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ITICS & SOCIETY, Vol. 31 No. 2, June 2003 193-261
DOI: 10.1177/0032329203252270 ＠2003 Sage Publication.
Michael Burawoy
黃孫權譯
譯者前言：日前在中國美院舉辦的文化領導力論壇中，我的發言〈信息技術與社會主義〉中提到現實烏托邦的重要意義與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覺得有必要讓更多人知道發言的脈絡，便開始著手翻譯這篇經典文獻，這篇對二十世紀重要意識形態對抗與”社會”的崛起，與當下，尤其是信息技術全球市場引導的國家間內部分配，都具極具深刻意涵，非但沒有過時，反而日益重要。沒想到初稿有六萬字餘，經網友告知才知道已有翻譯，收於《公共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後悔無知。比較之下，簡中版本譯文流暢，但有幾處錯漏。我翻譯的版本更正了這些錯漏，較為”樸實”準確，也有發表價值與共享價值。此譯文中，學者名字與理論用語採繁體中文常見譯法。波蘭尼與葛蘭西的著作引用，我對比了簡繁版本的文字，但未全部採用，保留了我自己的理解。值得一記的是，我利用ChapGPT 3.5引擎進行了初稿翻譯，但幾乎每句都重新斟酌修改校訂，幾乎沒有省下翻譯時間。可見，翻譯仍是在理論知識的歷史岩層裡採社會脈絡礦的苦工作，這是目前GPT無法勝任的，但對於查詢與相關資料的檢驗確實有很大幫助。想想，我倒不是為了節省了打字時間而用GPT，而倒是要證明經典學術文章翻譯仍是無法被取代的吧！雖然不知道還能維持多久。文長，分篇發布。
Michael Burawoy 註：
對於他們的評論、建議、鼓勵和懷疑，我要感謝吉利恩·哈特（Gillian Hart）、馬爾科姆·費爾布羅瑟（Malcolm Fairbrother）、劉華仁（Hwa-Jen Liu）、約翰·沃爾頓（John Walton）、肖恩·奧里恩（Sean O’Riain）以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貝弗利·銀和（Beverly Silver）喬凡尼·阿里吉 （Giovanni Arrighi）周圍的學生群體。我特別要感謝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他閱讀並評論了無數稿件，給我提供了晦澀的波蘭尼文本，並從一開始就鼓勵我寫作和闡述他自己解釋的批評。這篇文章始於我與我的朋友、同事和合作者埃里克·萊特（Erik Wright）對我們共同探索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分歧。以他獨特的方式，埃里克試圖通過許多批評性評論和相當多的圖表來糾正我。如果事情仍然模糊不清，那肯定不是他的錯，但也可能不是我的錯。最後，我要感謝羅素·賽奇基金會給我重寫這篇文章的心靈寧靜。
後共產主義時代需要一種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它將社會與國家和經濟區分開來，並給予社會優先地位。這種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可以追溯到葛蘭西（Gramsci）和波蘭尼（Polanyi）的著作。來自不同社會世界遵循著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兩者都聚焦於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和超越。對葛蘭西而言，先進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市民社會的擴張，它與國家一起穩定階級關係並提供挑戰資本主義的領域。對於波蘭尼而言，市場擴張威脅到社會，社會反應是（重新）構建自己作為積極的社會，從而孕育出民主社會主義的胚胎。本文將“社會”作為馬克思主義概念，並用它來解釋共產主義秩序的興衰、從階級政治到承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轉變、從殖民主義到後殖民主義的轉變以及新興跨國主義的發展。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階級；社會；霸權；市場
對許多人來說，社會主義的死亡，無論現實抑或想像，都預示著馬克思主義的最終死亡。儘管如此，馬克思主義仍是對資本主義最全面的批評，提出過最令人信服的可行替代方案的指引。事實上，資本主義的永存保證了馬克思主義的永存。但永存也意味著重建，隨著資本主義重建自己，馬克思主義也必須如此。畢竟，聲稱思想應隨著嘗試把握和轉化的物質世界而做出改變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傳統。因此，每個時代都塑造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傳統以應對當今的問題。在本文中，我提供了一個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綱要，它出現在卡爾·波蘭尼和安東尼奧·葛蘭西二十世紀中期的著作中，這是迄今未經檢驗和意外的匯聚。當他們在努力處理某些新穎和重要的問題時，兩人分別地從非常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匯聚到“社會”概念。的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為，“社會”的動力，主要位於國家和經濟之間，是先進資本主義之所以持久和超越的關鍵，就像其脆弱性證明了蘇聯共產主義的垮台一樣。我將試著展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闡釋也適合後共產主義時代，這個時代被勝利的全球資本主義所主宰，這個資本主義正在驚人地有效地瓦解和摧毀所有對它本身的替代方案。
I: 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
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共生的。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古典社會學，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回應，社會主義當時在歐洲還是一個可行和引人注目的運動。馬克思主義是在世紀末的知識地景中形成的幽靈，塑造了韋伯（Weber）、涂爾幹（Durkheim）、齊美爾（Simmel）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建立自己原創理論大廈的基礎。俄國革命使得馬克思主義走向全新方向，再次迫使資產階級社會理論做出反應。當世界在二戰後分裂成兩個陣營時，社會學成為“自由世界”的捍衛者，也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對立面。在這個時期，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社會學享有極大優勢，成為新科學，擁有新使命，扼殺了所有馬克思主義的餘孽。在二十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爆發的社會將社會學推向了自己的危機，同時刺激了馬克思主義的復興。在二十世紀80年代，社會學通過借鑒馬克思主義而得以恢復，今天馬克思主義要擺脫後共產主義的低迷，我認為將取決於如何借鑒社會學。每個馬克思主義的後代都有自己的獨創性和自主性，無法化約同等於其先輩的繼承。
從對抗到和解
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二十世紀中葉綜合了涂爾幹、帕累托、馬歇爾和韋伯的獨立思想，他強烈而得意的否定了馬克思的著作[1]。直到他去世，他仍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種過時的功利主義，其意義完全局限於十九世紀[2]。由於其基礎有深刻缺陷，思考馬克思主義的遺產毫無意義。結構功能主義，即帕森斯理論，編碼成為救世主科學，完全忽略了馬克思主義，不僅忽略了其宿敵蘇聯馬克思主義，還忽略了所有其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
除了冷戰的意識形態敵對外，他們的反對有其理論基礎–帕森斯社會學，特別是《社會體系》（The Social System）[3]集中討論了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漏洞。它將“社會”作為一個自主的、全面的、自我平衡的系統，蘇聯馬克思主義在其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理論框架中沒有“社會”的空間。因此，兩者之間沒有交集，一個缺乏經濟和國家，另一個缺乏社會。[4]在美國，“意識形態終結”的理論家們慶祝“社會”的穩定力量，是自由民主的堡壘，就像在蘇聯那方，計劃經濟主張自己具有生產力的無限擴張和資源的合理分配。雙方都有他們的異議人士，萊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和巴靈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注入了他們的批判的人文主義與階級分析，而布達佩斯學派和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則將黑格爾和早期馬克思結合起來反對極權共產主義。儘管他們是未來的先驅，在當時（二十世紀50年代），這些僅是兩個舒適歡欣陶醉海洋中的小派別。雙方都將經歷震撼，先是社會學，然後是馬克思主義。
就在社會學似將埋葬馬克思主義時，1960年代和1970年代報復來了。這次攻擊不是來自垂死的蘇聯馬克思主義，而是來自最沒有想到之處，就在社會學的家門口。社會運動：言論自由運動、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等爆發了，粉碎了美國和國際的和平。他們對“共識”（consensus）社會學進行了審判，質疑了社會學對美國社會的樂觀主義觀點，重振了馬克思主義的活力，形成新的理論體系—如《月刊評論》（Monthly Review）中的壟斷資本主義理論、依賴理論的低度發展論述、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英國階級社會史、德國系統分析和法國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正如社會學在馬克思主義找不到任何可取之處一樣，現在輪到復甦的馬克思主義全面否定了社會學。基進和批判理論毫不妥協譴責 “共識”在社會學中是“編造的”，就像在社會中一樣的虛幻。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當時是《新左評論》才華橫溢的辯論家和編輯，他甚至更進一步[5]，不滿足攻擊敵人，而是深入敵營，嘗試清除馬克思主義本身中所有的資產階級污染。他譴責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諾（Adorno）、葛蘭西和盧卡奇（Lukács）、薩特（Sartre ）和阿爾圖塞（Althusser）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與邪惡勾結，脫離工人階級，缺乏革命視野。安德森堅持我們要回到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所開創的革命道路上。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論述的，重新審視托洛茨基對蘇聯的著作是有益的，但其理論在先進資本主義的世界中顯得脫離實際[6]，只反映了他最熟悉的俄羅斯和蘇聯世界。托洛茨基遵循古典馬克思主義，在理論與在實踐都否認社會的現實性。安德森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是在革命樂觀主義的爆發中寫成的，他將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譴責推向高潮，也使得這種譴責失控崩潰。安德森在批評中剝奪了馬克思主義所需應對共產主義崩潰和全球市場崛起的核心概念工具。[7]
阿爾文·古德納（Alvin Gouldner）正確地診斷了西方社會學即將到來的危機，他預言了馬克思主義的攻擊。[8]此外，對危機的遏制大致遵循了他的處方，也就是說吸收批判性馬克思主義的精華。在摩尼教的 “冷戰 “世界中，社會學尋求消滅馬克思主義，現在則以建設性的接觸與和解取代。社會學對自己被打碎的基礎失去信心，隨著福利國家的衰落而失去信譽，它把馬克思主義重新吸收到它的許多領域中。它吸取了1960年代的教訓，將經濟和國家恢復到與社會分析並列的應有地位。重新復活的經濟社會學關注工作的轉型和退化。政治社會學關注的是資本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特徵。階層研究開始關注不平等問題和階級的中心地位。文化社會學關注的是意識形態統治的力量。比較歷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和它的歷史理論。在社會學的另一端，人類學家借鑒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再生產理論。當時的大理論家布迪厄（Bourdieu）、福柯（Foucault）和哈伯瑪斯（Habermas），以及女權主義和種族理論，都被馬克思主義所滲透。經典被重新解讀，如涂爾幹和韋伯成為關注宰制（domination）的理論家、資本主義的批評者，甚至是社會主義的倡議者。馬克思主義不再是被誹謗的”他者”，寶藏出土，以振興疲軟挽救支離破碎的社會學。這種吸收不可避免地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但也為社會學注入了活力。[9]
當社會學走出危機時，馬克思主義迎來自己的危機。 1990年代見證了共產主義的瓦解，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全球崛起以及抗議和革命的撤退。它們共同粉碎了二十世紀70年代馬克思主義樂觀主義的殘餘。本文的論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現在取決於吸納社會學思想。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和社會學的融合應該是雙向的。正如社會學借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和比較視野，現在馬克思主義必須從社會學中吸收解放性的社會觀念。離開三十年的對抗，離開葛蘭西所謂的“運動戰”（War of Movement），馬克思主義和社會學已經進入了一個非常不同的交往，即葛蘭西稱之為“陣地戰”（War of Position）。兩者不是互相征服，而是各自尋求彼此間的同等地位協調，根據誰吸收了誰而定。這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區別。當然，這兩種融合體可以在相互激勵和對抗的狀態下並存。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起源
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第一次試圖佔有社會學的批判性時刻。人們可能會認為馬克思本人試圖將黑格爾和聖西門的社會學概念納入其中，但說他對“社會”的概念有詳細的說明是牽強附會的。正如阿爾文·古德納所言，社會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最多只是一個殘留的範疇[10]。他當然是指他們關於資本主義的著作，而不是他們關於共產主義的著作，這是完全不同的問題。無論是在《巴黎手稿》中克服異化的概念，還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反復強調只有在社群中個人才能全面的發展天賦，或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宣揚的關連（association），其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或者從巴黎公社與《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抽象出來的社會主義的概念，或在《資本論》中提到的聯合生產者，甚至是恩格斯在《社會主義：烏托邦與科學》中提到的國家消亡的想法，在這些地方，共產主義的核心都包含了某種社會的概念。馬克思和古典馬克思主義未能進行的，是對資本主義下的社會進行補充分析，這種補充分析可能會帶來更一致性的共產主義願景。這就是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計畫。
當馬克思主義利用社會學分析資本主義時，諷刺矛盾的是，這樣做是為了哀悼社會的喪失！我想到的是戰間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自覺地吸收了社會學。這是一種失敗的馬克思主義，它接受了兩重挑戰：為什麼在西方沒有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為什麼俄羅斯革命墮落成獨裁政權。在這個雙重計劃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及其前身，卡爾·科爾施（Karl Korsch）、盧卡奇，大量借鑒了韋伯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不是訴諸自治社會，而是訴諸於他們對統治和合理化的理論，甚至挖掘他們對社會消失的理論。揮舞著更新的武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第二國際的機械式馬克思主義，其認為資本主義會向社會主義自然過度，反對馬列主義的革命教條。與時俱進，法蘭克福學派發展了有關資本主義（非）理性和持久性的憂鬱理論，其中部分悲觀情緒來自德國社會學。
然而，還有另一種西方馬克思主義，沒有屈服於當時的絕望，而是借鑒了大量唯心主義思想來建立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它的兩位主要代表人物是葛蘭西和波蘭尼，他們認真對待”社會”這個概念的嚴肅程度有個人特色，卻然造成廣泛影響。他們走的道路截然不同，但都利用”社會”的思想來保持社會主義的願景和與工人階級的密切聯繫。首先，“社會”是一個概念創新，用來理解資本主義的持久性，以及它未能屈服於馬克思為其制定的法則。通過這種方式，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終於開始探討社會意義了，這是社會學對此卻令人費解一直沒做到的。[11]
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上，社會不是一個能跨越歷史，中世紀世界，部落和複雜系統、傳統秩序和現代秩序，能涵蓋所有獨立機構共同形成一個有條理和有邊界的整體的通用概念。葛蘭西和波蘭尼賦予”社會”概念是具有歷史特定性的。對於葛蘭西來說，社會是「公民社會」，放在與國家的矛盾聯繫中才能理解。公民社會指的工會、政黨、大眾教育和其他自願組織和利益團體的增長，這些組織在十九世紀末在歐洲和美國大量增加。同時，新的交通方式（汽車、鐵路）、通訊方式（郵政服務、報紙）和監管方式（警察）將人們與彼此以及國家聯繫在一起。一方面，公民社會與國家合作，以遏制階級鬥爭，另一方面，相對於國家的自主性能促進階級鬥爭。
波蘭尼的社會，是我所謂的”積極社會”（active society），它總是在與市場的矛盾張力中才能理解。[12]波蘭尼並不總是清楚什麼構成了積極社會，但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它包括工會、合作社、組織工廠運動以縮短工作時間、擴大政治權利的憲章運動和政黨的基本發展。一方面，市場傾向於摧毀社會，但另一方面，社會會（重新）行動起來保護自己並使市場屈服。[13]波蘭尼經常提到社會具有自己的現實性，代表自己行動，而葛蘭西則將公民社會理解為一個鬥爭的領域。對於兩者來說，“社會”佔據了資本主義內部經濟和國家之間的特定制度空間，當“公民社會”溢入國家時，“積極社會”則滲透到市場中。對於兩者來說，社會主義是使市場和國家納入自我調節社會（self-regulating society）之的支配之下，葛蘭西稱之為的調節社會（regulated society）。
具有這樣的社會觀念，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在四個方面與社會學有所不同。首先，正如我已經強調的那樣，“公民社會”和“積極社會”並非永恆的概念，而是十九世紀末歐洲資本主義的具體歷史產物。事實上，“社會”在其兩種表現形式中，正是隨著古典社會學的產生而出現，打破了將社會視為普遍的主張。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在十九世紀末之前談論“社會”，但它有不同的意義和重要性。在現代，“社會”的強弱、其特定的配置以及與國家和經濟的關係，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都有決定性的影響。
其次，社會並非懸浮在價值共識之外的自主領域。將社會定義為一個由政黨、大眾教育、志願組織、工會、教會，甚至是家庭所佔據的制度空間時，社會學馬克思主義關注市場與社會（波蘭尼）以及國家與社會（葛蘭西）之間的關係。儘管葛蘭西和波蘭尼的著作並沒有特別關注，但假設社會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是錯誤的。相反的，社會是由如毛細血管般的權力所貫穿，常常被分枝散裂成種族、民族，生成不同的性別支配。我將在結論中回到這個問題。
第三，今天的社會學已經將“公民社會”、“市場的嵌入性”（embeddedness）和“社會資本”等相關概念納入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穩定和有效性的條件，但對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而言，社會是羅馬人的門神雅努斯神（Janus），前後有兩個面孔，既穩定資本主義，也提供了超越資本主義的地勢。 如果說，葛蘭西的市民社會，是通過與國家的聯繫來組織贊同和限制階級鬥爭的方式開始，那波蘭尼的積極社會，是從抵制市場經濟的非人性化影響的方式開始。但他們最終都會問，社會如何創建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秩序，使經濟和國家都置於自我調節社會的支配。
第四，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據此擴展了社會學對功利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反感。它把社會學的普遍主張、社會行動和社群理論轉化為批判的武器。例如，帕森斯的社會系統理論，弱化了權力，強調價值共識、相互補充的角色期望和自我調節機制，旨在反駁現代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描述，而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則成為了對資本主義的深刻譴責。同樣的例子還包括埃茲尼（Etzioni）和塞爾茲尼克（Selznick）等共同體主義者，他們所謂的“共產主義”（communalism）和美國（就算包含了未來的可能性）相差甚遠，而是對它的猛烈指責。邊緣化市場和國家，社會學對社會的概念成為了對社會主義的渴望。總之，就像社會學通過吸收馬克思主義而馴服它一樣，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也試圖將社會學納入其民主社會主義的計畫中。
在本文中，我展示了葛蘭西和波蘭尼從非常不同的經驗出發，收斂到了同一個想法，以及他們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批評如何產生了互補的觀點，即關於“社會”與資本主義的聯繫。然後，我將這兩種觀點結合起來，以揭示資本主義的連續時期、資本主義霸權和反霸權的模式，以及在全球秩序中資本主義的多重軌跡。在結論中，我提出了一個在後共產主義時代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議程，關於社會的四個主題：首先，論國家社會主義的潛力、失敗和後果；其次，論種族性質的社會內部裂縫（先進資本主義以及殖民主義）；第三，論社會與國家、經濟和家庭之間的界限；第四，超越國家的社會擴張。
II：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傳記
將葛蘭西和波蘭尼聯繫起來，或甚認為他們是相關的思想家不免有些奇怪[14]。葛蘭西毫無疑問的屬於馬克思主義傳統，關注列寧有關權力和支配問題，他的獨特貢獻在於將文化和意識形態置於政治分析的中心。葛蘭西對社會學進行了嚴厲批評，他與涂爾幹和韋伯的親近關係很容易被忽視[15]。相比之下，波蘭尼常常被認為是韋伯對經濟分析的延續，並將涂爾幹的標誌性聲調“社會現實”（reality of society）當成自己的來用。與韋伯一樣，波蘭尼堅持認為國家在建立和調節市場經濟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今天，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通過他的“嵌入式自治”（embedded autonomy）概念[16]進一步發展了這種韋伯式的波蘭尼思想。與涂爾幹一樣，波蘭尼堅持認為市場的社會基礎是不可或缺的，涂爾幹所謂的契約的非契約要素以及非契約社會也是如此。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認為，這種涂爾幹式的波蘭尼，是將社會網絡作為市場交換先決條件[17]。波蘭尼著重於交換領域而非生產領域，他經常瞧不起”大眾馬克思主義”（ popular Marxism），[18] 所以和葛蘭西看起來更沒關係了。
因此，二十世紀社會理論的這兩位巨人從未被聯繫起來，我們反倒不感驚訝。仔細審視他們各自對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可以發現他們的共同之處。兩人都反對社會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粗暴的“實證主義”。正如葛蘭西將社會學歸納為粗糙的因果原子論和鐵的歷史規律，波蘭尼將馬克思主義簡化為其最經濟主義的變體[19]。他們界定自身的這個”他者”選擇頗有意思，“他者”特徵在以下兩方都相似，即，一種脫離生活經驗的社會科學，脫離歷史、階級的集體意志、政治的不確定性；以及脫離尋求新的知識和道德秩序。他們共同控訴了庸俗馬克思主義和實證主義的社會學。
在本文中，我旨在展示他們的思想有多麼趨同，他們的分歧如何對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作出互補貢獻，一是政治貢獻，二是經濟貢獻。超越當時讓他們顫以來非常不同的爭論，並將他們的理論置於他們自身的政治傳記脈絡裡。葛蘭西和波蘭尼的著作經常像死亡軀殼被肢解，最有用的部分從被賦予意義的整體中剝離出來，移植到病態的理論中。我打算將恢復這兩個理論體系的完整性與彼此關係。這需要平行探索賦予他們生命計劃意義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背景。這兩位人物，歷史力量和他們的理論發展密不可分。因此，傳記不是背景填充物，而是理解他們思想完整性的本質。只有在確定了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共同點之後，才能在下一節中轉向他們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不同位置。
分歧的社會起源
葛蘭西和波蘭尼來自歐洲的兩端，也來自階級結構的兩端[20]。他們最終的智識匯聚，彰顯了人類可以超越其社會背景的信念。葛蘭西於1891年出生於撒丁島（Sardinia）的一個貧困農村家庭，家中有七個年幼的孩子，父親是一名低階官員，因被捏造的小罪名而在葛蘭西七歲時在監獄中失蹤，留下母親獨力撫養孩子。葛蘭西排名第四，自幼駝背，由於身體畸形，極度敏感，他無法過上正常的童年生活，只能專注於書本和學習。因為貧困，他不斷地從一所學校轉到另一所學校，歷經痛苦的心理身體的掙扎。最終，他靠著堅毅意志進入都靈大學，然而，他在那兒依舊過著悲慘、痛苦、經常孤獨的學生生活。
波蘭尼則完全不同，他比葛蘭西早五年出生，生於1886年，在布達佩斯的一個富裕的中上階層的“猶太”（雖然改信加爾文教）家庭中長大。他父親靠著成功的鐵路事業致富，為他提供了金錢所能買到的最好的私人教育，包括一群家庭教師和女家庭教師。波蘭尼是五個孩子的中間一個，在濃厚的知識氛圍中成長。母親經營沙龍，聚集了當時布達佩斯一流的藝術家、作家和基進分子。波蘭尼享受文化教育的金湯匙待遇！這與葛蘭西的成長經歷相當不同， 一個通過痛苦發展了他的智力，另一個通過智力發現了痛苦。最終都有相同的社會主義承諾。
波蘭尼和葛蘭西都受到了獻身社會主義革命兄長的影響，但他們自己的第一個政治行動並不是社會主義。正如南方基進知識分子的典型，葛蘭西成為了撒丁島民族主義者，認為北方是非法的殖民統治者。直到他定居在北方工業城市都靈，看到了蓬勃發展的工人運動，目睹1913年在撒丁島罷工的農民遭受的暴力鎮壓，他認識了階級力量：必須團結北方工人和南方農民，才能挑戰北方資本家與南方地主的日益勾結。他放棄大學學業，投身於蓬勃發展的都靈工人運動。他雄辯的筆鋒為解放目標發聲，孕育雛形期的工人階級文化。
波蘭尼的早期政治活動也具有民族主義色彩。他在1908年仍是大學生時籌組了伽利略騎士團（Galilei Circle），這是個龐大組織，訴求匈牙利脫去封建的外衣，建立一個繁榮、開放的資產階級社會，擁有自由政治和現代教育。據後來他回憶說，伽利略騎士團有約兩千人，尋求民族文化復興，為工人和農民開展識字運動。波蘭尼對俄羅斯民粹主義運動非常感興趣，這使他在1914年短暫地加入了國家資產階級激進黨（National Bourgeois Radical Party）。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後於1919年解體，匈牙利出現了自由政權，隨後是更激進但短暫的蘇維埃共和國。波蘭尼從旁觀察這些陸續發生事件，於1919年6月離開布達佩斯前往維也納，就在蘇維埃共和國於1919年8月1日崩潰之前離開。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但意識到自由民主制度的局限性，提出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以爭取民主自由。
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
如果說葛蘭西和波蘭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都成為了社會主義者，波蘭尼比葛蘭西更不確定，他們都對當時德國正統馬克思主義沒有太多同情。他們的社會主義觀點遠非歷史決定論的。他們熱衷於人類塑造歷史的能力。儘管政治靈感都來自俄羅斯，波蘭尼從農民為基礎的民粹主義者得到啟發，葛蘭西則從工人階級支持的布爾什維克獲得靈感，但他們都汲取了他們所處時代的義大利和德國唯心主義思想，
葛蘭西對正發生的俄國革命深感著迷。他於1917年寫下的著名文章〈反資本論革命〉（The Revolution Against Capital）是一首對布爾什維克的頌歌。布爾什維克違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刻意制定的歷史法則，這些法則是當代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無所作為的藉口，對葛蘭西而言，布爾什維克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沒有用大師的作品來編撰嚴格的教義……他們活出馬克思主義思想，此種思想是永恆的，它代表了德國和義大利唯心主義的延續，在馬克思那裡則受到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影響所污染。這種思想認為歷史上的主導要素不是原始的經濟事實，而是人，社會中的人，彼此之間的人，彼此達成協議，透過協議（文明）發展出一種集體的、社會的意志；人們開始理解經濟事實，判斷它們，並將它們適應自己的意志，直到這成為經濟的推動力並塑造客觀現實（objective reality）。[21]
俄國革命使年輕的葛蘭西信仰馬克思主義，但不是作為一種科學教義，而是作為一種強而有力的意識形態，一種能夠捕捉到底層階級想像力的具體幻想，激發他們的集體意志，掌控歷史。[22]但請注意，集體意志是由“社會中的人，彼此之間的人，通過彼此之間的協議”所鍛造的，這正是波蘭尼所提到的“社會現實”。
與葛蘭西的唯心主義相似，波蘭尼也從匈牙利著名詩人安德雷·阿迪（Endré Ady）身上獲得了靈感。在1919年紀念阿迪的活動中，波蘭尼寫道：“事實上’鳥兒飛翔不是因為引力的作用，而是儘管有引力存在’而’社會的飛躍進步是儘管有物質利益存在，而不是因為有物質利益存在’”[23]，反對被實證主義包裹的馬克思主義，波蘭尼絲毫不弱於葛蘭西。
從未有比相信人類的歷史是由獨立於人的意志和行為之外的法則所支配的荒謬迷信了。未來等待著我們的概念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未來不存在，無論現在還是以後都是如此。未來是由活在現在的人不斷地重塑。只有現在才是現實。沒有未來可以賦予我們在現在行動的有效性。[24]
然而，吸引波蘭尼的不是布爾什維克，而是以農民為基礎的社會革命黨，俄國民粹主義的真正繼承者，很快就被執政的布爾什維克所擊敗。民粹主義者的影響無疑是導致波蘭尼將對市場的批評置於其理論的核心位置的因素之一，就像布爾什維克的影響導致葛蘭西從事國家問題一樣。
他們都在尋找制度的典範來體現“集體意志”，為他們的社會主義信仰打基礎。葛蘭西尋找著名的俄羅斯蘇維埃的類比，在都靈汽車工業的工廠委員會中找到了它們。從1919年到1920年，都靈的工人階級掌控了這座城市，導致了1920年的佔領工廠。作為報紙《新秩序》（L’Ordine Nuovo）的編輯，葛蘭西深入研究了運動的渴望。然而，由於缺乏工會和社會黨的更廣泛全國性支持，這場運動熄滅。失敗的實驗讓葛蘭西在其餘生中深思熟慮，認識到資本主義霸權的力量，需要一個有效挑戰霸權的的工人階級政黨。葛蘭西是義大利共產黨的創始成員和最終的總書記，他試圖與最有階級意識的工人保持聯繫，在棄權主義的“虛假激進主義”和工會的“無效改良主義”之間找到一條路。
儘管波蘭尼始終與政黨政治的保持距離，但他仍然深受紅色維也納的市政社會主義（municipal socialism）影響。由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組織，由奧托·鮑爾（Otto Bauer）理論化的“功能性民主”，旨在賦予工人組織權力，提高階級文化。在他為《大轉型》所做的筆記中，波蘭尼寫道，維也納的市政社會主義取得了“西方歷史上最壯觀的文化勝利之一”。[25]
1918年開始，在維也納體制的保護下，高度發達的工業工人階級的道德和智力水平同等地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們抵擋了嚴重經濟動盪所帶來的貶低影響，實現了任何工業社會中群眾從未超越的水平。[26]
追求工人民主和都靈工廠委員會的運動相比，比較不激進，但持續時間更長。波蘭尼本人只有在工人大學授課才直接接觸工人階級。他在維也納的大部分時間（1919年至1933年）都在從事新聞工作，為《維也納匈牙利報》(Bésci Magyar Ujság)，)和奧地利財經報紙《奧地利經濟學人》（Der Oesterreichische Volksvirt）報導美國、英國和蘇聯的事件。然而，他還是找到時間公開捍衛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行性，反對冯·米塞斯（Von Mises）的市場基本主義。葛蘭西的激烈政治參與導致他對國家進行了批判，波蘭尼對社會主義經濟的涉足使他對市場進行了批判。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摸索著通往社會主義第三條路，在放逐中繼續深化。
流亡：社會理論家和社會主義
當他們希望建立新社會主義秩序時，法西斯主義從在義大利和奧地利失敗的革命灰燼中崛起，這一打擊是致命的。葛蘭西於1926年被控叛國罪並判處二十年監禁，於1937年死於獄中，但在此之前他寫下了他的著名《獄中札記》，使他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巨人。他對西方革命失敗和法西斯主義的反思，促使他在俄國和法國的革命背景中進行對西方世界的分析。波蘭尼於1933年逃往英國，當時奧地利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使他的社會主義前景不可行。1940年，他受邀到美國講學。由於當時英國正處於戰時圍城之中，他無法返回英國，因此他在本寧頓學院（Bennington College）擔任了三年的教職，寫下了即將孕育而生的《大轉型》。該書的副標題：“我們時代的政治和經濟起源”，這句話作為葛蘭西的獄中札記的副標題再適當不過。
當法西斯主義中斷他們的政治和知識分子活動後，葛蘭西和波蘭尼都停止了“世俗生活”（the life of the world）。他們的政治形構到了頭，但知識原創性仍在前方。葛蘭西在義大利被監禁，正是波蘭尼進入荒野的時候。在他去世前六年的1958年，波蘭尼回顧他的一生：“世界停止了幾十年……所以我現在才回歸自我，途中失去30年，等待果陀，直到世界再次追上我。”[27]葛蘭西在監獄中度過的歲月和波蘭尼的流亡歲月並非浪費的。事實上，他們創造了二十世紀最富饒的社會科學的一部分。
這正是葛蘭西和波蘭尼“第二次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時刻。對葛蘭西來說，這意味著他背離了年輕時的唯意志論，馬克思主義不再作為意識形態，而是科學。他發現了一種更具決定論性質的馬克思主義：能完善可能限制、階級形成的限制、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力量，以及對資本主義自發同意的根源。波蘭尼則朝著相反的方向，通過馬克思的《巴黎手稿》來鞏固他的唯意志論。從馬克思的早期哲學著作中，波蘭尼得出了這樣一個分析：資本主義破壞了人類需要的人文主義，將多面向個體變成單一的、計算中個體[28]。與馬克思在法國的政治著作一致，波蘭尼採納了當時樂觀的正統派看法，即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不相容。世界面臨著極端的選擇：法西斯主義（沒有民主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沒有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29]。從馬克思的經濟著作中，波蘭尼得出了資本主義危機的趨勢，即使這些危機與過度生產或利潤率下降無關[30]。相比之下，葛蘭西拒絕揣測人類本質的最終特性。他否定法西斯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明顯對立，認為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制度一樣與法西斯主義相容。最後，儘管資本主義可能陷入經濟危機，但這些危機不會危及生命。最好的情況，它們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提供了更有利的土壤，最有可能的是，將成為資本主義重新結構自身的載體。
儘管他們解釋有所差異，但法西斯主義對他們兩人都極其重要。對於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尤其重要，因為這促使他們都尋找法西斯主義扭曲、破壞、吸收的東西–即“社會”的起源和意義。法西斯主義將他們帶回到十九世紀，抵抗和抑制資本主義自我毀滅的新趨勢。對於波蘭尼來說，這個“積極社會”有其自主性：挽救市場免受自毀趨勢，成為市場的束縛，威脅要超越和支配它。對於葛蘭西來說，“公民社會”是一個新的鬥爭領域，將國家與日常生活的節奏聯繫在一起。波蘭尼對積極社會的制度組成不清楚，但葛蘭西則填補了政黨、印刷媒體、大眾教育以及各種志願組織等。對於波蘭尼和葛蘭西來說，有著薄弱社會的自由資本主義讓位給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後者標誌著密集複雜的“公民社會”或“積極社會”，受到國家日益精細的干預手段所幫助和唆使。
葛蘭西和波蘭尼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單向擴張和收縮，不是每個國家都排隊緊隨領導的腳步。假定國家、社會和經濟具有多樣化的配置，那資本主義就是多方發展的。問題不在於經濟矛盾最最深，或生產力最發達的地方，而在於如何解釋通往自由民主、社會民主、法西斯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的不同路徑。兩人都將美國歸為獨特的一類。他們認為，每種國家配置在很大程度是對應社會中階級力量的平衡，特別是對於某些“支配階級”代表普遍或普世利益的能力。如果國家社會是定向分析的單位，兩者也非常清楚國際秩序對國家安排。事實上，兩者都認為法西斯主義和蘇聯的史達林主義轉型，是對國際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反應。
雖然兩者都採用全球分析，但眼光沒有離開推動階級行動的具體生活經驗。 葛蘭西將這種生活經驗理論化為“常識”（common sense），其中包含了不同階級解放潛力的“良好判斷力”（good sense）的核心。波蘭尼同樣對不同臣屬階級的生活經驗感興趣。在他的大部分人生中，都參與了某種形式的工人教育，從伽利略騎士團開始，在維也納的工人大學教學，在英國於工人教育協會全職工作，在工人教育協會在那裡，他敦促成人教育從勞工生活經驗開始，並呼籲發展大眾文化。[31]像葛蘭西一樣，波蘭尼了解宗教的力量，儘管葛蘭西反對天主教的窒息影響，但波蘭尼則宣揚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潛力。
在他的最後一部重要著作《犁與筆》（The Plough and the Pen）中，波蘭尼與他的妻子伊洛娜·杜欽斯卡(Ilona Duczynska)共同編輯了一部匈牙利文學選集，向早期的民粹主義者和啟發1956年反共起義的人文主義作家致敬。波蘭尼在這裡並非譴責共產主義，而是展示共產主義如何孕育了一條老路，一條通往民主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正如葛蘭西將“常識”從傳統知識分子的掌控下解放出來一樣，波蘭尼的民粹知識分子將共產主義的潛能釋放出來，對抗其正統的辯護者。在二十世紀的偉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葛蘭西和波蘭尼在關注知識分子在闡述大眾意識方面是獨一無二的，並將其與國家和全球歷史的展望相連接。
波蘭尼和葛蘭西都沒有失去社會主義未來的視野。在這一點上，他們都聚焦於一個願景，即將經濟納入“社會”範疇，由一個反應靈敏、權力極少的國家監督。《獄中札記》中對未來社會主義秩序（即葛蘭西所稱的“規訓社會”）的討論相對較少。然而，其中不難發現工廠委員會運動對葛蘭西的深遠影響，使工業生產成為團結的熔爐。他的《新秩序》（L’Ordine Nuovo）寫作強烈地讓人想起涂爾幹的有機固體特徵：每個人通過參與等級制分工與整個生產過程建立聯繫[32]。同樣地，波蘭尼受到維也納的市政社會主義，他所稱的“功能性民主”的影響，並將其與行會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聯繫起來，後者本身就是19世紀社會主義的一種傳承。畢竟，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是波蘭尼崇拜的工業革命英雄。在所有關於工業革命的評論家中，歐文是唯一強調社會既是問題也是解決工人墮落和道德敗壞的解決方案[33]。他的“合作村莊”（Villages of Cooperation）和“勞動交換所”（Labor Exchange）等自給自足的工人社區計劃，正是葛蘭西一個世紀前提出的工廠委員會網絡的前身[34]。工廠委員會和歐文的合作運動都未能實現其目標，但激發了一種社會主義的社會觀念，一種新的道德和智力秩序，即使只是短暫地抓住了工人階級的想象力。考慮到資本主義的持久性，葛蘭西和波蘭尼都密切關注具體幻想的動員力量。只有對資本主義的不可避免和即將到來的崩潰充滿信心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馬克思與恩格斯，才能將工廠委員會或歐文主義視為烏托邦而予以否定。
葛蘭西和波蘭尼對西方失敗的革命、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蘇聯革命的參與之共同經歷，使他們超越了自身不同的社會背景、政治軌跡和迴異的國家環境，分別走向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相同道路[35]，其設想是在社會基礎之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獨立的空間，與經濟和國家有關聯但又分離。儘管他們都發現了社會，但共同點到此為止，因為他們的關注和解釋來自於非常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
[1]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37). 正如帕森斯通過韋伯、涂爾幹、帕累托和馬歇爾的匯聚推導出他的自由意志主義行動理論一樣，我正試圖從葛蘭西和波蘭尼的匯聚中推導出一個共同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相對於帕森斯對馬克思主義的否定，我則借鑒了社會學的解放時刻。
[2] 在1965年美國社會學會年會上的卡爾·馬克思的全體會議時，帕森斯總結道：“卡爾·馬克思是完全屬於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社會理論家。他在知識史的地為是穩固的。然而，作為一個在科學意義上的理論家，他屬於已被超越的發展階段。在今天社會學中，以嚴格定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是否定馬克思以來有任何實質性理論進展，是站不住腳的。“Some Comments on the Sociology of Karl Marx,” in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135. 當帕森思提到“馬克思以來的理論進展”時，你可以肯定他並沒有考慮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的超越！他在馬克思主義復興，顛覆和越過帕森斯自己的理論建構不久之前發表了這篇演說。正如派森思曾經對斯賓塞（Spencer）所說的那樣，現在誰還會讀帕森思呢？
[3]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4] 正如馬克思主義將“社會”納入其中，帕森斯也發展了他著名的AGIL方案，將適應（經濟）、目標實現（政治體）、整合（社區或“社會”）和“潛伏”（支持價值觀的家庭和其他組織）作為獨立的制度領域。參見Talcott Parsons and Neil Smelser,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6); Talcott Parsons,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 in Theories of Society, by Parsons et al.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30-84; and Talcott Parsons,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5] 參考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6] 參考 See Michael Burawoy, “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Science: Skocpol versus Trotsky,” Theory and Society 18 (1989): 759-805.
[7] 為慶祝《新左評論》的第100期，佩里·安德森進行了一項對葛蘭西的“霸權”（hegemony）概念的冗長詳細的解剖，指出了其內部的不一致性，包括他高估了同意的重要性，低估了國家壓制力量的強度，忽略不同形式的國家，因此是傾向於改革主義政治，以應對可怕的歐洲共產主義。安德森聲稱，在葛蘭西的分析中可以挽救的部分，在卡特斯基（Kautsky）與在與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辯論中，關於改革主義形式或托洛茨基的革命形式中已經說過了。該文章以對托洛茨基雙重權力理論的致敬作為結尾。他聲稱預見了葛蘭西霸權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中，沒有人將其與公民社會聯繫起來，或將公民社會作為先進資本主義的標誌，因此也沒有人可以被視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參見安德森，“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00 (1976- 77): 5-80
[8] 參考 See Alvin Gouldner,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9] 有些人，例如帕森斯本人，可能會主張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1950年代已經存在於塞摩爾·馬丁·利普塞特(Seymor Martin Lipset )和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的著作中。見Talcott Parsons,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uthor,” in The Social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edited by Max Black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1), 362.。確實，與帕森斯不同，利普塞特和貝爾都嚴肅地涉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在他1981年對《政治人物》（Political Man）的補充（“Second Thoughts and Recent Findings”）中，利普塞特將他的政治社會學稱為“非政治的馬克思主義”，因為它依賴於“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論假設”，包括階級這一范疇。見Lipset, Political M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1), 459 。但在他對”意識形態終結”的闡述中，他認為美國社會已經克服了工業化的所有主要問題，因此，即使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的一種形式，也可以被視為接近或應該達到的程度。保留批判性修辭來掩蓋遠離馬克思主義的實質轉變，因此，對市場的關注把生產拋在了後面，對分類鬥爭的時髦興趣把階級拋在了後面，社會運動理論從關注社會變革轉向了對集體行動原因的一般理論，而政治社會學則將資本主義置於括號之內，回歸到公民身份和自由民主的問題上。隨著政治風向的變化，社會學再次向馬克思主義告別。
[10] Alvin 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 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Develop- ment of Theory (New York: Seabury, 1980), chap. 12.
[11] 正如弗雷德·布洛克在他的評論中對我說的那樣，“[你的論文]指出了社會學傳統在150年的時間裡未能為我們提供一個充分或有用的‘社會’概念之荒謬，表面上，這還是你們分析的主要對象。”
[12] 我使用「積極社會」的概念，與艾米泰·艾茲尼（Amitai Etzioni）在其著作《積極社會》（The Active Society，紐約：自由出版社，1968）中的概念有所不同。艾茲尼所謂的「積極社會」是「回應性社群」和「個人需求」之間相互促進的平衡，這是一個相當抽象的烏托邦，確實讓人想起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觀念。不同的，波蘭尼（Polanyi）所提出的積極社會是對市場帶來的惡化的積極反應，艾茲尼的積極社會則是對無所不在的後現代秩序的內在特性的反應。然而，正如將會看到的，波蘭尼的社會也有烏托邦的特性，當他有時候理解社會是以行動者的權利來定義自身時。
[13] 這裡有兩個社會概念：公民社會和積極社會，有重疊之處，但它們並不相同。此外，葛蘭西和波蘭尼對它們的使用充滿了歧義。我在定義“積極社會”時採取了某種特權，將其類比並與“公民社會”重疊。在一份未發表的手稿中，伯克利·弗萊明（Berkeley Fleming）重現了卡爾和波蘭尼之間的部分交流，圍繞《大轉型》手稿。麥克波蘭尼試圖理解他兄弟對“社會”的使用，這是一個歷史上出現的實體，與市場分開。只有這樣，卡爾才能維持市場趨向於摧毀作為其前提的社會的想法。參見Fleming, “Three Years in Vermont: The Writing of Karl Polanyi’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resented to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Karl Polanyi Conference, Mexico City, Mexico, 2001), 20-21. 。波蘭尼對社會的看法是獨立於市場的，這一點得到了他對“社會現實”的反復引用的支持。我認為，波蘭尼的市場不是嵌入式的，而是被一個獨立的社會所包含。同時，市場總是有社會基礎，即共同的理解和信任，通常基於網絡，才使得交換成為可能。但是，社會基礎或涂爾幹的非契約性合同元素並不是波蘭尼所指的社會。參見Lie, “Embedding Polanyi’s Market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4 (1991): 219-35.
[14] 我知道兩個例外。Giovanni Arrighi和Beverly Silver在他們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動態的分析中結合了波蘭尼和葛蘭西（從熊彼特（Schumpeter）得到一些幫助）。像許多世界體系分析一樣，他們的綜合排除了“社會”，這個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概念。請參見“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The Belle Époques of British and U.S. Hegemony Compared,” Politics & Society 31, no. 2 (2003).。在第六節中我會回到Arrighi和Silver。另一個例外是Vicki Birchfield，她發現波蘭尼對市場反應和葛蘭西對政治統治和霸權意識形態的描述之間存在補充性。請參見Birchfield，“Contesting the Hegemony of Market Ideology: Gramsci’s ‘Good Sense’ and 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6, no. 1 (1999): 27-54.。
[15] 葛蘭西對社會學聲稱的能夠發現社會規律的”科學性”是嚴厲批評的。他對“自治”於國家之外的社會概念同樣輕視：“明顯的社會學的所有重要問題都不過是政治學的問題。如果有什麼殘餘，那只能是由虛假問題組成，即瑣碎的問題。”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244.，244頁。有趣的是，在所有現代社會科學經典著作中，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變遷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可能是最接近葛蘭西的。儘管亨廷頓是保守派，他沒有使用”霸權”這個概念，但對霸權力量有著驚人的認識。他對政治社會學缺乏對社會的政治維度，缺乏及社會與國家的聯繫也非常不滿。儘管亨廷頓沒有提到葛蘭西，但他從列寧那裡得到了許多啟示。
[16] 參考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 參考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510.
[18] 參考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1944] 1957), chap. 13.
[19] 葛蘭西最激烈的批評對象是布哈林（Bukharin）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普及手冊》（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Popular Manual of Marxist Sociology），此書在葛蘭西看來，代表了最好的馬克思主義中的”社會學”傳統，他批評它虛假客觀性、經濟決定論、所謂的經驗法則的空洞性、概念的抽象性，和”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唯心主義，這種方法論從未與現實世界接觸過。（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419-72）。葛蘭西非常努力地將他自己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或他所謂的”實踐哲學”與布哈林所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劃清界限。
[20] 對於葛蘭西的生平，我倚賴朱塞佩·菲奧裏（Giuseppe Fiori,）的《安東尼奧·格蘭姆西：一個革命者的生命》（Life of a Revolutionary ,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對於波蘭尼的生平，沒有單一的來源，但我從三個編輯的文章中獲得了一些資料：Kenneth McRobbie, ed., Humanity, Society and Commitment,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4; Kari Polanyi- Levitt, ed.,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0; Kenneth McRobbie and Kari Polanyi Levitt, eds., Karl Polanyi in Vienna,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2000).
[21]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34-35.
[22] 我在這裡提及的是葛蘭西對“政治意識形態”的定義，它既不是冷酷的烏托邦，也不是學究式的理論思辨，而是通過創造具體的幻想來表達，這種幻想能夠對分散、支離破碎的人民產生作用，喚起和組織他們的集體意志（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26）。
[23] 引用自Fred Block and Margaret Somers, “Beyond the Economistic Fallacy: The Holistic Social Science of Karl Polanyi,”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50.
[24] Kari Polanyi-Levitt and Marguerite Mendell, “Karl Polanyi: His Life and Times,”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22 (1987): 22.
[25]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88.
[26] Ibid.299
[27] 引自Cited in Polanyi-Levitt and Mendell, “Karl Polanyi,” 12.
[28] 波蘭尼明地確表示他批評的是庸俗馬克思主義，同時仍然堅持馬克思早期哲學著作的永恆真理。他將古典馬克思主義對立於”以社會的整體性和人的非經濟本質為中心的馬克思的基本哲學”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51).
[29] 在《大轉型》之前寫的一篇文章中，這種觀點表達得相當粗略：”人類已經陷入了僵局。法西斯主義以道德和物質的倒退為代價解決了這個問題。社會主義通過向功能性民主的進步來尋找出路。”（“Marxism Restated,” New Britain, 4 July 1934.）。波蘭尼後來並沒有拋棄這種觀點，而是通過社會的概念來深化，”因此，發現社會要麼是自由的終結，要麼是自由的重生。雖然法西斯主義者只能放棄自由，將社會的現實看作權力的贊美，但社會主義者卻能接受這種現實，並維護對自由的要求。”(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58A）
[30] 我對波蘭尼第二次接觸馬克思主義的交響曲之解釋與布洛克（Block）截然相反。布洛克認為，波蘭尼在《大轉型》中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斷裂”構成了決定性的打擊。布洛克主張，波蘭尼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層建築模型和相對自治的經濟概念，轉而支持一個含蓄但未明示的論題，即經濟關係始終嵌入社會關係之中。見Block, “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forthcoming) (即將出版)。然而，認識到經濟由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關係和實踐所構成，並不意味著否定馬克思主義。見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5)。此外，將波蘭尼簡化為“始終嵌入市場經濟”，就是將他的工作簡化為一種靜態社會學，這已經是涂爾幹、齊美爾和韋伯解釋過多的了。沒有充分體現波蘭尼對資本主義動態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獨創性，這是市場和社會的著名“雙重運動”。正如本文所主張的，與其認為《大轉型》是與馬克思主義的決裂，不如將其視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新穎發展，是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完美的伴侶。
[31] 有關波蘭尼對社會主義教育的終身投入，可以參考Marguerite Mendell, “Karl Polanyi and Socialist Education,” in Humanity, Society and Commitment, 25-52. 實際上，可以說波蘭尼是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伯明罕文化研究學派的先驅。
[32] 涂爾幹認為，”正常”的勞動分工通過將具體細節與更大的目標聯繫起來，賦予他們意義和目的感，但他補充說：”對此，他沒有必要涵蓋社會地平線上的非常廣闊的領域；他只需要感知到足夠的領域，只要理解他的行動具有超越自身的目標的就行了。”(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893] 1984), 308.）。對於涂爾幹來說，過多的理解可能會很危險，而對於葛蘭西來說，它則是解放的！也就是說，對於葛蘭西，工廠委員會的目的是幾乎無限地擴大工人的智力視野：”從這個起點–工廠，作為一個單位，作為創造特定產品的行為，工人逐步理解越來越廣泛的單位，一直到國家本身的層面……此時，工人已經成為一個生產者，因為他已經意識到了自己在生產過程中的角色，從車間到國家到世界。”（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10-11）。
[33]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27-29.
[34] 歐文的新拉纳克（New Lanark）和葛蘭西的都靈之間的平行比較必須加以限定！畢竟，新拉那克是歐文創造的，他是這個社區組織和母公司父親般的人物，而都靈工廠委員會則是工人運動的產物。直到議會否決他提出的減輕貧困和惡劣環境的計劃之前，歐文一直與有錢人與富豪過從甚密。他的想法是保守有著托立黨特質的，提倡和諧但等級分明的社會理想。隨著他的思想走向更激進的方向，批評當時的政治經濟學，特別是理查德·李嘉圖（Ricardo）和馬爾薩斯（Malthus），他的計劃和社區才成為了“社會主義”的標誌。的確，歐文主義成為了一個真正的社會運動，以對抗工業主義的嚴酷現實，盡管歐文本人對任何階級鬥爭的概念都有排斥感。參見Robert Owen, A New View of Society and 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V. A. C. Gatrell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813 and 1821] 1970); G. D. H. Cole, Robert Owen (Boston: Little, Brown, 1925).
[35] 沒有理由相信葛蘭西會認識波蘭尼，儘管他確實認識盧卡奇，但似乎是二手貨。見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448.。波蘭尼死於1964年，就在對葛蘭西的興趣重新興起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