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部片爭議與廣告同樣多，獲得的殊榮與批評的火力同樣旺盛時，這絕不是一個小兵的事情。我即使沒有能力逃離這樣的火網（老實說，老編向我邀稿時，我就置身戰役中了，我想也許可以像史匹柏一樣說：我只想作一場戰役中的記錄者，而不想變成影評者），但至少還有點生存的本能。所以讀者現在有兩個選擇：別管下面的文章儘管走進電影院，享受爆米花和比爆米花爆上一萬倍的爆破場景，另一個選擇是看完後面的訪談（並且信以為真）後再看這篇文章（隨便看就可以了）。

這樣說好了，《搶救雷恩大兵》這部片，受邀為一向非市場導向的威尼斯影展之開幕片的同時，受到美國許多黑人組織的抗議，因為，無論是 DｋDay或者奧和馬海岸登陸一役，據統計黑人士兵戰亡的人數遠超過白種垃圾，但是片中沒有一位黑皮膚的演員，連臨時演員都沒有黑色的。在美國本地上映時，不但票房遠遜於《哈拉瑪麗》（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和《刀鋒戰士》（Blade），而且因為爆破場景和槍彈殺人過於真實，被列為限制級電影，然而在台灣，我們的新聞局認為此片意義深遠（好像我們也打敗了日本一樣），故以輔導級過關。在美國隨著冷戰時期的假想敵剎那間消失，炒作歷史情緒的另外一盤大菜（越戰）已經被奧力佛史東搞得胃口大壞，二次世界大戰變成唯一可以在全球經濟蕭條而美國獨外的局勢中，錦上添花地滿足美國在星條旗上需要的自我壯陽，順便報復一下統一以後自身難保的德國（即使德國車還是賣得比美國車好太多）；在台灣，所有的電影雜誌的封面全部被買下，而且在首映當天，包下華納威秀的十七廳同時「聯播」，逼得春暉影展撤退，膚色不白的我們卻沒有顯現任何不滿，看完電影後還可以回家看日劇。

雷恩大兵其實不是小兵，電影中的德軍士兵採到地雷，飛身空中斷腿落地，或者被砲彈擊斷頭頸，中槍後血脈噴湧的特效和身後傳來不知有幾個喇叭的立體聲時，就足以顯現這個資本大軍的本錢，它有著所有的戰爭紀錄片都不及的真實與血腥，雖然接受了編劇Robert Rodat（離家萬里的同一個編劇者）所想出的「道德」難題（七個人去救一個人，七對夫妻與一個已經喪失三個兒子的老媽奉陪失去兒子風險），顯然的史匹柏其實錯估了自己的實力，他想在片中傳遞的反戰訊息如果不是沒有，也被爆破場景削弱了，於是電影變成了夢工廠製作荒謬的實力，而不是戰爭的荒謬。

其實整部片處理最好的是「生存」主題，而不是道德救贖。在一篇訪問中，史匹柏回答記者的詢問時表示：德軍素以殘酷和紀律、精確的攻擊著稱。所以德軍在電影裡成為沒有面貌的殺人機器。導演藉著一段情節翻譯著他對德軍的印象：電影中被翻譯官與米勒上校放走的德軍，在結尾時射殺了米勒上校，最後翻譯官才恍然大悟般鼓起勇氣殺了德軍。在戰爭中必須生存（had to survive）而產生的殺戮恐怕才是真正的難題。只是在這個救人與殺人的天秤中，導演似乎忘了一件事：美軍在轟炸德國城鎮時，死了三十萬無辜百姓，這與南京大屠殺相比有得拼，美國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彈死傷也差不多。如果翻譯官和米勒上校是因為遵守紀律而放走德軍的話，德軍也不過是「遵守紀律」射殺米勒而已，藉著指責戰場上的荒謬與人性掙扎並不會讓人看到戰爭真正的可怕。

可怕的是藉著戰爭遺緒救贖一個不需要救贖的「美國神話」，就好像台灣現在流行利用歷史遺緒來救贖一個不需要救贖的台灣意識和台灣國一樣。上一代的人似乎總要提醒下一代口中的食物是我們的汗水，藉此在國族的血脈中留存記錄，在歷史裡存有檔案。本片其實只是重申了退休老兵的歷史角色，教訓下一代珍惜這個由無數生命換來的美景：在美軍軍官墓園前向米勒上校致意的雷恩大兵，其實就是美國新世代孩子的代表，而米勒問老婆的那句話：「我是個有用的人嗎？」，其實是代替所有美國人反身自問的問句。這個國家其實早已經強盛的可以免疫了，所有的疫苗不過都是商業的藥劑而已。

同樣的問句，在第三世界的國家恐怕都有相反的答案，我更想問的問題其實不是雷恩那句話，而是在美國軍官墓園一幕結束之後，美國自己如何寫下在世界上的紀錄？那些退休老兵怎麼了？有幾個有機會像雷恩一樣娶妻生子倖存到老？搶救雷恩大兵不過是一個精彩的電影，值得為它花三小時，在聲光效果極好的環境中思考中反戰和道德的大問題。說它是搶救美國或許言過其實，只是距離電影本身較近罷了。
（刊於破報復刊號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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