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來的唯一證據是被看到，被事情追著跑，被一個藝術展熱情的四個女人猛追進度。而我是逃回來的。
十二月十七日，下午，飽受香港警察的水槍、胡椒粉後，晚上九點看著警察逐漸封鎖道路，茫然的拍照，與香港朋友手拉手坐在地上，「保護」最後仍在和平遊行的韓農，九點多催淚彈開始四竄，空曠的街道只有煙霧與一群爭取被和平對待的人民，一顆催淚彈落在我身旁，我逃出了警察封鎖線外。
在警察封鎖主要的街道前，我逃了出來，真希望有個好藉口讓我不用與勇敢的朋友們並肩作戰，我不想當愚蠢的記者，也不想當莫名其妙的學生遊客，可惜我沒有好藉口，就這樣走了出來。18日黃昏參與了HKPA最後的宣示外，恢復成一般人，開會、上課、批作業、作田野調查、旅行。後續後續的種種發展，我只能遠遠讀著香港獨立媒體的報導。
半調子的行動者＋記者＋學者＋（也許還有網路實驗者）？這是最好的證據了。我終究眷戀某種跨界的身份。我與朋友說這是我最後一場戰役了，我要回歸某個「正職」，像全世界大多數的人一樣，努力推銷自己，從任何角度找到可以出賣/賣出自己的方式。這戰爭，除了拍照，我無能多說什麼，良善的意志與恐嚇的武器，農民與帝國，香港市民與香港顢頇警察，像極了卡爾維諾的老鼠之城與燕子之城。
半調子也有代價，嘴上的革命或熱心參與都還算廉價，我的論文到了極限，還有一個因為動保報導被告毀謗的官司敗訴（有我見過錯字最多與理由最荒謬的訴書），另一個因為反戰活動之後，拒絕繳稅買軍購的補繳稅單與罰鍰。這是代價，而我想，比起那些拿一年積蓄來香港抗議的韓農、絕食停止WTO與事後要求無罪釋放的香港市民、還有那些萬千的行動者所付出的代價，我的也不算什麼了。（01/17/2006 – 2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