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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 父國 母國

Go to the profile of Huang Sun Quan黃孫權

 本文為作者在「漢雅一百論壇」(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七日,香港藝術中心)講稿基礎上於二〇一四年四月在台北修訂而成。刊於香港漢雅軒出版的《三個藝術世界:中國現代史中的一百個藝術》pp358-363

在陳澄波的作品中,有三件作品取名為「嘉義街外」,這是1926年入選第七回帝展的「嘉義街外」

〈漢雅一百:偏好〉,匯聚了中港台三地一百件作品,既是影響華人藝術圈至深的漢雅軒畫廊三十週年收藏生日展,也是策展人張頌仁與高士明有意識地以文人的、社會主義與當代藝術三個世界概念建構華人藝術歷史之索引。展覽無疑地提出了些好問題:私人典藏的偏好作品如何建立歷史敘事?能否以三個世界分斷疊合來重寫華人藝術史?其富於野心的三個世界結構是否被依其作品主題分類的展示方法而弄擰了意義?更甚,三個世界是否如兩岸三地(兩岸何止三地?)此種牢固卻過時的分斷概念,再次凝固歷史而非解放歷史?我想以一個非常個人的角度重新看待華人(如果這個概念仍適用來描述籠統的區域與經濟過程)的認同政治關係。

祖國

展覽是政治與詩意(敘事)的,越是政治的展覽就得表現越像僅是詩意的,展覽需要妥順的敘事邏輯就如同歷史學家要掌握有頭有尾的線索一樣,讓故事可以說通,說得動人,有可信的起源以及富有寓意開展性的結尾,政治便可以隱藏其中。展覽的主題之一「分斷與離散」,逼使我們更應該面對歧異的歷史(展覽的形式展現成的詩意敘事)和政治的關聯。分斷自是成王敗寇的政治學,人民與土地是無法分斷的,歷史連續,而政治分斷,國家只是政治的後果,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愛國主義只是奮戰過程中的副產品。十七世紀後新興國族國家(nation state)的打造,就是血緣與地緣政治如何自然化歷史之鬥爭。

因此,讓我們先來問一個起源的問題:國家(country)是什麼性別?德國人稱父國(fatherland),印度與其他許多國家則稱為母國(motherland),中國人稱祖國,先人之國謂祖國(ancestor’s land)。字面上看來,祖國就是祖先住過的地方,然而人都是暫居於世界,家國相對於恆久都是中繼居所而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告訴我們,無論住多久,住過與否,都不代表所有權,民族國家只是政治的結果,和血緣與祖先住多久無關。台灣在二戰結束,日本從台灣撤離二十萬人,從「祖國」遷進了二百萬人。祖國出現在我孩提時教科書上狀似秋海棠,長大後我才知道蒙古國(教科書上的外蒙)是在蔣介石在抗日成功後才讓給蘇聯,秋海棠變成老母雞。孔夫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蔣介石在台灣塑造自己是民族救星時,時任監察院院長的書法大家于右任先生常常大筆一揮寫下「民族救星」,台灣至今仍四處可見這四字,被台灣太陽花學潮撤下的「立法院」招牌,也是于右任先生的筆墨。從祖國父兄們逃出的祖國,則另有一位民族救星毛澤東,在網上搜尋,兩位民族救星總是並肩出現。此展的開頭便是于右任先生的字與梁思成先生設計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藍圖,他們二人後來各有祖國,祖國一分為二,或者說,祖國被兩地的政治決然任意地的取用。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藝術傳統,例如,西方風景畫(landscape painting)由可以入畫的景色所框,美景是適合入畫的,是擬畫(picturesque)的方稱自然。中國文人畫則由人寓居于中,由個人經驗體會畫中美景意境,而非畫的主題與形式。文人畫是傳統中國文人世界的再現似乎毫無疑問,然而,台灣農村不是西方風景畫,也非中國文人畫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的生產型農村,客廳及工廠,全島都是加工廠(如陳界仁作品),八零年代之後,李登輝主導的「農地開放買賣」讓農地碎裂化地捲入都市過程,從此沒有自然沒有農村,沒有古典主義意義下的農村與社會關係,台灣的農村不入藝術,不入畫框。如英國文化研究學者Raymond Williams所說的:「A working country is hardly ever a landscape」(勞動的鄉村從來都不是風景)。

但台灣還是有小鎮景致的。陳澄波的畫裡有,但畫中無人,有人也只是裝飾。陳澄波于東京美術學院完成研究所學業後,受聘至中國上海新華藝專與昌明藝苑任教,並獲選為中國12位代表畫家。一九二九年六月,以畫作〈清流〉受推薦代表中華民國參加芝加哥博覽會。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被國民黨槍殺於嘉義火車站,離他入選1926年第七屆日本帝國美展的畫作〈嘉義街外〉不遠之處。兩年後,我母親生於台中梧棲的小漁港。

父國

文化大革命那年,我出生。在這個或者那個軍法局(陳界仁作品),兩岸政府都是數學資優生,解決了二二八或者文革時期該被好好計算的數學。父親從十四歲被國民黨抓兵,離開閩北武夷山下的農村,一路打仗撤退到台灣時姐姐剛出生,終生未得謀面。他的父國在祖國,有一家子的親戚,閩北山丘下綿延的農田茶園果園還有據說很精緻典雅的黃家宗祠,身上有著抗日反共的兩個彈孔。他的母國也在祖國,祖母據說是浦城縣的美女,但所有的思念都帶有美化與英雄主義的創造成分。父親過世後許久,兩岸開放探親,我與母親飛到了福州機場,坐了四天四夜的小巴,穿過閩北高高低低的丘陵到了浦城縣忠信鄉黃家村,我看到那片依山的農田,還有被無數家庭分居的黃家宗祠,見到我的親姐姐,家族裡的陌生親戚,突然老了的輩份稱呼,喝了桂花甜茶,陌生的父國才在一碗碗無限期停止的自制米酒中逐漸顯影。我腦袋印象最深的卻是沿路徬山雄偉的閩北建築樓群,以及剛啟蒙的左派意識讓我感到宗祠被無數孤苦家庭瓜分是非常美妙的事。血緣還不如教科書中的中國近。

他的父國在祖國,而我的父國就是他的現下的家,他的遙望思念都在我抬頭可見之處,我的母國就是我媽我外婆我阿姨的家。我寓所在我母親之地。

冷戰時期的美日台關係,使台灣成為中國統一的阻礙。蔣介石在「中」美斷交前,與美國商量好承認兩個中國同時存在未果,從來也沒有過國共不兩立的誓言。我父親以及當初來台的兩百萬父輩姨婆們,為了誓不兩立的謊言拋家棄子,與對岸勢不兩立,化灰燼也恨吧。台美斷交後,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撤出,但將我的家園慢慢變成「社區」,原本用來規劃補助救濟單位的名稱,取代了歷史稱呼自己家園的名字,家園國家都是被命名的,被召喚的。

母國

我不懂離散,我沒見過祖父母。我母親就是我與土地的所有聯繫,但我從小長在一個不同於此土地的村子。眷村。全台灣近九百個,約三成外省人四十餘萬人住在眷村。藝術家侯淑姿描繪一種分斷的安居,新故鄉。爾後,再度離散。〈鍾文姬與黃克正〉的故事裡,一個本省客家人嫁給了外省軍人,結婚後一家四口都住在四坪大小的房間裡七年,爾後又從台中搬到左營復興新村,再搬到崇實新村。丈夫出外帶兵常常一、兩個月沒回家,全靠鄰里排解寂寞。後來小孩大了,鐘文姬則到南梓加工區上了二十幾年的班,住在左營也快四十年了,幾乎就是她的第二故鄉,眷改條例的兩個選項他們都沒有選,與國防部打了四年官司,也不知未來何去。簡單的文字與八幅作品就照映出眷村的普遍歷史意義。〈尚久菊與陸鐸〉則是兩個來自不同省份的人在台灣相識相遇。〈殷陳城蘭〉以女性敘事,獨照、屋景、樹景、巷弄角落,一如前者,除了以公共空間取代了客廳外,其餘相同。攝影主題的相似,餘韻反覆,完成了地方空間的辨識體系,彰顯了眷村生活的整體性,住過眷村的人都知道什麼是公共生活,就是當你家客廳就是別人家的巷弄之時。眷村的孩子,記錄也見證保質期內的「中國」,是中國的此存在(ça a été)和兩岸空間的指標性關係(indexical relation)。

我與父親的相處,哭訴與請求都是非常陌生的。記憶中,我們的對話不超過二十句吧。你面對的是一個從小五開始就會打還手的孩子,一個國一的小孩在你臨走之時,一人在醫院守著你的屍體(被罩在一個綠色紗籠底下像是被庇護的冰冷菜餚,像小時候的飯桌上的那種)一夜而面對所有家人不落淚的不孝兒;而我面對則是一個孤寂的老人,即使你把我放在腳踏車上從永春街走到823陸軍醫院的遙遠路上,你仍未發一語,彷彿這路是走在你閩北的丘陵上,而腳踏車上是您從未謀面的女兒,我的同父異母的姊姊。既未曾識得謀面,又何來話語?我在你面前,而你無能關愛。我們的關係像是個錯置的愛,總來不及在學會時候用完,或在能使喚的時候找不到對象。你獨自拉胡琴的時候,我在外婆家度過快樂的暑假,在台中梧棲港與外公出海捕魚,剝牡蠣殼,聽著外公說小時候吃兩個月鯊魚肉的故事。我小六你失聲之時,你透過胡琴的話很吵,我更厭倦你那永遠不變的曲調。你的黃昏是我的青春。我很晚才開始認識你黃昏中的風景,你相信也好,不信也罷。我工作地方的報紙網站被中國封鎖而台灣很多人說我們是統派,我認識不少外獨會的朋友,參加學運,幫民進黨的候選人助選,在八百多戶的眷村投下第一張「叛亂」票,也曾在地下電台主持政論與音樂節目二年多,也為了地下電台被抄抗議而從指揮車上被水柱沖下來,最後又因為十四十五號公園反拆遷運動時與民進黨和學運時期以來相識的同志分手,而至今我沒有一點欣喜,一點點都沒有。而我的生活,總在沒有選擇中前進,我的愛情,簡直像團狗屎,插鮮花都嫌小。至今唯一的狗屁結論是:拒絕比追求的勇氣多,用在政治上,起碼讓我不用與媚俗談戀愛。但是用在愛情上,簡直一敗徒地。我想我們關係中我唯一體會到的是「寡言」,還有寡言後面的某種實在論的生命哲學,絕對不是一個14歲孩子可以學會的事情。而你,一個14歲就被抓去充軍打仗的孩子,可能很早就學會了。

離散是猶太人的專利但非專屬,從羅馬時代就必須身繫黃色絲巾出門標示身分,只能從商,流離飄泊,受不同族群國家的欺壓,乃至建國後,也使別人重複他們的歷史。台灣一直是他者的家園,以前是,現在是,未來也是。台灣現在有四十二萬的外勞,三十八萬四千多的外籍新娘(台灣原住民人口約四十八萬),中國籍的配偶則佔其中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侯淑姿的〈望向彼方─亞洲新娘之歌〉說出了台灣成為外籍新娘下一個故鄉的夢想與痛苦之地,她們從父家到夫家,作為生殖與生產的工具,身體用來換在父家的新房,愛情與幸福則是可遇不可求。在高雄旗津的小學,班上六個孩童有一個就是「混血」兒,台灣正邁向新的多元文化與血緣的未來。母國是我的,與台灣此存在的政治、歷史情境,是生育的,女性的,夢想的,移民的,祖國父國的「例外之地」。如果中國對台灣的情感,不是政治的,那請告訴我,中國作為華人的「祖國」,靠什麼來召喚?中國何時可以成為他者的家園?

我們總是崇仰強者的價值,輕視弱者的價值,讚揚獅子的歷史,忘記獵物的歷史。屬地主義式的情感,自然化了歷史,讓我們誤以為寄居之地就是起源之地,忘了這只不過是土地與私有財產連結產生的巨大情愫而已,我們愛鄉愛國是因為我們(曾)擁有它,若非如此,我們有什麼依據將政治瓜分後召喚成家園的土地變成一生依戀的寓所?有什麼推進歷史展覽的方式,不是用時間的而是用空間的敘事讓政治現身,讓政治成為多重選擇之一的意志而非統攝歷史的方式?

這個展覽中,讓我感動與憂心的是同一個部分,這些作品安穩地在三個世界以及特定分類中被安置,而不是擾動,動容之處恰是麻醉我之處,詩意隱藏了政治,而最終也讓歷史自然化了。讓我引用Edward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書中的句子作為結,他引用一個十四世紀印度學者說的話:

「作一個初學者,他熱愛自己的家鄉。作一個強者,他愛全世界。作一個完人,他什麼都不愛。因為一個初學者,他會把他的愛全付出在一個地方;一個強者,他會把愛推及全世界;可是一個完人則對這世界止息了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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