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terotopias

我約莫寫於1997年底，刊載在破報上的一篇文章，找資料的時候無意發現。這些東西現在對台北，對我而言都有新的意義，台灣台北亦同，都無關人民。特別在官姐去世之後，世事恆涼方真理。當初無聲的學者變成綠營的良心；當初在違建運動不見蛋的，現在要在寶藏巖重搞過期的藝術革命；在工運社運場合曾缺席的良心都成為「轉型正義」的內容；當初對音樂季從無聞問的，現在責怪主流媒體忽略；看電視上偉大運動員的表演，然後去抗議電視。野台官人開唱，春吶橫慾垃圾。這些偉大事情讓我們變成beautiful losers, 而這，我以為Leonard Cohen在1966年寫完後，就應該風乾的，紀念自己的青春，而非拿來溫熱延遲的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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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北國度其實無關乎你的選擇

《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因為網路上的辯論而變得有點有趣，要檢驗去年台北的變化其實與妳我的選擇一點都無關，書中作者們的喃喃自語不過是《Here》雜誌的文藝青年版。

去年的變化其實就是陳水扁上任四年的驗收與成果，相較於市民意識的開發程度，市府本身的「進步」毋寧是更多的。這個逐漸浮現的社會地景就是打造「新台北性」，他絀力將城市變成封閉的部落國度，運用其所數倍於台北縣的預算，完成自己克里斯瑪的形象，藉以展現地方政府（國家首都）的從未經人嘗試的權限，以此邁向總統之路。順著高級化的路線與嘉年華歡樂並進，完成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與捏造民粹式的全民同意。

陳水扁的政策可說是由危機與仰望共同製作。一是對於台北政權，特別是綠色政黨在國家定位問題上的地方政府措辭，它如何能免除擔心台獨的市民疑慮與忠實選票的繼續支持，即使台北市市民較其他鄉鎮來的「公共化」與「都市化」；二則是來自經濟上的累積與發展，他必須獲得資本對於綠色執政的信賴，這是他毫不遮掩要「擁抱資本家大腿」的理由，而另一方面，他又必須面對1989年之後台北市熱絡的社區動員力量，而背負著民進黨運動成就與正當性，使得新政府必須有新的應對策略，以便在市民─資本家的結構中求取平衡的政治聲譽。這個因為危機而製作仰望的過程將是台北性社會生產重要切點。

用政治術語來說，他必須創造一種失憶症，失憶症並不是純粹的製作病變，而是善用「偏差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在政治上既能保有民粹份子的選票，又可過濾民主機制給予的限制。依照Bachrach & Brartz（1962）的解釋，偏差動員為：「任何型式的政治組織都引含特定的偏差，這種偏差僅利於某些衝突的呈現而壓抑其他衝突的表面化，某些議題被組合成進政治裡，而某些責備排斥出去。」。換言之，邊差動員決定了什麼是要被加強洗腦的，而什麼應該被遺忘，而這全由陳幕僚主持的選票精算來決定。

從目前逐漸可以浮顯的線索而言，「仰望」是失憶症的方案之一，因為仰望的製作過程，培養了市民觀看的角度，甚而限制了市民能夠觀看的內容。仰望並不僅止於形象，而是形象創造過程與操弄的技巧。換句話說，市政府「基本的經濟與政治矛盾，就是如何能處理出局了的社會人口。政治上的少數為了執行上的需要得控制整個過程，將政治秩序塗抹為一種新的合法形式﹍﹍仍有能力轉譯所有矛盾為象徵的政治。動員多發生於象徵關係，而非對社會組織提出一種取代性的另類替代性計畫。所有的都是精心設計與包裝，形象政治變成了政治」（夏鑄九，1993:373）。而這關乎新幕僚操弄象徵語言的能力與台北現實社會市民的歷史身份，因為需要仰望，所以象徵資本是政治實力重要的一部份。就如同「市民主義」所隱涉的民主風味一般的動容。簡單的講，台北市政府要成為的不是一個擁有兩萬員工宰治無聲的舊國家機器，而是接手新國族給予首都的戰略優勢性，利用象徵政治向成功的都市中產階級揮手致意，以及利用偏差動員篩選、過濾讓某些社區的議題可以上綱，藉以排除更激進的抗爭，以培養聲望的新霸權。

仰望給予了「台北文化」的政治經濟的內容。就文化層次的「仰望」製作過程而言，是從新市府的形象開始。除了由新聞局主導的一系列關於新市府新形象的宣導短片在各電影院播放外，「新生南路飆舞」、「總統府前飆舞」、「全民舞會」、「聖誕舞會」、「跨年舞會」、流產的「同志舞會」等等具體的收攏台北市青年的選票，耗資三千萬的台北電影節與四千萬台北藝術節更是此中傑作。對於稍具進步意識的另類份子，除了透過文化局的籌備以外，更花了巨資補助小劇場的史料建立與表演，中正二分局的「外租」，或重要節慶活動安插一些「另類」團體的表演，如「扁帽工廠」裡的地下音樂團體。「與民有約」在親民的象徵性上贏得普遍苦難、無處申志的小市民的贊同，市民享受到越級報告的快感，「阿扁熱線」更透過里幹事的動員，將傳統的政治樁腳納入未來選戰策略中，而「包裹市府」、「開放士林官邸」都富含民主與進步的象徵走在總統府前面。因為對商業的態度遠比舊市府來的敏銳和靈活，透過商業機制的宣傳，很容易將部份市民的歡愉感染給全台北市民，「台北之音」電台變成市府合辦活動的最佳伙伴。與特定族群的合辦的活動表態為其身為進步文化的機構，這些活動使的新市府的文化顯的新奇。除此之外，與新市府文化的發明同陳並列的，即是透過讓多數市民可以理解善意卻又不易知道執行效果的掃黃，並不惜犧牲公娼作為掃黃的表面意志，用掃黑政策來對於公理，或說一個想像性的安全環境發言，以每月排定的「市長有約」對社區發言。更值得注意的是陳水扁的姿態，他可以時而如「台灣」男人的親切與忠誠，時而穿上三合一的扮裝，時而如高呼新政府的魄力與執法的迅速，而羅文嘉不但成為新的文化紅伶，也成為諸多文化邊緣團體爭取的對象。

在操作手法上，看來矛盾的政策如：例如宵禁與辦舞會，其實有著同樣的邏輯。向年輕學子示意並不代表對目前的選民視而不見，相反的，台北市舉辦活動的政策是成人導向的，更正確的說，是訴諸家庭價值的成人利益（ adult interests-oriented）導向的。在父母承認孩子逸樂休閒正確的選項後，由市府挑選執行，跳舞遠比飆車、夙夜未歸、遊蕩不良場所安全。反之，不在父母認同的休閒之內者，台北市政府就會採取嚴厲的手段，例如宵禁、清除電玩。

這種類似新保守主義的政治策略全來自其陳政權本身的意識型態和背後的科學─民意調查。於是，在其文化所發揮的政治意涵上，我們幾乎看到新市府就像是流行搖滾（pop-rock），市府操作形象本身並無實際調整官僚體系或促成眾人所允諾的社會轉變，但因模擬了搖滾機器（相對於流行歌曲）所附有的「進步」氛圍，容易接合新世代（新市民）流行的口味與衝動，同時因為熟悉了象徵資本與商業資本的運作，使得流行程度大大提昇，它創新了一種血氣，與傳統綠色的悲情不同，他號召市民相信自己進入快樂希望的城市中，新的統治文化就是最好的失憶症。更理論的說，這是一種「台北主義」，讓市民願意成為此地部落的樂迷，藉著首善之都的資源，透過各種集體建構（台北是新故鄉、飆舞、來台北工作的人應該在台北繳稅，追繳台北縣欠市民的億萬工程費、淡水捷運的票價由台北市決定，要減價由台北縣政府補貼、中央阻礙台北成為國際化都市，中央的福利制度與民主概念與落後於台北市等等）、創造圖騰（陳水扁真正的三合一的形象乃為：台灣人、顧家的男人、親民的律師大家長，還有那長銷的扁帽系列產品）、連結個人與集體（與中正紀念堂互別苗頭的仁愛路燈會、總統府廣場是台北市管的、台北市藝術季、電影節）、並透過儀式形成集體自我從崇拜的結果。從台灣民主發展過程的特殊性而言，此種領導式民主（leader-democracy）是一種制度化了的奇理斯馬領袖，即使阿扁沒有奇理斯碼的特質，也創造了。這正是王振寰與錢永祥先生所提之「民粹威權」之台北版本。

換言之，陳執政以後的台北市，是個將選戰策略台北化的經營過程。他善用選戰的民意調查為判定都市政策的準則，新聞局像個熟悉象徵語言操弄的專業團康，使台北市充滿了趣味事件，透過策略與宣告的都市化、在地化，培養出一個新的部落偶像─新的台北國家（Taipei state) ，此種新的空間表徵是宰制表徵空間與實質空間的新霸權。這是台北新市府運動一個明顯的特質，其結果一方面造成全台灣其實由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都東施效顰，另一方面欲求表現的政策脫節造成象徵經濟的無效（例如東區曼哈頓、西區空洞化）與社會階級隱藏在民族主義後糾結的無解難題（如十四、十五號公園與公娼）。

在台北空間上，順著高級化路線，如果十四、十五號公園是台北社會縉紳化（gentelification）的象徵，那麼公娼事件就正如工委會執行長吳永毅所說的，是貴婦化（ladification），無限的道德上綱伴隨著高級社區的浮現、違建戶的清除、掃黃、宵禁、清除街道同志、查禁網路咖啡、電玩，以及最後的，將所有的歡樂權交給市府辦的活動，完成空洞化的市民權，被閹割卻歡喜異常的市民。在空間上，我們看不到任何因為任何活動投入社區的具體改善成效，所有活動除了塑造陳水扁個人人氣之外別無累積；為了創造可以看見的的國際化，他將發展重點放在東區，致力曼哈頓計畫，卻因為政治偏見忽略了兩岸關係以及台北的競爭力從來也脫不離環太平洋經濟圈，而大陸則是重點；發展政策的偏東輕西造成西區的舊社區日漸頹敗，創造新的議題不成，東區曼哈頓終究變成象徵經濟的象徵，而舊的難題則演發為絕症；台北的移民人口日益變多，台北失血而臥房城卻無限擴散。

在台北如果有任何一個生存的理由，不會是別的，而是你的城市經過你的參與能有否改變呢？或者你的參與不是只能有事件上的參與而是制度化的保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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