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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帝國崛起，不同於英法在18世紀末開始的殖民戰爭，不同於二戰後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霸權統治，帝國是一個權力系統，由其諸眾對抗而浮現。我們將從麥可‧哈特（Michael Hardt）及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三本書，《帝國》（Empire）、《諸眾》（Multitude）、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開始，進行當代全球政治與反抗主體的疏理。
講者：黃孫權 時間：2016年1月23日 地點：台北公館 整理：张芳绮 校對定稿：黃孫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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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族國家與資本主義市場在殖民地上形成交叉，就像一部製造認同的抽象機器，現實不是辯證的，殖民主義才是。
–帝國（p199)
18世紀末，中南美洲奴隸勞動產物佔了當時歐洲產業價值的三分之一。邱林川老師曾將當時船上的居住條件與iphone手機工廠勞動條件相比。那時國族國家跟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透過殖民，帝國主義的擴張來完成的。當現代國家建立起來之後，首先要有一個共同市場（communication of needs），當生產力超過本地市場的需求時，為了維持生產力，必須對外擴張市場。對外擴張有比較文明的方式，比如現在的各種”不自由”貿易協定，如TPP、ACFA，動武就是侵佔土地、讓當地人成為勞動力與原料來源。
中國搞一帶一路和亞州基礎建設投資銀行是一樣的道理。產能過剩要怎麼辦？不能像以前帝國英法一樣欺負別人。台灣在九零年代的產能過剩，開始大舉遷廠到中國，到深圳開始蓋工廠也是一樣道理。太陽花學運時對ECFA簽訂過程黑箱不滿，然而一周後有一個新聞，台灣在中國最大的寶成鞋廠，規模最大時曾有40萬名工人，被中國政府檢舉他們沒有付「五險一金」求償三十億人民幣，有幾萬名工人上街抗議寶成鞋廠，兩年前的東莞裕元鞋廠罷工也是寶成企業的。在太陽花後一個禮拜發生的大規模工人運動，台灣幾乎沒有任何的反思聲音。台灣人身分決定了我們看事情的角度。民族國家是資產階級給人民的黑眼罩，如果只看得到中國對我們的欺壓，卻看不到從九零年代到現在，台商對中國工人的剝削，那身為台灣人到底有什麼光榮？我們要站在國族國家的角度，還是站在全球勞工與被壓迫者的角度看事情？
殖民主義充滿內在衝突矛盾的。珍·奧斯汀（Jane Austen）寫的《曼斯費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描述了莊園裡一對貴族的女兒，整天沒事喝下午茶聊天，英國的天氣不適合種茶的，那英國為什麼會有喝下午茶的傳統？就是因為他們殖民了印度，有了不列顛東印度公司，有了殖民地提供的茶葉。兩位優雅可愛的女士悠閒地坐下喝下午茶，談論著他們的親戚在印度經營大農場的有趣故事，靠著一片從未親臨的土地，遠方大農場支撐她們在英國過上貴族般的生活，這是薩伊德（Edward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舉的例子。我們當然可以享受珍·奧斯汀美妙的文筆，女性機智的對話，但薩伊德提醒我們不要忘記生產這小說的脈絡，正是因為英國統治了印度，搜刮印度資源，所以才可以讓這兩位美麗女士悠閒的喝下午茶。文學批評也好，文本批評也好，除了體會文本的美妙，知識分子起碼要有義務，將作品放在當時之生產脈絡裡頭去分析，否則就沒有意思了。這是薩依德「對位法」的寫作的提醒，英國和印度，英國下午茶與印度農場讓我們具有脈絡批判分析的眼睛。薩伊德也分析了許多著名文學家作品，如易卜生、康拉德等許多殖民母國生產的小說。殖民主義有一套論述可以說服自己，作為啟蒙者是如何的重要，侵佔你的土地、剝奪你文化，還說成是來拯救你的；因為你是不文明的、孱弱的、快要死亡的幼兒，要來救你，懂我意思嗎？
如黑格爾的主奴辯證，主人是一個空洞的形式，殖民帝國只有一個空洞的形式，
而只有奴隸透過生與死鬥爭，擁有發展意識的可能性。
帝國（p199)
奴隸就是諸眾，是黑人，婦女和窮人，這可以接到我們後面要進行的「諸眾」討論。Partha Chatterjee是一個印度很有名的學者，他認為國家主權和民族解放也貢獻了資本主義運作的組織。Chatterjee以前跟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等一群知識分子作成立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中心做底層人民研究。印度是很晚才獨立的，獨立以後，這些知識分子想要知道英國的殖民性如何影響了印度的國家性質和底層人民。Spivak一篇重要文章〈底層人民可以說話嗎？〉（ Can the Subaltern Speak?），雖然語言高度精密（離庶民非常遠），但也顯示知識分子的嚴肅思考。人民代表了諸眾，國族代表了人民，而國家代表了國族，每個環節都企圖使現代性的危機終止，而國家恰恰好是民族解放的窒礙。本來覺得國家是民族解放最終的目標，可是錯了，國家恰恰好是民族解放過程裡頭最大的障礙。Chatterjee說：
「沒有任何地方的民族主義是用來挑戰現代性與資本緊密結合的正當性。」
帝國（p201)
一個後現代，一是後殖民，可以說是從帝國主義邁向帝國過渡的證明（工具）。後殖民，就是主人走了，但被殖民者還是用主人的標準來看待自己，在國家獨立的過程中，”本真”的需要被統一，加強，像將蒸餾酒的蒸餾過程，要更純粹，最暴烈的形式會出現，如原教旨主義/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ms）。”台灣人”本來是個很模糊的概念，在與美中日角力爭取自主的過程裡，會越來越強調虛構的本質，從社會文化，甚至科學研究來證明其獨特，像林媽利的台灣人基因研究（這篇有整理了各方的辯論。更有歷史觀一點，何不說現代人類都是從東非來的？）。這很危險，把混血雜交文化，個人主觀認同，與想要不同生活的人，都給本源化了，神聖化了。跟ISIS一樣，ISIS是把伊斯蘭教神聖化。後殖民研究比如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說的 unhomely，叫不家的共同體（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 p18) ，這是種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概念，號召到不少酷兒與女同志，但對台灣人似乎沒有用的。
新自由主義跟新保守主義總是對偶出現的，當新自由主義鼓勵個人爭勝、個人失敗就是個人自己的責任，其高度競爭，不穩定工作，人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疏離感，這時候人們需要一種新的連結方式來黏合彼此，比如民族，特定文化，宗教，迷信，甚至”真愛”與”非性愛情”，比如信望盟，比如韓國真愛聯盟等。當自由主義攆壓過每個人，原子化的個人比以往更甚，就越需要連結感。經濟發展與國族意識型態的事實是，台灣意識的崛起並非在台灣經濟成長的高峰，而是兩千年後經濟極速下坡時才興起的，香港的本土意識亦同。人們在經濟風暴裡，中產階級生活衰敗不安，年輕人找不到工作，社會會不惜找尋本來應該小心處理的集體情緒，卻將毒藥當成安全氣囊了。在無垠的國際資本主義的刺激下，地方主義與本真性神話發展為國族主義的速度驟然加快了。
後現代主義，打破大敘事，每個人都成名三分鐘，歷史是拼貼的，是資料庫、大家都可以說自己的歷史了……一種多元主義的幻象。後現代主義訴求的是全球化的勝利者，而基本教義派訴求的是全球化過程的失敗者。ISIS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若不透過跨國媒介展示恐怖，要怎麼對付美國的全球通訊權力？在全球媒體的構造下，媒介已成為監控的機器。我在flicker上看到一個令我膽寒的例子，有一年英國倫敦地鐵發生爆炸案，很多人去拍照上傳到Flicker，這件事才沒發生多久，還沒有經過任何調查，所有的倫敦的人上傳現場照片時都會標籤（tag）說這是”恐怖主義”，”伊斯蘭”，”中東”，彷彿一場爆炸不用任何事實查核就是中東恐怖的伊斯蘭兄弟幹的。民粹跟恐怖分子也總是對偶出現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是弔詭的後現代主義理論(p222)。同樣的，David Harvey，Fredric Jamson都認為後現代是資本累積和商品的新階段。
世界市場的意識型態是出類拔萃，反基礎的，反本質的，越多差異就越歡樂（越有市場）。
帝國(p223)
於是，全球媒介架構的意識型態衝突，適合資本主義市場的多元化發展，這是帝國的一個特徵。這並不矛盾，國族國家會強調某種本質上的差異，保守的、一元化的、父權的、家庭的，其他都是異端。與一般人普遍相信六零年代的搖滾是反抗的象徵相反，研究搖滾樂的學者Lawrance Grossberg 認為1968學生運動恰恰好為新自由主義鋪了康莊大道，特別是他鍾愛的搖滾樂。所有東西都可以賣了，《裸體午餐》、《在路上》，垮掉一代的那些詩人作品、性跟陰毛，都跟政治黨性同樣的有市場。有變化才有新產品。簡單的認為獨立書店，獨立咖啡店、二手市集、手工肥皂是抵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莫過於天真了，其實它創造了市場區隔，當人們從消費大街走下來的時候，手沖咖啡救贖人們；當社會沒有辦法提供年輕人更好的工作機會，年輕人才只好自我安慰說自己是自由接案人，是斜槓青年。年輕人說不要去公司工作，真正的意思是找不到有保障的工作了，所以開始返鄉搞手工品，賣賣咖啡，
Polybius是第一個描述羅馬共和國的人，羅馬帝國是靠三種權力的互相制衡：君主、貴族和民主權力，奈格里認為此結構也成了美國的憲法架構，從其上下議院，選舉制度可見。沒有擴張，共和國就會有腐敗的危險，馬基維利內在性的主權是包含性的而不是排除，是將其他權力包含於自己網絡中。由是，政治並非和社會對立，而是整合社會並使社會得以完成。
美墨戰爭是很好的例子。當巴黎在1848年從共和變成帝國之際，美墨戰爭於1846年開打，詹姆斯·諾克斯·波克（James Knox Polk）這位民主黨的總統，瓜分了一半墨西哥土地，比現在的川普更右派（川普蓋高牆防堵墨西哥人，而波客則是將墨西哥土地變成美國土地，正是馬基維利包含性之意）。所有的美國人都會覺得波客是偉大的總統，好總統。美國建國之初哪有什麼民主平等，那時候黑奴是勞動力，不能把他們排除，美國選舉是自由人才有選票，要去登記的，那時候規定，奴隸有五分之三票，白人有一票，而印地安人是零。美國的大西部就是侵佔他人土地的武裝進行曲，印地安人就跟荒野上的石頭、樹枝一樣要被剷掉。即使公認傑出美國總統的傑佛遜都曾經說過，「美國的憲法是為了廣闊的帝國而詳細設計的一部最佳憲法。」(p260)
明目張膽的不平等對待，現在改變了。帝國主權的空間是平坦的(政治性不是)，帝國則是無所在的所在(ou-topia)，無場所，亦即無外於王者之地（王者無外）。這時，生物性差異（帝國主義式的種族主義）已經被社會學和文化表徵所取代。川普連帝國主義者都算不上，臉書則是帝國的代表。
帝國主義時期有很明顯的國家界線，但空間是平坦可跨越的。比如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跨國際的NGO、比如台灣常常要去簽什麼人權法，為什麼一個國家人權不能由自身來證明，必須要去簽訂一個人權公約（遑論這些人權公約的起草國每沒一個在人權上是清白的）才能證明？這不是違反國族國家的自治權嘛？然而，帝國有一個新浮現的對應結構，相對於羅馬時期的君主，是由多半由擁有核武的國家所決定，相對於羅馬貴族就是各種大型的私人銀行，美國御用的金融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而人民權利是透過NGO來表達的，NGO是帝國的爪牙，帝國的毛細孔，在各個地方暴動之前，進行戡亂安撫。NGO從沒反對過國家權力，只是權力的代理人，安撫傷害，人民權利變成國際大型NGO式的民主。將奈格里與哈特的看法推遠一點，審議式民主，政府開放資料都有這層陰影的。
既然生物性的差異已經被社會學和文化表徵所取代，若說帝國主義，國族國家的種族主義是絕對生物上的差異，而帝國沒有生物上的差別，只是社會文化的差異。漢人與客家人、原住民都是同一種人，只是文化不太一樣，這樣講有什麼危險？以前覺得漢人跟原住民就是不一樣的，生物上就是不一樣，承認某種本質上的不同，原住民通常都比漢人會唱歌會跳舞會喝酒對吧？那是他們的本質，但現在政治正確不能這樣想了，那只文化上的差別，沒有好壞或本質上的差異，問題是這樣就可以避免種族主義的危險嗎？
多元主義或是後現代的概念，每一個人都有爭取平等的權利，每個人都有一票，所以應該少數服從多數？結果當然就是多數暴力。漢人跟原住民若是一樣的，那麼，保障名額公平嗎？要不要幫原住民或偏鄉學生加分？我們日常生活有很多這種帝國問題，你不需要去打仗，你只要去思考你每天的日常問題就行了。應不應該幫原住民加分？按帝國主義的看法，他們跟我們不一樣，我們要保持善心，一定要給原住民加分，因為他們的生活條件、學習條件跟我們不一樣，他們還要努力學漢語，我們不用，所以我們應該要給他們加分。到了帝國，我們都是一樣的，你小時候可能比我好過，家境比我好，也沒我努力，我為什麼要給你加分？台灣的不分區立委是有婦女保障名額的，不能低於一半。
於是，事物都成了一個個符號了，不是差異不見，而是不具重要性了。這形成了沒有種族的種族主義，差異如同符號，可以吸納進系統，是含括性而不是排除性（因而要保障）。美國以前的種族主義，是白人是人，黑人是半人，印度安人不是人，但現在不關膚色族群差異都是人（homo），都只是符號，只有程度差異。這樣一來，所有生物-社會性的差異都煙消雲散了。帝國成了容納百川的光滑平面，
帝國的帝國主體性的產生不受場地限制，像是可攜式病毒的軟體程式，調教並使其腐化。帝國有三要務：包含性，差異性，邊緣性。
帝國 (p278-9)
包含性就是不要排除，因為排除對市場沒有利，帝國主體與個人主體才能於中滑動。無論政治主張、膚色、性別、性傾向，這是第一要務。第二是差異性含括，意思是我不只要把你們包含進來，還要借重這種差異性，比如原住民代表、婦女代表等，”代表進”帝國之內，從此反抗變得沒有正當性。第三是邊緣之彈性與移動的統治，比如台灣開放外勞，每年的名額是彈性統治，跟台灣內部勞動市場需求有關；再來，開始開放外籍配偶，配偶人數則沒有限制，因為可以減少台灣少子化問題，與中下階級婚姻市場問題。
反抗，逃亡，流浪，成群移居，出⾛（exodus）。遷徙的幽靈圍繞在帝國上空。⼈類學式的出⾛（ anthropological exodus）。創造非場所的新場所。後⼈類（postman）。,班雅明：新的野蠻⼈就是要重新開始。Deleuze and Guattari：為何⼈們為了他們的奴役⽽頑強奮⾾，就好像奴役是他們的拯救⼀般︖.
帝國，..（間奏曲）
主體開始實踐就是主體的產生過程，帝國主體因為不受空間限制，像可攜式病毒的軟體程式，調教人們並使其腐化。如家庭，學校，監獄等等。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有用方案，或者因為作過於急切要尋求解答。人類學式出走就是不斷的跟外族人交配，然後離開，不受人口學的統治，對於帝國主義的統治就是要破壞它，對於帝國的統治，因為沒有外於帝國的地方了，你不能破壞它，因為你就在裡面，所以你只好不受控制，讓自己成為同種族中的異種。罷工、或是六零年代嬉皮文化的拒絕工作上學(droping out），或像竹林七賢那樣，七個人整天光著屁股在竹林裡跑來跑去，你們都知道，那只有一種狀況會讓他們這樣行為吧(笑)。
這部分我其實非常的存疑。總之，作者的看法是，因為我們都在帝國的內部，所以我們不可能革命，我們就在裡面了，帝國內是平坦的，可以互相流動，抗拒的方法就是不要被傅柯意義上的生命權力給控制，不要被人口統計學給統計，否則就會變成帝國的一分子。什麼叫人類學的出走？雜交是個讚美不是不好的意思，要跟不同的人來往，inter-section，性交最文明的說法(笑)。要創造尼采所謂的二十世紀的野蠻人。具體創造非場所的場所。所以他也引用了 Deleuze and Guattari在千高原裡的那句話：「為何人們為了他們的奴役而頑強奮鬥，就好像奴役是他們的拯救一般︖」（這原出自斯賓格勒）。
我們可以將上述的概念整理如下：
[mks_tabs nav=”horizontal”]
[mks_tab_item title=”現代主權”]
人民
辯證對抗
場所（place）
危機/存有學
[/mks_tab_item]
[mks_tab_item title=”帝國主權”]
諸眾
平滑面，混雜管理
非場所（non-place）
腐化/去存有學的存有
[/mks_tab_item]
[/mks_tabs]
◎回應：那難民？
難民問題恰好讓我們對於美國作為帝國單邊中心主義的反思。大規模的難民挑戰了奈格里他們的看法，帝國主義還沒結束，難民出走是從一個國族國家到另外一個國族國家，界線明確，也不平坦光滑。（可見好友ilya推薦的難民自拍影片，Escape from Syria: Rania’s odyssey – video ，22mins)
提問：我很好奇，他講的方法上可以理解，但這麼做有目標嗎？比如說馬克思有描繪讓勞工覺得只要做了某事，可以達到我理想的生活狀態，可是他提出的這個就是因為我不爽帝國，我要打破他，可是打破之後，他好像沒有……，因為我覺得人畢竟不是超人類型的，比如以前抗爭是為了宗教或是為了理想，他有一個形象的東西讓你能夠吃苦耐勞，排除一些行政制度上的麻煩，達到比如說像《進擊的巨人》那樣到處跑來跑去的巨人。可是如果只是單純地想逃亡、流浪、成群移居，那不就也只是跟那些巨人一樣跑來跑去而已？我沒有辦法想像出一個比較具體的，假設他們把這些怪咖集結起來，他們又會被約化到一個族群，又會團結起來，又慢慢的走向老路子，我的想像是這樣。我想知道他們理想中的目標是怎樣的狀態？這麼做事為了達到什麼樣的目的，我是想知道這點。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反抗、逃亡是具有自我增值、自我生產的概念，而這種自我生產、生命政治再生產是有機會可以抵抗資本主義的。這裡描述的人，借用康德的說法，人活在世上，不是要完成特定目的，比如成為建築師、科學家、藝術家，人才是人的目的。以前政治人物的抗爭形象，無論是切格瓦拉還是毛澤東，都有非常突出的領導者的形象，有魅力領袖或者先鋒知識份子無疑非常重要。然而帝國的構成跟壓制反應的方法已完全不同，任何運動的領導者都可以很快的被商品化，想想太陽花運動兩個吉祥物的按摩棒商品！帝國是不會跟你硬幹的，你抗議，它吸納，運動領袖成為政黨成員，這已經是厭俗的老套了。
這涉及諸眾，涉及到情感的溝通跟圖像的操作。奈格里說，我們要問的並不是諸眾是什麼，而是諸眾可以成為什麼？不是我們是誰，而是我們要幹嘛？問題是”成為什麼”如何發生？如果我們是透過相互溝通與支持來建構共同體（the common），那什麼是有效的共同體?不至落回你質疑的舊道路上?
美劇《新聞急先鋒》（*The Newsroom*）裡有一集，他們訪問了佔領華爾街其中一個年輕的女孩子，記者問你們佔領華爾街要幹嘛？有什麼目標，想達到什麼？她一時回答不出來。當時的確很多年輕人說不出來。是去參加了以後，跟人互相溝通以後，才知道要幹嘛。也就是說，需要透過一個共同的行動，辨識彼此，連結世界與他人，在一起時發現意義，透過抗議累積經驗，才會知道要的是什麼，才成為自己。所以Castells在研究2008年金融風暴後的社會運動後，有一個很經典性總結段落：
They created experience out of defiance. They self-mediated their connection to the world and the connections among themselves. They opposed the threat of violences which peaceful assertiveness. They believed in their right to believe. They found meaning in being together. They did not collect money, nor did they pay their debts. They harvested themselves. They harvested the salt of the earth. And they became free.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p198. 2012）
They harvested themselves. 我從我自己身上收穫。各位想想太陽花是不是一樣?我有很多學生以前完全不關心政治，你講半天左派革命他們就是不動，太陽花他們就全部都去了，雖然去的理由完全不一樣，去了以後也發現與他們想的不一樣。但是參加了以後，開始跟不同人交談，開始跟警察，媒體說話，開始透過行動來確立目標，透過目標才知道自己要什麼樣的生活。這就是奈格里講的「諸眾」之形成。個體在共同行動中，互相溝通互相支持，在一起，諸眾就浮現了。
佔領華爾街一開始只是加拿大一個反廣告反消費的組織[Adbuster] 發起的，就是組織每年一次[ Buy Nothing Day]的那個組織（當然不是每年只做一次遊行），隨口號召的，想說哪一天來公共場所聚會一下吧，結果沒想到去這麼多人，一周之內兩千的人參加，一個月之後就增長到好幾萬人，從美國二十幾個城市開始，ㄧ下子變成全球運動。諸眾普遍感受到某種壓抑跟苦難，可是說不清楚敵人是誰，所以佔領華爾街運動目標可能有一千個，每個人目標都不一樣，帝國沒有的主權，沒有皇帝，金融資本不是一兩家公司說了算，於是佔領華爾街能做的只是「改變一切」（這也是佔領運動很突出的口號之一），而改變一切不就是改變生活嗎？
提問：可是那樣的行動激情可能會被導引到一個符號上？
奈格里說過什麼叫諸眾？諸眾是 living fresh，就是小鮮肉的意思(笑)，諸眾不是一個身體（body），身體是已經被塑造（form）完成的物件，身體是乘載了傅柯說的那種生物權力的物件。你已經被塑造好是一個台灣人，你的身體被塑造成一個文明人，你去捷運的時候不敢吃東西，上手扶電梯的時候要靠右邊，這個遵守規則的”物件”叫身體。小鮮肉是流動的，軟趴趴的，能動性很高的肉體。當然，可能性都會變得不可能，小鮮肉變成無聊成年人，運動被符號化了，領導者成為政治商品。但是，讓我們都暫且回到小鮮肉的狀態，就好像重訪青春一樣快樂，跟他者，周邊的人溝通、交往，不交往不會有共同性，沒有共同性諸眾不會產生。
一開頭我有提過，作者有三個非常具體的訴求：全球公民權、社會工資（除了北毆一些小城市實驗，近來最好的例子是肯亞成功的故事）、重新撥（挪）用生產工具的權利。《帝國》是兩千年寫的，他說要求社會工資，這大家會覺得很荒謬，怎麼可能。後來美國社會學家Erik Olin Wright，曾擔任過美國社會學學會主席，有一本書叫作《真實的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2007)，說我們應該要求社會工資，無差別的給所有人一樣的錢，會對經濟有好處，當時提的時候沒有人理他。可是你看歐洲荷蘭，很多國家城市開始實驗了，發了全民工資，也取得一定的實證主義的成果。我們以前不敢想像，可是現在成功了，奈格里兩千年的時候就也提出社會工資了，這就是想像力，歷史主義雖然不能也不應該取代歷史，可是我們對歷史要有想像。如果我們對未來沒有想像，現在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費的。你當然可以說他們是痴人說夢。全球公民權就是我剛剛說的移民跟移工都可以拿到當地市民權的權利，在中國大陸，很多人到上海北京作一輩子但他們不是市民，好一點的只有暫住證，無能與市民享受同樣的城市福利，孩子不能念公立學校，連私立學校都不行。
先記住這些吧，我們下週繼續。
反抗，逃亡，流浪，成群移居，出⾛（exodus）。遷徙的幽靈圍繞在帝國上空。⼈類學的出⾛ （anthropological exodus）。創造非場所的新場所。後⼈類（postman）。班雅明所謂的「新野蠻⼈」就是要重新開始。Deleuze and Guattari說：為何⼈們為了他們的奴役⽽頑強奮⾾，就好像奴役是他們的拯救⼀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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