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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網絡社會年會(IUF)黃孫權 |歡迎致詞:挑戰技術烏托邦的政治對話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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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孫權教授大會主題報告,介紹網絡社會研究所九月份在香港與美國紐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合辦的「中國文藝黑客松-合作松2」

歡迎各位來到今日毛毛細雨的杭州,我謹代表中國美術學院、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高士明教授,以及跨媒體藝術學院院長管懷賓教授,歡迎各位朋友的到來。他們兩位現在正在舊金山,與舊金山美術學院聯合舉辦「哲匠之道—中美藝術和教育的核心現場」交流展。杭州既是歷史中國人文薈萃之所,也是當代中國新技術─經濟模型的發源地,相信各位在未來幾天內會深刻感受兩種美學與速度交匯的樂趣。

今年的第三屆網絡社會年會,智慧都市網絡/Intelligent Urban Fabric,urban fabric 來自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概念,我們希望在這個基礎上,重新討論有關政府治理與政策、智能城市、民間倡議組織以及市民科學等等關鍵作用。

請容許我回顧網絡社會研究所年會,圖中展示的是2016年第一屆年會,那時候網絡社會研究所剛剛成立,有三個願景。

第一届网络社会,希尔特·洛文克发言

首要是為中國美術學院的師生們帶進新的資訊,讓大家能夠理解與重先構造當下的社會現實;第二,我們希望在美院的支持下深入國際連結的工作,除了學術活動外,也進行出版跟研究的計劃,以及在中國首次實驗的文藝黑客松的計劃;第三個,在前兩者的基礎上,進行持續性的本土研究,期望能夠提出中國正浮現之獨特的網絡社會生產方式,新的技術─經濟(金融)模型正劇烈的重構中國的社會與生產關係,我們需要認識論更新以及提出新的方法論,以與國際學界對話,而非只是握手會議。

第一屆年會的題目是Forces of Reticulation/網絡化的力量,從廣泛的跨學科,包含社會、科技、文化,甚至社會運動的角度來重新認識當今網絡化力量的種種。第二屆年會Another Walk with Lefebvre/與列菲伏爾前行:算法時代的都市論與日常生活批判。在第一屆概觀的探尋之後,網絡化不能脫離城市,或者說都市,因為都市是啓動所有新的技術經濟模型的核心基地,我們因之追溯更早之寶藏,左翼經典的都市理論如何討論城市與人類希望之可能,列菲伏爾的思考是當中最值得重視的思想資源。

第二届网络社会年会嘉宾签到大会现场

除了年會,網絡社會研究所還做了很多」活動」。每年我們辦一次到兩次文藝黑客松(China Art Hackathon),跟一般的hackathon不太一樣,已經成為某種實驗品牌。我們每次都會策劃特定的主題,邀請設計師、藝術家、策展人、社會學家、專案管理人員跟程序員一起合作。第一屆黑客松叫做「loadingthon(落地松)——重新做一個杭州人」,專門談杭州城市的一些特定處境,以此探究自身存在的城市。第二屆叫做「civicth0n(百姓松)」,聯合台灣高雄師範大學跟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一起做了一個VR工作坊,並邀請台灣數位政委唐鳳(她同時是國際知名的開放原始碼行動者與黑客)指導兩岸學生,如何通過VR的技術參與公共、民主的討論等等。最近兩年我們花了很多力氣在平台合作主義上,積極促使技術工程師與合作社的合作,第三屆的文藝黑客松是coopathon(合作松,cooperative and hackathon) 在上海舉行,我們邀請程序員跟合作社的社員(包含日本、韓國、香港、大陸跟台灣等各個地方的組織)一起參與,讓「技術的合作」同時也能是「合作的技術」。

四次中国文艺黑客松

今年9月份我們剛剛結束在香港的PCC HK 大會(platformcooperativism consortium HK)的工作,除了參加PCC HK大會正式報告,在大會之前兩天我們舉辦了第四屆的文藝黑客松-「合作松2——透過合作松落地的技術」。讓全球的合作社跟進步的程序員們知道,有一種新的、團結的社會組織的力量,基於這種新的力量,才有可能談平台合作主義。我想請各位先看一個紀錄短片,是我們前年在上海辦的第一次合作松活動「滬托邦——為了合作社的編碼」。

香港PCC大会宣传与合作松2现场
香港合作松所有参与者

在PCC HK大會舉辦的合作松2更加有針對性,有了第一次在上海的經驗後,我們的確開發出一些不錯的原型(prototype),有網站、APP等等。這是今年9月份香港活動的所有的參與者。除了台灣、香港和大陸的程序員們之外,還包含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程序員合作社,叫colab,也包含俄羅斯、印尼、新西蘭的一些程序員。整個PCC大會大概有30幾個來自世界各地不同類型的合作社跟合作社平台來參加。

香港PCC大会全体参与者合影)
合作松2 短访影片
百姓松经剪视频
上海合作松1 集锦

接著就來到了今年第三屆網絡社會年會。這次的年會基本上是一個平行會議,我們上個週末在台北也舉辦了兩天,議題跟杭州這場有些差異,參與的學者朋友也不太一樣。在我的構想中,兩岸的政治與社會體制差異需要細緻的討論基礎,但也面臨同樣的全球競爭處境。為了對抗技術決定論的智能城市論述,智慧都市網絡是一個實驗性的初次出發與探索—- 我們開創了一個具有深度發展空間的」品牌」與啓動論述,各位來自各地講者願意從不同角度來深刻參與,並且願意背書支持這樣的發展,在台灣由文化部支持,在杭州由中國美術學院支持,我想信這種華人世界內部深刻的反思性進步以及國際學術界與技術前沿者的思考,方能使我們走的更遠。

台北智慧都市网络国际论坛,罗布·季钦(RobKitchin)发言

因為我們都必須面對地方的一些特殊的問題。今年的年會,我們一開始想的事情是從這張圖來的。

巴西圣保罗贫民窟

大家可能都知道,這是很有名的一個在巴西聖保羅的例子,叫做gated communitiy,門禁社區,這在都市計劃界與理論圈里討論非常之多。這些中產階級置身於都市集體消費之政治框架外,這意味著,拋棄那些未能自動化的市民,成為菁英,不再對民主的政治協商有所助益。他們不會是促成轉變的力量,而是民主政治失敗的受益者。更糟糕的,堡壘之外,智能城市正由產官學大力推銷,資訊資本主義將透過智能城市完成下一波積累,他們關注的是治理與技術本身的進步,而非社會正義與市民福祉。當城市面臨越來越不公平的都市設施供給,造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等等問題,有些人就可以背對街道享受一切生活,可有些人在街頭面臨生死存亡。

最近飛利浦設計公司提了很多方案,我說這些是叫做gated community的升級版。這個「2020年可居城市」,是由飛利浦設計公司做的,他們想象未來城市是一層薄膜,這個城市是會呼吸的,會活的,作為給中國未來發展的提案。

为中国而设计的“2020年可居城市”,颠覆了我们对建筑结构的认知。建筑外貌被设计为活的皮肤,而非仅仅为了遮风避雨的毫无生气的物料
宁波智能城市效果图)

這張圖是位於寧波市(非常靠近杭州的沿海城市)飛利浦公司所提的智能城市方案,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處境從 gated community,慢慢”惡化」成technique fortress community,即以技術驅動的堡壘型的社區。

這整個轉型非常非常的快,快到我們幾乎不太來得及應付它,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美國、歐洲、韓國、新加坡、墨西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加拿大等等無一不投下鉅資,巨型IT公司的利益變成都市發展的主要考慮。當然,最有名的從門禁社區發展成城市成為建案的案例,是IBM自2011年發展的「smarter cities」 ,IBM在全球號召各種不同的更聰明的城市方案,有2000多個,可是到目前為止存活的大概只有130個左右。

IBM更聪明的城市

很少人知道它們的成效怎麼樣,但我們知道在這幾年的過程里,IBM從它所提供的服務與設備里賺了將近381億美元的利潤,也有人估計全球的smarter City的市場已經超過500億美元。換句話說,都市的發展逐漸以巨型IT公司的利益為利益。我非常「喜歡」IBM的CEO講的這句話,他說:「蓋一個聰明的星球是非常實際的事情,不需要任何意識形態」。(Build a smarter planet is realistic precisely,because it is so refreshingly non-ideological.)所以他們號召了城市開發商、城市管理者一同進行電子治理(e-governce)的大業,可以想見這需要賣更多的設備、監視器、雲端儲存資料以及更多的技術整合系統資源。技術一定可以服務城市各種不同功能,滿足城市未來的需要,而且是即時滿足。

總之,現在主流的智能城市的談法都宣稱它不但在經濟上可以造福城市居民,在人群、治理、移動、環境,甚至我們所有的生活都可以被滿足。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對這整個轉向有些擔心,他認為從60年代福利國家模型結束後,到8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整個城市從一個管理的福利系統(mangerial welfare),轉向一種都市的企業化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換句話說——我套用馬克思在1847年寫的共產黨宣言里的話——一個幽靈正在整個星球上面漂浮,這個幽靈就是數位縉紳化(A spectre is haunting Planet— the spectre of the digital gentrification.)。我們有許多例子可以表明數位縉紳化的結果。

我首先想跟各位說的是smart跟intelligent的區別。前不久我跟王堅博士討論,他也覺得台灣大概犯了一個錯誤,把smart city都翻譯成智慧城市。在中文的語境里,「智慧」跟「智能」是完全不一樣的意思,我們可以說一個耳機很smart,我們會說「萬能鑰匙」,會說「萬能的電冰箱」,所有無線控制設備,在你回家之前,就可以幫你把水煮好等等,我們有各種不同的智能相機,甚至連馬桶都可以很智能。但在中文的語境裡頭講intelligent,通常意味著,我們能夠更成熟地處理我自己跟人們的關係,或者更成熟地處理人類跟環境的關係,也是要考慮我們所處星球的一切。

智能與智慧差別

 

不論城市的精英、大型IT公司管理者、城市治理官僚、甚至連中立客觀自由主義者的技客(geek),都會覺得技術就是種萬能藥,吃了它,所有事情都可以解決。

真實的狀況怎麼樣?讓我引用美國歷史學家梅爾文·克蘭薩貝格(Melvin Kranzberg)講的話,科技文化領域的人都熟悉這句話,他所說的技術的原則(laws of technology)的第1條就是:技術並無好壞,但絕非中立。( Technology is neither good nor bad; nor is it neutral.)技術在傳播過程中,總是對先掌握到技術並有熟習的文化使用者有利的,這使得技術總是偏向社會當權階級。當我們細讀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有關機器與工人處境的文本,馬克思仔細分析了英國當時工業技術與機器引入的狀況與工人階級的處境,他總結的說:「可以寫出整整一部歷史,說明1830年以後的許多發明,都只是作為資本對付工人暴動的武器而出現的。」(p563. Capital volume 1)當我們討論智能城市、討論各種技術的時候,我們必須永遠記得這個提醒。

智能城市、智慧市民、智慧器官动力关系

 

假設我可以更結構地解釋我們當代的環境,我會說整個由上而下的聰明城市(Smart City)計劃,基本上是一個地方政府與商業合作的模式所引發的都市化過程(local state-business-led urbanization),他們所用的工具就是Smart City;同時有一個屬於由下而上的底層力量,廣大市民想要參與的過程,稱此為智慧市民Intelligent Citizens;在兩者中間,有很多不同的組織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說公民科學(civil science)、黑客文化(hacking culture),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全世界範圍里出擊、常常替小市民出氣的Anonymous(匿名者)。但是黑客文化有個問題:他們是自由主義的信仰者,卻相信科技是萬能藥。所以有的時候與管理階層分享相同的價值,他們也覺得技術可以解決很多事情,可最後其實只是促進了技術本身的進步,而對人類的福祉、對社會正義並不一定有幫助。有些時候,黑客精神的分散式、去中心、實驗性的、自由主義,以及詩意的想像仍是瑰寶,關鍵乃是我們如何讓此種精神能夠物質化的生根(taking roots),成為可接近的技術,而不是淪為〈加州意識型態〉作者Richard barbrook所謂的」雅痞資本主義」(hippie capitalists),成為富足又能自主的新階級而已。

在這結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如台灣的G0V,看到這次會議的參與者dyne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汎荷學社(Waag),作為PCC─HK組織者之一的P2P foundation 荷蘭的網絡文化研究中心INC,以及也到了現場的柏林的一個合作社組織與公民提案平台ID22等等。這些組織正在溝通一種新的讓技術落地生根的過程,正是我們我們稱之為生根類的組織。他們正讓技術變得不再高端而遙不可及,強調的是適用(appropriate)與可負擔(affordable)的技術。這些組織正慢慢形成一個中間層,也許我可以稱他們叫做intelligent organs,智慧器官。這些組織正在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兩股力量的交鋒中、利益衝突中磨煉、爭吵,甚至居中協調,成為這個結構里重要的角色。

第三届网络社会年会”智慧都市网络” 专题结构图

總之,我們需要有一種新的理論以及產生一種朝向實踐的力量,那就是創造出一個可對話的政治框架,我們才能夠處理這一新的經濟-技術模型帶來的重要轉變。簡單講,我們必須把Smart City、Intelligent Organs和Intelligent Citizens三種的力量放進對話的政治框架中,由上而下的為了」共善」的智慧城市、與由下而上智慧市民參與,中介的技術團體的之智慧器官,三者正在競爭未來都市意義。

什麼是Intelligent Urban Fabric?對我來說,特別是在中國,它是一個在巨型的工業化跟都市化發生的過程里,由技術所驅動的差異地理學所交織出的網絡。我們要研究的是正是在這個網絡上形成的新的社會、經濟、文化的關係,以及新的城鄉關係。這就回到了列斐伏爾的說法,我們要把城市當做一個集體作品(œuvre)而不是一個產品(product)。在1983年,著名都市研究者曼紐爾·柯思特(Manuel Castells)在他的《城市與草根》(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這本書里,有一個影響深遠的研究成果。他問:什麼東西才可以改變都市的意義呢?我們怎麼去辨認一個都市,怎麼才覺得這個都市是我的,好的或壞的?柯思特認為,最重要的並不是由那些建築的形式、紀念碑式的高樓大廈、那些公園、馬路、邊界來決定的,都市意義來自於新的都市社會運動,只有都市社會運動可以造成都市意義變遷,新的都市意義是被新的都市社會運動所創造的。我願意稱當今此種新的都市社會運動為都市的信息化運動(informationalized movement)

以智慧都市網絡(intelligent urban fabric)作為問題意識,旨在探詢由技術差異地理學所產生的都市化與工業化之網絡上所浮現出來的社會文化與城鄉新關係,將都市作一個為包含了市民權、永續以及科技發展之整體網絡的研究對象。我相信,唯有將三者放在都市治理的對話政治框架中,信息資本主義下的新都市運動才能轉化都市意義,這將物質化開展重構地緣政治,亦即能夠轉化當前全球運算的政治:一個由人類數位軌跡造就的未來而決定了今日現實的處境。

 

最後我想用兩部科幻小說來解釋我們的一些想象。左邊這是我非常深愛的小說家菲利普·狄克(PhilipK. Dick)的《尤比克》(Ubik)。他有非常多膾炙人口的小說被改編成電影,像《少數派報告》、《銀翼殺手》、《高堡奇人》等。《尤比克》是我最喜歡的一本,它非常荒謬、不知所云卻令人真實恐懼著。據說人們在這個星球上生了任何一種病,得了任何疑難雜症,比如你在時空穿越時遭遇的創傷,或者在生與死之間錯亂的記憶,那麼只要拿著這瓶萬能噴劑噴一下,你就好了。右邊這個圖是韓國的松島計劃。這大概是目前進行的最大的一個智能城市開發,它是由思科公司(Cisco)、美國著名的房地產商GALE INTERNATIONAL與韓國政府合作的計劃。他們想要做的是u-City,是一座萬能城市,一座人類中心的智慧城市,最終成為可複製販賣的」亞洲大腦」,做完以後再賣到中國跟印度。我常常在想,Ubik跟u-City之間的關係是什麼?(u-明顯地乃是ubiquitous的前綴,指通用/萬能/普及)。有沒有一種萬能藥真能解決人類遭遇的痛苦,解決這個世界里的社會不公?真的有一座萬能城市能解決人類普遍面臨的痛苦、分配不公與城市驅動的貧富懸殊差距?我並沒有答案,我只是每次看到這個巨型的城市,就想到Ubik里的萬能噴劑,小說令我恐懼而現實建造的萬能城市則感覺想像力貧乏,是萬千商業計畫的一個,又一個程序城市(programabel city)而已。

道格拉斯·亚当斯,《银河系搭车客指南》

另外一套小說是我特別愛的道格拉斯·亞當斯(Douglas Adams)的《銀河系搭車客指南》(The Ultimat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系列,共有五本。在1976年的第一個版本里,一開始他寫道,我們這個星球的人,常常會覺得不快樂,而不快樂的原因都與某一種綠色的(或各種顏色)的小紙片的流動有關,這可真是怪是一樁,因為從頭到尾不開心的又不是綠色小紙片!這是我想說的:我們不開心的原因,從頭到尾也不是因為技術不進步啊!。

我們希望這次會議能延續上屆年會帶給我們的一些啓發。列斐伏爾非常喜歡談possible跟impossible的關係,他曾說「impossibleis our desire」,不可能就是我們的慾望,人們總是慾望著不可能。這些夢想、這些烏托邦、這些我們想要去的地方,會幫助我們轉換我們體驗與愛這個世界的方式。這也是我們這次年會想要從各位專家、各位朋友、各位參與討論的師生們那兒學到的東西。

我再次代表中國美術學院歡迎各位的到來!希望這兩天的會議以及最後一天的工作坊能非常順利,謝謝大家!

(發言稿修改於2018年12月10日)

演講簡報檔

黄孙权-third-conference-of-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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