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的還有「小確幸時代」的降臨！
一般人無法改變世界，於是夢想買台iphone 4gs，買個LV包包，蒐集便利商店貼紙換隻憤怒鳥筆來證明世事可期，證明還活著參與了社會變動。小確幸保證了人民的消費的參與感，所以革命不會發生，小確幸保障了消費機會平等，所以革命是多餘，還不如多撈點錢實在。但是文化界的小確幸硬比一般人要高檔一點，首先，要先有連署，然後行動、記者會，最後有機會成立成立撥款重新分配小組，然後問問有機會當總統的先生小姐們，用最露骨但隱晦的方式說，我們的機會有多大？
這幕幾乎為台灣近20年來藝術與社會運動關上最後的門，老實說就是關上小騷動的門，確立小確幸的康莊大道。
在台灣學運初期，小劇場改變了運動場域裡頭的布條與口號的腳本，另類刊物如同從校園爬出的怪獸反擊政黨媒體。這種小騷動是由政治解放所帶來，絕不能反過來說。1990之後，噪音開始洗刷搖滾的肛門，而搖滾則地下蔓延集結成為音樂祭，免費的電音派對佔領荒地工廠，女性電影節與女性戲劇節與學院裡的激進女性主義者打著父權巴掌現身，藝術家上街頭佔領北美館反對館長任命黑箱作業，替代空間成為美術館另外的選擇，這個階段小騷動以「另類」一詞安身立命。在2000年前後，電音派對變成公部門的公辦舞會，音樂祭制度化成為每年度的文化週年慶，自由飆車的年輕人被吸引到府前廣場追隨偶像，放棄他們的金屬雄壯的排氣管換上「xx我愛你」的舉牌，戶外電音趴變成夜店。1996年國藝會成立，1998年「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成立，2000年台北市文化局成立，藝術家從自主經營的替代空間到排隊申請補助，或成為公共藝術的接案者。用來取代1990年代那些小騷動的政治行為，就是小確幸，抱著我做一定比別人做好的高尚勇氣，努力爭取所有補助。
以前，藝術家還會在政治所打開的縫隙中努力現身，被推著前進的他們總也能獲取正當性，上世紀結束之前，他們索性放棄第一時間的參與，成為最後收割者。以前，藝術家還有決心自造一個外於政府機構的空間，現在卻連開個店、架個網站都要拿國藝會的錢。
無論藝術家們如何在街頭搔首弄姿，一旦他們以藝術家的身分出現，就勢必成為某種無用的上書，除非他們放棄藝術家（那種可以無限並隨時變換姿態與選擇）的身分開始如同市民般的站出來並且受苦。藝文界的抗議、連署從來沒有什麼特別，最特別的是市民在街頭抗議反對時經常遭受到訴訟與警察暴力，而藝文界則在抗議之後增添了自己的象徵資本。
喃喃自語或畫地自保的藝術行動是資本主義的剩餘而非其他，可以確定的，喃喃自語的行動不能保障藝術家自己，更遑論出錢的納稅人。 如果這個分配機制如此有問題，那麼要問的就不是我們為何給某甲這麼多錢而某乙如此少，而是到底誰建立評審機制，或直接一點，誰是評審？台灣的藝術圈小得可憐，那些急喊著分配不均的A名單中，不是很多就是決定了別人可以拿多少，得什麼獎的大腕嘛？或者自己每年都有分到的次大腕嘛？當與建商合作關係良好的人身在其列，要我們如何相信這場行動不是鬧劇？
我曾目睹一場最傑出的佔領藝術行動在日前文化界人士質詢三位總統參選人的現場發生，傑出的文化人質詢沒有吸引我的目光，反而是在質詢現場世新大學管理學院的大樓上，一群樂生青年將幾條布條垂下，寫著「救世界遺產 樂生在走山」的布條讓我震撼不已。
這是佔領，在大官媒體雲集之下，說出了這個社會永遠沒有被認真對待的聲音。這也是藝術，在景觀社會中製造了真正的噪音。而這也是小確幸時代的異數，當然，這群人不是藝術家！（今藝術，2012 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