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美景常令人忘記此城的數位先驅地位。其電子商務蓬勃發展，是阿里巴巴、網易這些全球大公司的根基地，1100多個淘寶村將傳統產業電商化（而非文創化），政府積極的吸引留學年輕人創業，是中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城市。鄰近的烏鎮前陣子正召開第三屆互聯網大會（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集結了全球重要的企業與政府領袖，商討中國未來的數字發展與應用，區域協作的可能。
剛剛結束的雙十一購物節，展示了雲端計算，物聯網，倉儲管理與運輸快遞間驚人的運算協作能力。據阿里巴巴數據顯示，零點交易開始後52秒，全球成交額突破10億元，去年達到這一交易量時用時72秒；6分58秒，成交額超過100億元，這與去年用時12分28秒相比，用時幾乎快了一倍；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此期間，無線端的成交佔比一直保持在88%左右。在淩晨一點整時，天貓全球成交額已經突破人民幣353億元。一天，僅僅一天，交易量就估計有1,400億人民幣，約為209億美元的交易量。我們可以想像交易背後，是流動空間的超級運算；第一筆成交完成簽單的貨品，是開始後的13分鐘，我們也可以想像背後的物流與運輸系統。訂單創建的峰值為每秒鐘17.5萬筆，支付成功的峰值每秒12萬筆，去年這個數據是8.5萬筆。
淘寶的成長，是杭州電子產業發展最重要的象徵，也是全中國的電商的勝利時刻。商家利用雲服務可以實現彈性調度服務器資源，這是傳統 IT 架構難以想像的。在今天，能把自己雲服務能力向外輸送的，全球只有三家公司能做到，谷歌、亞馬遜和阿里巴巴。
資本在運動中存活。它一旦停止，就會死亡，資本是運動中的價值（capital is value in motion），從911布希（George Walker Bush）鼓勵大家消費，從台灣韓國在經濟衰退時發消費券可見一斑。資本沒有道德傾向，它熱愛加速主義，擁抱一切可以創造新利基的市場，無論是另類文化還是主流事業，技術使得資本跨越國家管制，人民監督，傳統的治理術讓位給演算法，甚而我們每一個人在滑鼠上按按，螢幕上滑動手指，都是為其工作（想想臉書與微信，我們是如此的賣力工作啊，“islave”），我們都是無償的數位勞工，並從我們的集體勞動成果—臉書—中再度奉獻出我們其他工資來購買商品。
雙十一的消費高潮，不僅帶動電商，也帶動相對應的運輸貨運業，使得購買專機，調整電子訂單與傳輸架構成為全球最有效率的運輸系統，在海峽兩岸掌握七成快遞業務的順豐是最好的例子。除了阿里巴巴這些巨頭，還有一些讓我們工作Uber化的「企業共享經濟體」共同形成了數碼封建主義。數碼封建主義指的是一種風險社會化而利潤私有化的平台資本主義，優步化工作與低薪現象（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現在曙光初露，如剛於2016年11月11至13日在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舉辦的「平台合作主義：建立合作的網絡」會議從理論與實踐案例上積極倡議此可能；由包溫（Michel Bauwens）主導的P2P Foundation的努力；在 shareable.net網站上不斷累積的案例，討論與文章等等都顯露了替代方案之可能：平台合作主義（platform cooperativism）。早在此趨勢被命名之前，不同於Uber和Airbnb的嘗試早就開始：如從柏林的嘉年華開始，學生想要創立一個替代eBay，另類amazon的道德市場平台Fairmondo（最近也拿到了＃DigeDin的2017 tech co-ops獎項，拿到第一筆啟動基金），五千個計程車師傅組織起來的TaxiClick，紐約需要孩童看護的人可以透過Coopify彼此滿足需求，Loconomics成為勞動自雇者的APP平台，台灣的上下游新聞市集則致力於都市中產居民的需求與小農生產的連結與介面等等。然而，後者殺了前者。因為這些APP也禁不住Airbnb打著「友誼」的全面改版，以及uber透過融資遊戲主導了勞動自我剝削的市場價值。一旦我們成為資本主義的變數項，我們便永遠無法戰勝。
基於私有財產的資本主義全面獲勝，以及伴隨著資本主義成功帶來的全球貧富不均加劇，環境問題惡化、國家政治角色模糊，以及替代策略的缺乏，這跟網際網路一開始給予人類的希望，以及基於高能雲端計算所呈現的效率與狂歡中成了明顯對比。在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後，巴迪歐（Alain Badiou）發表了語重心長的看法（Reflections on the Recent Election），我完全贊同他的判斷：我們窮苦和不平等不是必要的社會組織，我們不該區分勞動的類型，我們不應該依照種族、性別區分人類，國家的角色也不一定需要了。
在他的談話中，我看到了網路與技術的可能性，我們應當學會將被污染的詞彙換上新裝，重新來過。我們必得思考拿回技術而非停止／破壞技術，如馬克思（Karl Marx）的提醒：「工人要學會把機器人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分開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生產資料轉向物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Capital Voulme 1, p 553-555)。我相信網絡使得commoning（共造）是可能的，而且正因為共造是奪回「物質生產資料社會使用形式」最好的方法。但我們必須連結空間的生產與網際網絡的生產，連結地方的生產與流動空間的生產，連結新人（社會運動改造過之人）與新人類（數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才是真正的契機。我們需要社會運動，合作社，以及更多的平台合作主義的共生。
（原發表於今藝術2016年十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