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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奇的不是蔡國強的作品 | It is not Cai Guo-qiang’s art-work that I am Curious about

Go to the profile of Huang Sun Quan黃孫權 支持諸眾之貌:亞洲社會運動圖像 出版計畫(2017/09/15 00:00正式上線)

人們對末日災難的想像總是基督教救贖懺悔的,有個永恆不變的形式:諾亞方舟(Noah’s Ark)。在末日電影與科幻小說中,無論多有野心企圖地指出末日一到,階級區隔、人類自私或是物種歧視等種種問題便會出現,能保存人類與生物繁衍的,都還只能是諾亞方舟,無論是幾千年前的神話的巨大木船,還是未來航向外星的飛船。

諾亞方舟就科學或考古來說,既非不存在又無從證明存在。《創世紀》(Genesis)中描寫上帝認為地球上充滿敗壞、強暴和不法的邪惡行為,於是計畫用洪水消滅惡人,只留下了好人一家與動物。像是懲罰人類留下的活路的生物置換計畫。諾亞方舟或許是異托邦的,它是災難得以重生的裝置,又是現實選擇的結果,想想上面那些人類生物的配種的考慮。它在不同的社會中都可以被想像出來,卻又還沒發生,以人類面對末日早已準備好的唯一方式而存在著。對傅柯(Michel Foucault)而言,船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發明,是無空間的空間(placeless place),沒有處所的處所,靠自己的各種裝置而存在,它是自我封閉,同時又駛在一望無際的大洋上,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從一個妓院到另一個妓院,一直抵達殖民地,去探尋在花園裡留待發現最珍貴的寶藏。諾亞方舟歷經4,800年後仍然做為警世的象徵,是因為它是最輕易理解的預言,最簡單地映射出人類破壞自然結果的一面鏡子,是災難的具象化,隨時提醒人類剝削自然、環境研究污染的後果。

蔡國強從家鄉找了條破船,上頭裝滿了99隻仿真動物,船上的動物布置成歷經大浪暈船的奄奄一息樣,由平底船一路由泉州拉到黃浦江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的碼頭,這個作品《九級浪》,8月8日將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蔡國強個展中展出。當船於7月17日抵達時,瘋狂的被兩岸媒體爭相報導。按照蔡國強於媒體採訪時的說法,這是對中國環境問題的反應,「無論是空中的霧霾,還是江上的死豬,生態環境在中國都到了緊要關頭。也是當今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藝術界無法迴避的問題。」先別理這個看似合理但不值得深究的說法,年輕的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館長龔彥在鳳凰藝術的訪問中表示,「這像是一個現代的寓言,藝術家透過創意來表達普世的關懷是很難得的」。她接著說:「蔡國強老師此次更像一面鏡子,是對傳統能源使用方式的告別,對傳統藝術創作方式的一種告別。」鏡子的形容說對了,但恰好不是龔彥說的那種反應中國環境問題的鏡子。

我幾乎不用舉什麼例子來描述全球環境生態的急迫性,或是中國現況環境問題的致命性,總之,與暈船的99隻毛動物毫無關係,無論他們奄奄一息或者暈船的姿勢有多逼真。日本高級車英菲迪尼(infinity)為此展的首席贊助商,在車商的新聞網頁上,讚許蔡國強的作品精神有大愛,一如此車品牌來自大自然的設計靈感,還有「敢.愛」精神。

在《九級浪》中,諾亞方舟重新被提取形式,生物置換計畫變成了無辜無生命的假動物,人只是榨取其他物種生命的行使者而非同行受難者,上帝的懲罰計畫變成人類表達高級物種的良心。諾亞方舟做為人類面對災難行動與反省的異托邦(鏡子),變成了藝術面對商業與展覽操作而極端形式化的恥辱(也是一面鏡子)。我好奇的不是蔡國強先生的作品,我想到的是傅柯論及異托邦一文〈另類空間:烏托邦與異托邦〉(Of Other Space: Utopia and Heterotopia)的結語:「若文明中無船,則夢想枯竭,間諜取代冒險,而警察取代海盜。」(In civilizations where it is lacking, dreams dry up, adventure is  replaced by espionage, and privateers by the police.)這艘船哪裡都去不了,停在美術館大廳裡,成為空間的無空間,處所的無處所,除了船的形象外,它倒轉了諾亞方舟所有的寓意,成了當代藝術生產的一面最好的鏡子:警察總假扮成海盜,而環境與夢想繼續枯竭。

(原刊於今藝術264期 2014年八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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