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1110 破報創刊號11期 北京搖滾世代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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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當小平同志的經濟政策名正言順後，中國在隔了30年後，首次可以聽到國外的流行音樂。在這之前，除了透過一些出過國的朋友或是外國學生帶進來的音樂磁帶偷偷輾轉在哥兒們間外，中國大陸基本上還是維持1949年毛主義路線：流行音樂是宣傳西方帝國主義的煽情工具。所以最好的「流行音樂」（popual music）應該是「大眾音樂」（mass music），應該為偉大的革命服務。
輾轉流傳在哥兒們間的帶子漸漸多了，成了接觸搖滾音樂的窗口，開始有人被這種聽來莫名興奮、動力無窮的音樂，不知所以的放棄公家單位、輟學，願意顛沛流離進入城市裡，一群人相濡以沫一徑地「死磕」，在1983、1984年間，北京搖滾區漸漸成形。他/她們吃著饅頭夾鹹菜、借宿在地下室的地板上，活在全是鄧麗君歌曲的天空下。
1985年，中國開始生產自己的「鄧麗君式」的情歌，這些情歌多半談社會主義，而非你死我活的愛情。可許多一起死磕搖滾的哥兒們，陸續有了一些表演機會，讓其他群的哥兒們，見識到了原來磁帶上的音樂可以自己來搞。1986年，崔建出第一張專輯「浪子歸」，在這之前，老崔在北京一些PARTY、飯店旅館的表演，激勵了磨琴霍霍的大夥。1987年老崔的歌被指為「解放資產階級的阻礙」和「精神污染」被中共當局禁了。直到1988年，老崔歌還不夠獨自搞一場，於是與何勇當時的樂團<五月天>共同在中山音樂堂舉行音樂會，為搖滾表演建立了一些信心。1989年三月間又開了一場「北展演唱會」大抵將崔建推上一個英雄地位。雖然北京當局還是極盡可能的控制、壓制搖滾的發展。
1989年，天安門事變前崔建發行了第二張專輯「長征路上的搖滾」。同年六月，崔建和何勇到廣場為學生演唱，當時崔建演唱的「一無所有」和何勇所唱的「垃圾場」，就某種程度而言，成了搖滾與社會真實的預言。鎮壓後，搖滾樂，至少在公開的表演方面，又轉回地下了。
進入九零年代後，特別是天安門事件後，許多搖滾小伙子似乎從英雄夢中覺醒。崔建在接受雜誌訪問時說：「八零年代的中國青年只想成為英雄，現在他們比較擔心薪水從哪兒來。」。先前的搖滾世代，在熟悉運用搖滾音樂後，對社會集體處境的不滿通常會表現出一種「反抗政治」的語言，無論是基於日常生活的，還是整體的情境。過了六四之後，政治抱怨的出路被堵死了，他們還是回頭多關心點現實。因為一旦有搖滾的演出時，軍隊就會持著自動機槍來敲門。何勇和他的樂團<五月天>就碰過此事，後來何勇被請出了北京，六個月回來之後，<五月天 >解散了，北京到處充滿了朽腐和絕望。
1990年，，<1989>樂團鼓手程進，及一群人，在北京的首都體育館搞了個<1990北京現代音樂演唱會>。名稱是為了文化局而取的。這場演唱會，成了北京搖滾新的歷史指標。包括<唐朝>、<1989>、<眼鏡蛇>、、< 呼吸>、<寶貝兄弟>六個團的演出，讓北京青年首次認識了搖滾樂不同的風格。這場演出，前三天的票還賣不出去，直到演出前一天，票還不夠賣，在第二場演出時，十塊錢的票價，黑市已經炒到100塊。演出後，贊助演唱的<人才報>解散了，這些歌手經過一番折騰最後拿到400元人民幣了事。首都體育館演出後還向文化局和主辦單位交了份報告，上面說這次音樂會損壞三百把椅子，有人看演出時燒節目單等等。
之後，因為中國辦亞運沒錢，找了崔建作巡迴募款，到了第四場就被取消了。原因是崔建每場在唱道：「一塊紅布」時，底下的群眾就「興奮不已」。這時， <眼鏡蛇>的主唱還沒有自己的公寓，也沒法出錄製新歌，因為她們必須還債，<黑豹>樂隊最大的問題就是債務。何勇有一頓沒一頓的過日子。張楚則四處流浪閒晃。
1992年年初，中國賣的最好的是<東方紅>，是歌頌毛主席革命的迪斯可版選集，崔建由於不滿自己被當作一個搖滾英雄，拍了一部自傳性的影片「北京流氓」。
同年，台灣磨岩的張培仁宣佈：「中國大陸的新興音樂功力即將於冬天注入流行音樂市場，傳統對國語流行音樂的定義即將面臨改變。」之後，在我們看到了 <中國火壹>、<黑豹>、<唐朝>，其中的<黑豹>在中國賣了四十萬張（不含盜版)，成為有史以來賣得最好的一張專輯。在這之前，EMI簽了崔建、香港大地則有李玲玉、景岡山、艾敬與陳勁，在中央電視台還有「大地音樂專線」的節目。
但是中國當局貓抓老鼠的遊戲仍未改變，崔建被禁止在北京演唱，但國營店裡可以買到錄音帶，非國營店則賣著何勇的「垃圾場」。政府對待音樂的態度隨著政治氣候而變，政治通常只是變裝的藉口。在鎮壓後的幾個月裡，當搖滾樂手是危險的，後來國營的音樂工業急需這些人才為其服務，或因長期地被政府壓制、或因生活困苦，不少人開始為國營音樂公司寫曲賺錢。只有些「幸運」的人可以被香港和台灣的唱片公司看上眼。
傳奇性不見了，基於反叛力量建立的搖滾場景也消失了。竇維則在接受一家外國媒體訪問時說：「就外在條件來說，人們已經不如早先幾年對搖滾樂興奮異常了，部份的原因是我們玩完了，我們沒有太多機會去嘗試。但就內在條件而言，我們反而比以前興奮，搖滾場景即將更新。在開始時，搖滾只是一種形式，我們盡可能的去學習、抄襲。現在我們開始必須回答自己的問題，開始不再抄襲西方的東西，開始從形式轉向內容。」
1994年，磨岩發行了竇維、何勇、張楚的三張專輯，原本預定的<王勇>不知為何沒有出現。這三張專輯在中國引起了轟動，也將台灣現代音樂工業的宣傳手法、製作態度引進中國，包含<北京青年報>、<中國婦女報>、<中國經營報>等大報對於磨岩軍團無不加以讚賞和宣傳。
1994年六月24日星期五，<北京青年報>的週末青年版裡有個由華達音樂公司提供了一個銷售排行榜名單：
引進版：
一、<黑夢>竇唯
二、<垃圾場>何勇
三、<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張楚
四、<十年情歌精選集>李宗盛
五、<痛快的歌>姜育恆
國內版：
一、<選擇堅強>指南針
二、<請讓我的情感留在你的身邊>毛寧
三、<校園民謠>老狼等
四、<傷心是種說不出的痛>黃格選
五、<江南行>黃群、黃眾
首次，在國外引進版部份，「中國」「搖滾」歌手奪了面子、磨岩則出了在屢屢敗在台灣流行音樂口味的一口怨氣。北京搖滾世代的少數在流行音樂上稍稍站穩了腳步，雖然袋子還是空空，版權還是在人手中。
中國搖滾世代從聽約翰南儂和披頭四開始，歷經了十五年，呈現出令人驚心動魄的搖滾場景。在這個歷史的搖滾場景裡，搖滾弟兄姊妹們口口聲聲說著：搖滾樂就是批判意識、鬥爭意識、反叛意識，但是又說搖滾只是文化上的反抗，非政治上的反抗，比較個人的說法（如崔建）的解釋是：不想失去自己，比較社會性的藉口（例如研究中國搖滾的金兆鈞等）是：政治不過是文化上的一環。政治迫害導致的自我禁聲，使的搖滾客們只能使用抽象語言來捕捉一種世代的集體性困境，雖然沒有直接對於政治的抗議言詞，卻活生生捉住文化革命後中國年輕一代的某種共通性，所以崔建的「一無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可以獲得如此大的迴響，之後的 <黑豹>與<唐朝>、<指南針>、<超載>等樂團，則在音樂風格上與歌詞上展現了某種個人式的關懷，文化革命已遠，剩下的是何處去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