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3日，下了捷運走了長長一段雨路，我陌生地到達了橋下公共空間但顯然成為私營地的酒吧。這應該是20年來唯一「爆滿」的「黑手」演唱會了。也是樂迷平均年齡最大，熟識的老朋友最多的一場演唱會了，光在門口抽煙就遇到了何東洪，楊祖珺，陳光興，鐘喬等舊識。
在《破報》解散時我曾自嘲說過，我們應該在孩子20歲前就殺死他，避免他們如成人般的腐敗勢利，終究變成跟曾經反抗過的人一樣。笑語總是箴言。我帶領「諸眾之貌：亞洲社會運動資料庫」計畫中為黑手拍的紀錄片：《福氣個屁！工人樂隊黑手那卡西》，片尾的集體採訪與對談笑容竟然真的成為歷史了。
內鬥的文化團體不知何幾，但很少有文化團體自己出來搞個「崩解」演唱會，告知親朋好友，黑手結束了。顯然的，這是一種抵抗繼續這樣下去的信念，對黑手自身15週年演唱會「就這樣辦！」的反對，重新回到黑手11週年演唱會的自我提問「該怎麼辦？」。至於為何要抵抗「就這麼辦」的原因，外人只能從臉書網絡上的輕浮煙火窺見局部，黑手成員鬧翻了，跟工委會，火盟／民陣，選舉路線，團員民主參與，集體決策，督導員制度等等有關。演唱會上，黑手三位成員禁語，不做解釋。認真地一首首唱著，回顧著黑手20年來的經典歌曲，就彷若回顧我們這一代社會抗爭的歷史。抗爭會過去，音樂成迴響。但歷史總是回應著抗爭的，歷史總是一直回應著反對繼續這樣，「就這麼辦！」的力量。
黑手從工運的伴唱那卡西，開始學習與工人一起做音樂，最後變成與諸眾（樂生院民，性工作者，工殤團體，移工群體，外配，精障者）一起做音樂，最後透過團體互訪互唱，開始勾連不同群體的意識，將被壓迫者的處境政治化，一般化，直指結構的壓迫而非個人與少數族群之命運蹉怨。一路上，他們就是社會運動而非為伴奏者，他們直接參與了「新人」的製造，開始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意義上的「新的野蠻人」的創造力，從窮人與被壓迫者中製作相互的愛。難道這不就顯示了諸眾不是已然存在（being），而是等著被製造的（making），不是具形具貌的身體（body），而是逃逸，拒絕，出走的小鮮肉（living fresh）。
既是如此，放棄已成形貌的身體也不可惜。黑手應該放棄黑手，或說，成為黑手們，成為院民，成為性工作者，成為工殤者，成為外勞外配外人，成為精障視障肢障者，成為更多更多的黑的，模糊不清但持續不斷的聲音。黑手與那卡西本來取用了台灣大眾熟悉之名，現在也僅僅將共用名稱回給台灣大眾而已。黑手解不解散，分不分手，分成幾個黑手，是不是那卡西，其實我一點都不關心，難道這世界上左翼的分裂爭吵還是新鮮事嗎？世上最難的是革命後的第一天，而我們離得還遠著呢。
這是不再有先鋒黨的時代了，不再需要有代表。簡單來說，就是拋棄生物權力（bio-power）規訓完全的身體，拒絕這個曾經聽從指令，服從權力，左右派知識分子與所有文明人、市民都難逃的政治社會構造與權力體制的身體，崩解成可以自我增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之實踐，賤民之實踐，諸眾之實踐，窮人婦女黑人之實踐，實踐就是生產。這正是這場演出的黑手三人拒絕黑手團隊11週年演唱會的真正力量。更重要的，一個個生命政治是在共同的（in common）的行動中將其殊異性（singularity）變成諸眾的，一如黑手以團體形式曾經示範過的那樣。現在，只是他們要重新在踽踽獨行的實踐中創造共同而已。
表演最後，三位黑手成員回顧完經典歌曲後，回到「個人創作」時間更讓我有此感覺。陳伯偉的〈原來我們在一起是這個意思〉有著年輕時候的自嘲，〈起來〉更是振奮人心。張迪皓〈左派廢話〉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著濁水溪肛門時期的味道，楊友仁的〈富士康左轉〉則一樣有英式吉他牆和複雜編曲的風格。都好，都好，只要不要重複團體黑手已然成形的身體都好。
其實，抗爭不就只是將應許之地的共享財產從私有化那裡爭奪回來而已嗎？黑手這三位團員做的事情也是這樣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