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孫權
永遠排不到免費民主香腸
「我持有對現實的欲望，因為我相信我的欲望的實現！」凌晨兩點開車衝上台北的時候，腦袋一直浮現這句話。是的，今天我要上課，還有生平第一次的個展要開幕，但看到我學生朋友都在行政院遭受警察暴力對待，我無法靜心，除了衝車北上，別無它法。我無法強迫學生「罷課」，或如其他老師強迫他們若不到佔領現場就要寫一萬字的報告。但容許我請假吧，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補課，因為老師不能將自己的政治判斷加諸學生身上，而上課是討論政治判斷的基礎，知識並不亞於街頭；同時，街頭也不亞於知識，我們要改變的並非文詞美妙思辨精采的腦波，而是現實。
「禁止一切禁止！」明天的課是「文化行動」，這是我來高師大教書後每年必開的課程，通常從六零年代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與68的學生運動開章，以第三世界與解殖的觀點來理解歐美中心的花的革命是如何產生的，中間經過國際情境主義，1999年重要的西雅圖反全球化運動產生的翻轉和全球獨立媒體中心（indymedia center）的興起，墨西哥原住民解放軍的Zapatista 精采的副司令Marcos的童話革命哲學，到後現代花俏的各種政治塗鴉、電音派對以及環保先鋒主義、監督不良企業、文化反堵等。從318學潮發生以後，許多畢業的學生又拿起當初上課的文本開始閱讀，並告訴我：「當初我有唸沒有懂，現在我懂了」。於是，知識變成了實踐力量，故事變成經驗。
除了六零年代的嬉皮文化是帝國主義的殘響外，其他的運動其實都緊扣著一個主題：新自由主義與自由貿易協定。新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復僻運動，將全球的貧富差距拉回二戰前的「水準」，新自由主義不是經濟成長的哲學，而是財富分配的技術，是解除公共、集體、福利等人類好不容易歷經工業革命後努力習得的公平社會的制度安排。而自由貿易協定，則是讓新自由主義能夠全球運作的國際「協商」手段（連協商都不用的是美國對待智利、伊拉克的模式），是巨型經濟政體最有效的工具，透過國與國或秘密，或脅迫的約定（如美國的TPA法案），使得財富移轉更容易，而弱勢的產業（如墨西哥原住民的耕地，台灣的小農）被犧牲，人民公共財被賤售（如國有土地、國營企業），集體消費被財團化（如醫院、大學、住宅、交通運輸、電信、電力、甚至水源），新自由主義的解除管制聽起來很可口，真正的意思就是解除資本運作的限制。
1995年WTO成立，此架構要取代世界貨幣中心（World Bank）成為國際組織。為了台灣入WTO，李登輝在1996年喊出了亞太營運中心。更早之前，行政院在1989年成立了「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小組」，1991立法院通過「公營事業轉移民營條例」，直到2002年，台灣才正式加入WTO，過程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中華電信工會2000年左右的抗爭事件。中華電信是第一家採取私有化的國營企業，當時是台灣最大的電信公司，亞洲第五大，世界排行第十五。自從中華電信私有化後，國營企業私有化就幾乎沒有遭遇任何阻礙了，之後台星、台紐貿易協定，美國牛肉（健康考量多於顧忌自由貿易協定）之後也無任何阻礙。台灣政府並非今日才喪失保護人民財產的義務，在更早之前，台灣其實已經讓國際資本予取予求了。如果真如馬江政府宣稱的自由貿易協定這麼管用，為何參加WTO後經濟不見好轉？中星中紐貿易協定之後，台灣又哪裡獲利了？
中國因素當然是此次反服貿會引起這麼大的動員力量之一，反對黑箱作業的公民屬多數，如關廠工人反對自由貿易協定則是少數。318學潮運動並非是針對與中國服務貿易協定，也是冷戰結構的歷史殘留，美國重回亞太戰略，與新自由主義與區域經濟強權的複合病徵，中國只是病因之一。因此，我們不要將此次學潮與公民行動當成是複合病徵的反應而已，應該是要創造，創造去理解新自由主義在台灣的詭計之機會，創造堅決反對自由貿易協定（而非自由貿易）的基礎，因為我們既不願意餓死，也不願意活在百般無聊不公不義由資本操控的世界。FTA(free trade agreement)不會讓世界更好，只是讓富有之人（國）全拿（fat take all）的遊戲。
（刊於《今藝術》2013四月號，寫於三月二十四日凌晨，北上支援學生遭受行政院警察暴力對待的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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