很明顯的原因不是我拿到博士了，而是我已經有了一些成績被看到，博士只是符合社會規則而已。回想起來，我曾經因為家庭因素放棄了國外大學的獎學金而沒有出國唸書，不過至今也殊途同歸了。唸博士最好的結局，不就是在國立大學當老師嘛？如果你的人生目的只是要進學院當教授，那可能離教授越遠，就像我常跟學生說的一句話，你老想著要畢業是不會畢業的，但如果你老想著想做什麼事情，非做不可，那你就自然會畢業了。柄谷行人曾經說過：「越是主張建築是設計意志的完成物，就會離實際的建築越遠」。我想這句話拿來描寫人生也非常適當啊！這是我想與各位畢業生分享第三個心得。

最後我想與各位分享的最後一點心得，乃是知識分子的使命，作為這個問題迂迴的答案。第一個，我想說的是羅蘭巴特所謂的：業餘的愛好者（L’amateur），這是在Ronland Barthes被翻成中文的《Le grain de la voix》（《羅蘭巴特訪談錄》，我還是比較喜歡這本書的原書名，聲音的質地），對於我的媒體與記者身份（嚴格來說，是另類媒體），我賴以生存與求學所需長達十年工作，我既不專精也沒有所學，我只是個業餘愛好者。對於社會運動，雖然參加多次不同抗爭主題與形式的運動，反核、反拆遷、反戰、反WTO，其中有一次還因為自己的過度憤怒而成為領導者，然相對於工運以及學運前輩們的功績、我時而逃避不了的文人與小文青氣息而言，我是個業餘愛好者。對於音樂，大學不成氣候的玩團，當過臨時黑手拿卡西的貝司手，在「自己搞歌」演出自己所作的二首歌曲，全然脫節與音律不準，我終究也是個業餘愛好者。相對於我的專業（大學與研究所造成的社會印象），雖然我作過一些研究案、規劃案，主導過幾個小公園的設計、參與競圖、作過地方文化館輔導團以及高雄市中長期文化發展策略報告，或者充當評審，但比起天才們的創意與設計能力，我不會說自己是個建築師、都市計畫師，或者基金會說的「高級規劃師」，也不會承認是個景觀建築師或都市計畫專家，我只是個業餘愛好者。對於影像，若沒有釗維的幫忙，我不會產生一支「紀錄片」，拍的零散各種音樂祭與社運底片，塞滿我發霉的櫃子，我是個紀錄片工作的業餘愛好者。對於文學，雖然拿過從小學到大學各種大小的文學獎，大二時也拿到聯合報的極短篇小說獎，我從來不是個小說家，或者大膽宣稱自己是個文學家，頂多只是個對於文學有所品味的業餘愛好者。那，從那一個層面、表現、專業、領域中，可以說我是行家呢？「當製造者與消費者的距離愈來愈大，這其實已經不再是個業餘愛好者的社會。」Roland Barthes 說。而任何一種專業訓練，越是穩固的專業訓練，不就是越在消滅業餘愛好者的生存空間與發言權？我們常常被說成是：空間專業者，我想對於我們來說，這是非常好的提醒。 我們在面臨人生或者成就選擇時，這也許是一個非常徹底，甚至基進的提示了。 知識分子如何能以專業技術來期許自身呢？業餘愛好者不就是完整人生最好的描寫嘛？此其一。

其二，讓我引用Edward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書中的句子，他引用一個十四世紀印度學者說的話，

「作一個初學者，他熱愛自己的家鄉。作一個強者，他愛全世界。作一個完人，他什麼都不愛。因為一個初學者，他會把他的愛全付出在一個地方；一個強者，他會把愛推及全世界；可是一個完人則對這世界止息了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