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檔案羅蜜歐（The File: A Personal History） 作者：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rthy Garton Ash）汪仲譯 出版：時報出版
這本書讓我想到了搖滾史上的一個有趣事件：美國六零年代最著名學運份子，也是至今仍為搖滾巨星的Bob Dylan在FBI有二百多個檔案，而另外一個我最喜歡的異議歌手，每天把報紙新聞頭題轉為歌曲內容，帶領大夥上街抗議的Phil Ochs則是Bob Dylan的兩倍多。檔案的多少，在冷戰結束後，就好像是評價英雄的指標一樣，妳有多少檔案呢？就好像沒有做過牢的，就不是美麗島世代真正的奉獻者一樣。艾頓賈許其實寫了一本活生生的小說，英國泰晤士報如此評價者。這位在台北國際書展來訪造成轟動，而且正如「佳評如潮，以譯成二十餘國文字」的封面介紹文字一樣，重新為我們回味歐洲共產主義消逝的「自由佳餚」是如何美味。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獲勝的現世裡，我不會驚訝許多人的拍掌稱奇，給予讚賞，畢竟這是「自由」與「公開檔案權力」的愉悅啊，對那些冷戰的獲勝國家，或者覺得自己脫離共產威脅的民族而言。但如果賈頓艾許只是一個曾被「紀錄報告」但未曾受害，卻因此贏得探索鐵幕第一手報導的名作者的聲譽的話，並不值得讚賞，因為出賣戰敗者（特別是共產主義的瓦解）獲利者不記其數，能從中得到反省或發新聲的人卻不多。
我們不難想像在柏林圍牆倒塌十年、所有的斷垣殘片都變成可資叫賣的紀念品、所有批評共產（或社會）主義、呼喊自由的塗鴨全成為T恤或明信片上的圖案、當初東西柏林的查理檢查哨（chare checkpoint）已經成為觀光據點。歷史場景的隨著國家的意識形態變化，昔日東柏林亞歷山大廣場變成另為一個柏林嬉皮和窮困撿便宜的藝術家聚集之處，或著順著地鐵延伸出一批批參與柏林重建計畫的土耳其工人社區，馬克斯恩格斯廣場改名成卡洛斯廣場（Schossplatz）、卡爾─馬克斯大街成了黑格爾街（Hegelallee）等等。歷史讓德國對於左右翼對小心謹慎，但態度不一。統一前無論東西德對於納粹以及反猶太情緒都不斷的反省，以各種努力化解這歷史仇恨，但對於統一後的共產主義的瓦解，卻甚少人回憶，習慣「遺忘」。有的只是慶祝統一和自由和發展的想像，有的是許多人柏林人整天擔心害怕被指證曾為東德的秘密情報人員、線民，就好像印記上愛滋病的標記一樣，一輩子就完了。
「線民」或者「秘密情報人員」與納粹的黑衫軍或蓋世太保的不同，在於前者是西德市民或者西方國家人民得以乘其快以表明委屈的對象（按照作者的估計，當初東柏林人幾乎五十人之一就有一個線民），而後者則是德國現代歷史以來，最沈重的一股反省壓力，對比於台灣對於日本殖民主義的健忘，或者日本右翼的狂妄（我老記得寫過《斯巴達教育》、宣稱恢復父權、培養孩子的男兒氣概、男兒不能笑的極右翼東京市長石原慎太郎不但成為李登輝的座上賓，還指責龍應台有反日情緒）更顯得德國人民對於納粹的集體懺悔和國家有意的減少反德情緒的努力。
另一個差別是，在蘇東波解體之後，東德自然成為西方自由國家集體求償的好對象，賈頓艾許的作品應在一脈絡被理解。但賈頓艾許輕巧的穿越了包袱，不至愚蠢地以好萊塢的方式剝削破產共產主義國家的解體，賺進自己英雄的國家神話。他善用個人紀錄，以多層次的重疊並置增加討論、以及被其方法所撐大的「歷史」空間，然後回到自己/集體，個人史與大歷史的對比。他拿到了當時在東柏林大學研究、背視為「敵方間諜」的檔案。順著這些自己被「報告」的檔案，依線索找到這些線民，一一的質問他們為何如此做？有什麼感想？並對照在同一時間裡自己的日記，讓兩個「記錄」交織成一部未定案、充滿猶疑、矛盾、掙扎、不確定的大歷史。另一個巧妙之處，他模糊了情報與記者、生活與小說，想像與記憶的清楚差異，讓兩兩相互對話，而成為一個可以辯證的透鏡。例如英國的龐德其實並不少於為東德服務的情報人員，兩邊其實都是做同樣的事，一個是為自由國家而做（而且也為好萊塢提供了寶貴的利潤和羞辱冷戰時期敵對國的場景），一個是為獨裁而做，難道一個就是崇高的，另一邊就是卑劣的的嗎？
二十世紀有許多罪惡，有許多我們很難跨越的距離與猾溜的坡道，艾頓賈許清楚的沒有陷在裡頭。也許他沒有走得太遠，從國家或民族，或者左右翼的意識形態爭辯的觀點上來說，但如果從個人的角度而言，他所提供的破解之道(就我讀來)至少清出一個值得的探究：冷戰初期，東西方各擁有的檔案其實數目是差不多的，統一之後的德國開放了秘密檔案，但是英美呢？一個蘇聯的人民或者東德的人民可不可以到美國國會圖書館或者FBI裡頭找到檔案，反訴訟呢，而又有機會在西方媒體受到重視呢？例外值的一提的：關於台灣的「職業學生」，或者長期在國外大學打小報告的「爪爬子」，國民黨要不要公開檔案，讓我們有機會成為「受打壓的英雄」一樣去找當初「報告人」談談呢？ （原刊於破報復刊97期書評版， 2000 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